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为什么爱自杀？

2020年7月9日，朴元淳传出失踪消息，同日深夜被发现自杀身亡。

其实对于世界各地的读者，听闻韩国有关自杀的新闻，并不新奇，世卫组织2018年数据显示，韩国位列全球第十高的自杀率国家。韩国在2010年还一度达到每10万人就有33.3人自杀，位居全球前三。

据报道，韩国14年来有超过30名知名艺人自杀，其中不乏中国观众熟知的崔真实、张紫妍等明星。

而韩国政商界的自杀名人，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男性，自杀率一度接近每10万人38人。上至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现代集团前董事长郑梦宪，下到底层官员因安全事故或工作压力太大选择自我终结，韩国形成了另人震撼的“自杀文化”。

为什么韩国人自杀率居高不下，成了一个他国眼中“爱自杀”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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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负罪感文化

韩国人的自杀，与儒家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在东方国家，作为一个男人，常常以君子之德，和君子的使命感要求自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义礼智信”等一套根深蒂固的文化要求自己。

尤其对于韩国的官员，个人荣辱不仅事关仕途，甚至关乎一生的评价，在这种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韩国人形成了敏感、自尊、追求内在升华和外在人格的性格倾向。

当然，与之对应的是耻辱感，一旦因为个人过失或工作不力，造成舆论的负面评价，韩国官员往往会背负巨大的内心耻辱感。

如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中，造成不少学生遇难，檀园高中副校长在被从失事船只上救起后3天自杀，留下遗书称：

“独自活下来太痛苦了……我承担全部责任，是我推动了这次旅行”。

在今年上半年的防疫工作中，两名防疫官员由于压力太大而选择了跳江。

之前卢武铉总统，就是因为面临受贿指控，选择了自杀谢罪。本次首尔市长朴元淳，同样是面临性侵指控选择了自我终结。

在东方文化圈的人看来，官员一旦涉嫌丑闻，便从此背负了沉重的耻辱感，与中国不同的是，韩国少了一种儒家文化中的柔性，少了道家出世的终极关怀，佛家的避世也在韩国主流文化中缺失，造成韩国的耻辱文化过于刚性。

只有通过自杀谢罪，才能一定程度上挽回自己的颜面。自杀成了一些韩国人表达对失败负责的态度，甚至受到一定的推崇。

2

传统家庭瓦解

韩国老年人自杀者众多，也是自杀率高的重要原因。

儒家文化的圈子，韩国人同样看重“孝”字，以孝为先，但是韩国传统的大家庭，三世同堂的家庭形式，在都市化的韩国，早早瓦解。

家庭的单位越来越小，许多韩国老年人不得不独自生活，而儿女由于沉重的生活压力，或者关系不睦，不一定能够经常来看望或照顾。

在这些韩国老人看来，他们年轻时付出，但是终老却得不到相应的照顾和赡养，有的甚至没有退休金，长期一个人居住生活，身体健康恶化，或者行动不便，很容易患上抑郁，导致最终的自杀。

3

社会进阶不易

韩国是高人口密度国家，2015年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509人，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同时，韩国也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人口大多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达到为82.5%。

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人口总计为2527.4万，占到总人口的49.5%，即是说，韩国有超过一半的国民，都生活在超级大都市之中，不得不适应都市化的生活：

巨大的工作压力、超级快速的节奏、低端劳动力和过时技能不断被淘汰……

在这样的都市环境中，不管任何年龄段的国民，都要非常努力。

以学生为例，要早早地忍受学生阶段繁重的课业压力和激烈竞争。

城市里的升学压力大，不管学习好坏，韩国中小学生都要去补习班补习。多数学生从周一到周日，课程排得满满的。在亚洲特有的教育氛围中，父母希望孩子通过考上好大学，学有所成，改变命运。

从老师到父母，压力全部传递到孩子身上，最终让子女不堪重负，小学生有小学生的压力，大学生有毕业的恐惧和社会的压力。

尤其对于青少年自杀群体，课业压力大、家庭不和睦、贫富差距大、就业困难等，都是刺激他们自杀的诱因。

贫富差距，往往是压垮成年韩国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从2012年的《江南STYLE》到2019年热映的韩国电影《寄生虫》，背后都在反映了韩国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KBS）曾在去年1月，以“财富的不平等”为主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5%的回答者认为“韩国财富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认为“不太严重”的人仅占3%。

韩国将国民收入划分为五档。

韩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韩国处于最底端20%家庭的收入进一步减少，主要原因是工作机会减少，家庭月均收入为123.8万韩元（折合7215人民币），相较一年前减少17.7%，创2003年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减幅。

相反，收入水平位居上游20%的家庭月均收入达932.4万韩元（54342元），1年间增加10%以上。

2019年下半年，韩国单人家庭突破600万大关，其中近四成为无业人员。

在这种普遍的贫富差距面前，韩国社会被大财团牢牢把控，没有家族背景、家族积累的韩国社畜和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打工族，很难有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社会地位的可能。

一旦遭遇社会动荡或金融危机，韩国媒体总是能够密集报道出韩国人自杀的新闻。

当然，还有一种效应，称之为“维特效应”（自杀模仿），即当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人们模仿主人公自杀的现象。

韩国官员、明星本来是国民的表率，但是时常爆出自杀新闻，无形之中起到了带动作用，对许多患有抑郁症或心理障碍的韩国人，起到了心理暗示作用，最终导致了不幸。

当然，对于自杀率居高不下，韩国政府也相当没有颜面，文在寅政府更是在2018年提出了“预防自杀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根据之前五年7玩命自杀者的资料调查，分析了韩国人自杀的特征制定而成。

根据该项计划，韩国人40岁以后每10年都要接受抑郁症检查，政府将对失业人员、情绪劳动者、警官和消防员等自杀风险较大的职业群体加强预防自杀教育。

（麻浦大桥的心理干预）

韩国在著名的自杀者圣地，位于首尔的麻浦大桥，进行预防宣传和心理干预，力求最大限度减少自杀现象发生。

同时，对于在网上鼓励、着急自杀的行为，将会入刑。韩国政府希望到2022年，把自杀率降低到现在的三分之二。

但韩国这种根深蒂固的耻辱感文化和自杀背后的社会根源，却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