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的佛门天子，萧衍到底有多佛性？

当北方血雨腥风、动荡不宁的时候，南方保持着惊人的平静。和北方皇帝走马灯般更换不同，南方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处于同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梁武帝萧衍。

萧衍在位四十八年，超过整个南朝历史的四分之一，四十八年不仅仅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是放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那也是少见的。他的皇帝是从同姓的南齐手中篡夺而来的。实际上，萧衍压根都没想到自己能当上皇帝，以至于当纷扰初定之后的天下被传递到他手中后，萧衍都没有心理准备。受禅当日，萧衍坐上皇帝的辇车，便对陪乘的老伙计、侍中范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大致意思就是我恐惧的心情就好比是用坏掉的绳索来驾驭六匹马。”范云反应极快，当下回道：皇帝已经当上了，辞职是不行了，只能加倍小心，边走边看了。所以，萧衍登基之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勤于政务。他不分冬夏春秋，坚持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

萧衍为政，有两大特点。一是宽。南梁改革刑律，强调“明慎用刑”，逐步将一些古老的肉刑，比如劓鼻、刺字等废除，并改革各项滥刑和苛捐杂税。南梁的刑法相比各朝而言，很宽恤。这对老百姓有好处，可也产生了各种弊端，主要是官僚贵族们犯罪后的惩罚过轻，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官僚贵族。二是俭。萧衍与萧道成一样，力行节俭。萧衍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节俭皇帝”。他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盖两年，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每天常常只吃一顿饭，有时候干脆就喝点粥充饥，衣服就随便拿件披在身上。南梁社会风气在萧衍的带动下有了很大改善。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最大的名声是“佞佛”。萧衍以佛教为南梁的“国教”，在南方大力推行“佛教化运动”。南方有佛寺近三千座，僧尼近百万人。天监十八年（519年），他在华林园受戒，亲自带发修行，法名“冠达”。而早在几年之前，萧衍就已经一天只吃一顿饮，不吃鱼和肉，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并且在50岁（514年）后断绝房事，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女子。后人应该相信，萧衍是真正的佛教信徒。早年，他就参与了以信佛著称的竟陵王萧子良的圈子，与无神论做坚决的斗争。登基后，萧衍以国家之力大造佛寺，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他的杰作。针对当时热门的佛教、道教与儒家三者的关系问题，萧衍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那就是“三教同源说”，认为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萧衍的“金口玉律”缓和了人们的思想冲突，对佛教的推广大有帮助。从这点说，萧衍算得上中国早期佛教史的重要理论家。

此外，萧衍还为佛教制定了很多戒律，最著名的就是规定和尚和信徒必须吃素，甚至要求国家祭祀不能使用牛羊。后来，有官民反映，认为祭祀不用牛羊，对祖先和神灵不敬。萧衍就改为用面粉捏成牛羊的样子，作为替代品参加祭祀。

一个皇帝，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除了个人信仰之外，肯定还是有着其他的深层意思的。南方地区之前屡经动乱，人心不安，萧衍登基后自然面临如何安定国家的问题。萧衍认为，安定国家就要禁绝杀戮、收拾人心，用共同的思想改造官民观念、统一人心。而当时的人们认为儒家根本没什么用，反而让自己遭到战乱，就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寄托。恰好刚刚在中国兴起的佛教，能否满足这一系列要求。于是，萧衍决心“以佛化治国”。

萧衍的考虑不可谓不好，执行得也不可谓不真诚。但是，他很快就做过了头，让一桩本可利国利民的好事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大规模的造寺和法会，都由国家买单，逐渐掏空了国库。大批人口出家或者托庇在佛教势力之下，又削弱了国家的税赋能力。对此，萧衍不仅不反思，反而越做越上头，上演了多场“皇帝出家”的闹剧。而每次出家，群臣基本上就要花一亿钱捐给寺庙来赎回他们的皇帝，就这么折腾了几次，南梁越来越穷，而同泰寺则资金雄厚，楼阁台殿富丽堂皇，九级浮屠耸入云表，更有多座黄金筑造的大佛。

萧衍如此佞佛，每次批准犯人重罪后都要为之愁眉不展一整天，在内政外交上更是变得柔弱异常。他怎么来抵抗北方强大的敌人的侵扰呢？

萧衍对付北方的方针是：少打仗，多招降。打仗杀人不符合南梁“佛化治国”的基本国策。他对佛教的“软实力”非常自信，相信北方的蛮夷之辈终将被佛法所吸引，从黑暗中投奔佛光普照的南方。果然，不断地有北魏的官民投奔南梁而来，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最后连宗室亲王和藩镇大将都归降来了——只不过，他们不是被佛法所吸引，而纯粹是因为北魏大乱，到南梁逃命来了。萧衍对南逃的北魏官民，以礼相待，优遇有加。对于其中的有用之人，萧衍量才录用，利用他们“反攻”北方，试图让降将叛兵们替他开疆拓土，做无本的买卖。

可惜，佛门天子萧衍最终还是败在了佛上。因为他的佛，让侯景把南方彻底地给乱了，南梁也基本告别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