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波宛在（外一篇）

荆波宛在是南昌一条小巷的名字，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好像是在几年前，又好像是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我开窍般地感受到它的魅力，我知道这与我的年龄有关阅历有关，与我对历史的理解对文化的感悟也不无关系。

稍有语言感觉能力的人，都不会对这四个字无动于衷。不需要语言学知识，也不需要在“能指”、“所指”之间磨蹭，只要从字面上的大意想一想，轻轻地念上几遍，在“平平仄仄”的韵律里沉浸片刻，你就会拍案叫绝。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此名源于何朝年代，“荆波”估计是某雅士的字号，宛即仿佛，全部的意思就是一位字号为荆波的先人仿佛还健在，还存在。用这等方式命名一个地方，恐怕在汉族人的居住地是极为少见的。南昌建城于汉朝，古名豫章，王勃《滕王阁赋》开篇’豫章故郡”可以为证。解放前以“豫章”命名的商号、学校有不少，后来就绝迹了。不知“荆波”何许人也，竟然“宛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些封建余孽在“文革”前就被铲除了。

荆波宛在—古朴、飘逸，带着历史的风尘，从一个民族的深处走来，走到南方的一座城市。我对南昌的过去知之甚少，但我知道，“荆波宛在”不可能是鹤立鸡群，文化是一张网，是千丝万缕的谱系。荆波宛在一头连着应天寺，再过去是系马桩、老贡院、书院街；另一头连着孺子亭、洪恩桥、羊子巷；周边有南海行宫、校厂西、康王庙、皇殿侧、鸭子塘、桃花巷、廉让里、大井头、流水沟……这些地方有的书生气十足，文绉绉又不酸溜溜，有的根植于尘封的岁月，捎来幽幽情怀；有的顺手拈来，俗不可耐却又大俗即雅。我觉得我走进了一个久远的年代，触摸到一个城市的灵魂。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宠儿，它以全国城市名字命名了几乎所有的街道，我曾经赞叹过它的精明和务实，当荆波宛在以及它周边的地名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历史文化的长卷时，我对上海的尊重也就打了几分折扣。美国的纽约是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听说它的主要街道都是以数字区分；北京的“四环路”、“五环路”也跟着学了过来，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简单明了当中，隐含着一种无奈、没辙。

荆波宛在比一般巷子要宽，更像是小街，它不长，门牌到11号就没有了。这里总是静悄悄的，行人很少，张眼望去就那么三五个人的身影飘移，似乎永远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一种慵懒，一种闲适。国庆节游行队伍的喧闹传到这里也化解得差不多了，荆波先生的幽灵依然从容地徘徊。

荆波宛在地下是泥巴路，被踩得很硬，雨天也不泥泞，只是特别滑。路两边有一长溜青麻石，一块挨着一块，嵌在地下，与地面一般平。上学或是放学的时候，我喜欢走在上面，心里还默默地数着，就是每次数的结果都不一样。那时候郊区的农民常推着独轮车进城，车轮滚在青麻石上，咯吱咯吱的声音响彻四方。房子都是青砖砌的，颜色的深浅也差不多，大门的差别却很大，各有各的味道。大八字门堂而皇之，显出几分霸气，小八字门趋炎附势，却也带有某种桀骜。有些门不对眼，一方墙壁中开出一个口子，朴素之极，要不是有一道高高的石头门槛，准以为它是一所大宅的后门。有一处最特别，空落落的院子被一道竹篱笆遮掩着，两扇小小的柴门，门框上钉着“荆波宛在3号”的木牌。院子里面有几间木板房，住着三户人家。那时我这般大的孩子和大人们一样，对住在那里的人们带有一些蔑视，一律称为“住在篱笆里的”。现在想起来，那个院子和那片篱笆墙倒极有情趣，在一幢幢紧挨的房子当中留下一小块空旷，完全符合现代建筑思想，足以产生“街心花园”般的效果；何况篱笆墙里还有树，有时还有一些枝叶挂着不知名的花儿伸出来。

