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后，明朝文官独大，彻底压制了武将！

明朝在初期并没有出台什么特别拔高文官而压制武将的政策。但在土木堡之变后，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开始出现。那就是文官集团在朝廷上的独大，做到了对武将阶层的彻底压制。一直到明末，边患不断还如此。

那么在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武将为何彻底陨落，而文官集团能始终撑住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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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土木堡前后损失巨大

实际上，土木堡之变只是一个契机。这次灾难性的事变本身，并不是文官集团独大的原因和开始。因为文官独大基本上就是在宋朝建立后就开始的王朝政治运动，也是当时所有东亚集权政治体制的必然性选择。武将阶层在土木堡的灾难中的巨大损失，则给了他们最好的机会。

明朝在建立之初，其实是反对文官集团一家独大的。除了一些功劳过高的将领被朱元璋清洗外，大量的中层和基层的军官还是被保留下来。你从明朝设立的军事家族成员不得退出军籍这一规定，就能看出朝廷希望这些职业军人一直保留应有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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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虽然杀功臣 却还是基本上维持了文武平衡

此外，各地的藩王手里也有自己的直属部队。他们是明朝皇室统治各地的直接代理人，他们手里的军队也往往比一般卫所部队要强。这种制度设计，是预备处理各种突发情况而单独设置的。倘若国家遭遇非常强势的外敌入侵，那么藩王的权力与军队，都要求他们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地区，立刻执行兵力集中。

但这种比较蒙古式的制度，显然不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更是有违在当时已经彻底变味的儒家世界观。当时的文官，由于文化和社会氛围因素，以及选拔与考核标准，都是不折不扣的儒家士大夫来源。他们从晚唐就开始了一种对武力阶层和非儒家社会精英的刻意排斥。这即是对自己生存空间的考虑，也是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番将、胡商得势，形成本能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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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儒家世界观在明朝时已经彻底变味

很可惜，在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军事需求迫使各方割据势力都更重视武人集团。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世界，在乱世中暂时落空了。文官们就这样一直被武人压制到五代后期，通过志在削弱地方兵权的后周建立，才开始看到了翻身希望。

随着带有五代军头身份的宋太宗赵匡胤去世，他们终于依靠宋太宗的支持，开始取代和修理武将阶层。尤其是那些在宋朝兼并四方战争中，投靠过来的地方人物或边境上的番将。结果自然是宋朝的军队战斗力开始一落千丈，在对外作战时屡屡要掉链子。很多时候表现的都不如晚唐或五代时的一个地方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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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为了一己私欲而成全了文人士大夫

这个演化过程在蒙元到明朝初期时，得到了遏制。但在朱元璋死后，这个可怕的进程又重回正轨。明朝第二代统治者建文帝，就是一个非常支持儒家集团掌控一切的文弱君主。但在他的理念中，对武人集团的压制还是其次，迅速削弱地方藩王的地位才更要紧。一系列让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后，就引出了朱棣掀起的靖难之役。大量被文臣集团控制的中央军部队，在这场平叛战争中表现是一塌糊涂。对面的朱棣则控制着明初制度设立下的军事体制，用藩王直属部队+精锐边军+蒙古番兵的组合，屡屡吊打文官控制化的建文帝大军。

朱棣成功上位后，出于自保的目的，也大肆修不属于自己体系内的理藩王与武将。但作为预防措施，他一方面加强了自己手里的禁军部队。另一方面用封爵和赏赐手法，扶持了一些为自己立过军功的武将。这些武将就以较低的爵位保存下来，几个重要家族都存续到土木堡时期。他们也是明朝朝堂上，最后一批可以与文官集团稍作抗争的武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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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的选择从正反两面看都是前车之鉴

只是这种最低限度的保险措施，实际上并不能改变明军总体衰落的趋势。尽管明军的衰落是多重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但大部分时候的受益者无疑还是士大夫们组成的文官集团。在土木堡战役中，最后一批有担当能力的武将全部牺牲。留下执掌北京的高官，就基本上全是文官成员了。

著名的于谦就是文官代表人物之一，土木堡惨案简直就是助他一步登天的阶梯。从力主拥立新君景泰帝，到用帝国的资源储备去击退准备不足的蒙古军队。文官的控制力基本上已经在他手上被确立下来。哪怕明英宗后来通过分化文官集团，并依靠曹吉祥为代表太监势力一起，在夺门之变中清洗了他，也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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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的成功就是文臣彻底把持朝堂的标志

从明英宗后期开始，文官们不仅彻底把持朝堂，还经常在军事领域对武将阶层进行一种可怕的逆向输出。由于明朝本身的阶级制度设计，大部分武人就是负责带兵的大老粗，失去了产生忠臣要员的可能。而士大夫阶层里，还可以通过阅读兵书和史书，再到前线做官混资历的方式，为自己博得一个儒将雅号。其中是会有王越这样培养出一定军事能力的幸运儿，但更多时候都仅仅是绕开普通仕途的曲线求官而已。

一直到明武宗的特殊时代，明朝军队中才冒出一个获得皇帝恩宠的江彬。但他的晋升之路，除了含金量有限的所谓军功，更多包含了贿赂与阿谀奉承一类的文官路线。在武宗死后，他也迅速被朝中的文臣士大夫们清洗。他的死，让可以与文官们分庭抗争的武将，彻底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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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为名将的戚继光 也必须同文臣大佬的政治生涯绑定

再到嘉靖与隆庆皇帝两朝，军中冒头的戚继光与俞大猷，已经彻底拜服在文官脚下。无论军功如何，都要担心扶持自己的文官倒台。戚继光的辉煌，几乎就是同首辅张居正的政治生涯，绑定在一起的。而后来很少获得支持的李如松，就只能不断带着精锐近侍冲锋，忙到战死为止。他同时代的士大夫中，却出产了杨镐这样的奇葩。依靠一手不错的曲线求官策略，先后让手里的明军输掉了蔚山之战与萨尔浒之战。

但明朝显然没有从这些事情中吸取教训，甚至连总结经验教训都谈不上。当满洲在关外不断崛起，内地的农民军此起彼伏，还要靠洪承畴这样的儒将去打。这也就是怪不得吴三桂这批军头，心灰意冷的投奔大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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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活到死 就是李如松这代武将的宿命

所以，土木堡之变并不是明朝文官集团抢班夺权的开始。武人们在之前就已经受到了很多限制和打压。但在土木堡，战败的巨大损失，一次性的将开国初期留下的残存贵族武将给消灭了。往后的将领，如果是出生军籍，都在实际地位与名望上矮了文官同僚们一大截。所以朝堂被文官们彻底把持，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