1894年是传统天干地支的甲午年，也是中国历史上屈辱的一年！
01戊戌变法缘起
这一年爆发了著名甲午中日战争，最终清政府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战败告终。
甲午战争的失利大大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战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使得了中国的部分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幡然觉醒。
02清政府实行变法
1898年正月，康有为向清政府上奏《应诏统筹全局折》。六月，光绪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清政府决定采用鼓励工商、废除八股、兴办京师大学堂、寻用人才等一系列政策，开始了内政上以学习日本为榜样，外交上联合英日以拒沙俄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
此后，康有为甚至向光绪大胆提议留下来华访问的伊藤博文为宰相或为维新指导顾问。
03戊戌变法在日本反响
戊戌变法算是中国统治阶层真正向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开端，这对于当时的日本亚洲主义者和中日同盟论者来说，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牵动神经、看到希望的大事件。的确，在戊戌变法之初，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对此事普遍持支持、欢迎态度。
《日本》的报刊负责人——陆羯南认为，戊戌变法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日本应当抓住此次机会刺激诱导清政府进行制度上的革新。
国权主义者——德富苏峰主办的《国民新闻》也认为：“促使中国人的觉醒确实是我国朝野上下人士的一大责任”，日本政府应当获取清政府的信任，使往后中国之所有改革事业都依赖于日本。
德富苏峰
伊藤博文所控制的《东京日日新闻》建言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改革“宜尽量支援指点”。甚至连鼓吹“脱亚论”的福泽谕吉所主持的《时事新报》也认为，变法是中国迈入文明之门的重要之事，而“以日本为师”对中国的改革是最为有利。
福泽谕吉
04戊戌变法过激论
然而，1898年九月发生的戊戌政变，使得清政府的维新事业夭折。于是日本国内的舆论风向马上逆转，戊戌变法“过激论”成为当时日本人的普遍看法。
1898年十一月，刚从清国考察回来的伊藤博文接受了宪政党的邀请，在众多内阁重臣参加的会谈中提出了对戊戌变法遭遇失败的看法。
伊藤博文
他认为清国的改革、改良无论如何也是必须进行的，但是他并不认可清政府改革的方案和顺序，彼之大国对数千年所传承下来的政治文化制度进行有效改革，绝不是只在一朝一夕就能够顺利完成的。
后来做过袁世凯子嗣家教的有贺长雄也曾在《外交时报》上发文指出戊戌变法的“过激”，同时他分析了清政府下一步改革的可能途径。
有贺长雄
他认为经过戊戌政变的一月后，事态已经渐渐明了。清国皇帝过分着急改革，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奏议，频行急进之政，故招来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反对。
这是政府内部纷争，既不是国民之气势所动而生此变化，也不是由外国势力耍阴险手段而起。
九月的政变虽然失败，但是清国的革新从今以后必将作为世界之一大问题存在，并构成影响列强在远东外交政策的一大要素，如同土耳其革新问题影响列强在东欧的外交政策一样。他指出：
中国革新不仅是为了清国，对于远东之将来亦属必要。
中国国民现在虽然缺乏国民团结力，但此种团结力量的要素，即在人种、历史、文字、习惯上的一致性是充分存在的。
十分繁盛的社会生活中极易酿生建立在新基础上的国家团结，因此中国绝不是没有革新的希望，问题唯在顺序方法。
我国与中国不仅国土相邻，而且人种、历史、文字、习惯相近，加之甲午战争引发了列国干涉的端绪，这种责任使我国具有了诱导其进行安全革新的义务，这是满天下都无异议的。
……中国革新有三途。一为中央政府着手而后波及一般国民，二为从地方着手而后波及中央。从地方着手又有两途，一为地方人民首先兴起运动；一为地方官吏发起形成革新趋势。
有贺认为，由人民发起革新运动是最危险的，因为民间起事会招致中央政府的镇压，从而引发国家的战乱，中央政府倘若不能快速平息，就会出现借助外国势力镇压太平军时的情况，而革新势力也会借助外国势力来对抗中央政府，结果将出现比不革新更糟糕的情况。
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等人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虽然好过前者，但容易遇到了守旧势力的强烈反抗。因此，清国最稳妥的改革途径是“由地方上有势力的官吏做起并波及影响上下”。（此后的辛亥革命类此）
结果
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清提携”的论调在日本急速退潮，持亚洲主义者开始调整对华策略，甚至转而主张与列强共同瓜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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