我家在落难之时，匆匆离开了自家带小院的小洋房，搬进了荆波宛在一幢气宇轩昂的深宅。当年我家搬过来时，母亲还挺着大肚子，肚子里就是我。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六年，关于童年的所有记忆，都离不开荆波宛在和这幢房子。在当年的南昌城，这幢房子的名气很大，房子的主人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老中医。衙门般的大门两侧，赫然写着褚红色的“某某某诊所”，进门是偌大的门堂，正中还有一道门，下面是几级台阶，上面挂着一块镀金匾额，上面写着什么，从未知道，现在猜测起来只能是“神医华佗”之类的阿谈之辞了。穿过一个天井，就到达第一个堂屋。正面一张条桌，上面一座小屋般的祖宗牌位，两边有花瓶、香盘之类的饰品；堂屋两侧摆满了太师椅，雕龙画凤的那种，与电影电视里的中式厅堂一模一样。

要描述这幢老式的房子，必须引人“进”这个概念。一“进”就是指一个堂屋，两边是厢房；每一进有一个天井，两边也是厢房。这幢房子共有四“进”，即四个堂屋三个天井，二十几间房间，后面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厨房，通到另外一条马路。

老中医在解放后还做了省卫生厅的副厅长，省中医学院副院长，每天上班有小车接送。上班前他还要在家里看十个门诊，看病不要钱，只收挂号费，五角钱一个，算下来一天就是五元，星期天还要翻番。如此之高的收人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听说是组织上照顾他家人口多。他有四位太太，都是解放前沿袭下来的；十四个儿女，绝大多数都在读书。四位太太各自带着亲生儿女过日子，像是母系社会的四个单元，又像是现代社会的四户人家。伙食费由老中医每月按人头发放，做衣服一年两次，在规定的额度里各家看着办，儿女们的学费书费在新学期开学时统一支付。老中医的饭菜是另做的，他有单独的房间，至于年龄参差的太太们如何出入他的住处，我那时候还太小，对如此实际的问题漠不关心。

四户人家加上凌驾于他们之上的老中医，把这幢房子前三“进”的房间都住满了，最后一“进”用于出租，我家租了两间房，陪衬着这个人多势众的庞大家庭。在我的记事里，我家也有一块祖宗牌，和老中医他们家的比起来，那就逊色多了，不仅小，上面的内容也少。可就是那简单的几行字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寻探籍贯、祖辈、家族最靠得住的线索，永远地消失了。对“我从哪里来”这样重大的问题，也只能追溯到荆波宛在。

老中医是个好人，长得白白净净，一副斯文相。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某年的大年初一，他领着他的四位太太到我们几户外来户家里拜年。老中医拱手作揖，诚恳地说着吉祥话，像念戏文似的绵长悠扬。四位太太七嘴八舌，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听大人们说，老中医每年都是这样走一遭，不仅是对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房客，对荆波宛在的所有邻居都是如此。文革开始之后，老中医受到批判，不久就死于心脏病。以他三位太太为户主的三个家庭先后搬出了这幢房子，只有很落魄的第二位太太与她唯一的儿子住在一间小房间里，荆波宛在也连同几条巷子一并改名为“于都街”。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于都”是赣南的一个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属中共苏区。参加工作后，单位里有不少于都人，我就跟他们攀老乡。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老城区老街道拆得差不多了，荆波宛在也难以幸免。路面宽了，房子高了，人也多了。我家住的那幢房子早已拆掉，一座十几层的大厦拔地而起。门前有不锈钢栅栏，豪华轿车进进出出，一块巨大的招牌挂在大厦正门，令人肃然起敬——江西省财政厅。

荆波宛在不过是关于过去的记忆，它属于历史，属于文化。历史不是大事件的堆积，文化也不是通过概括、推理出来的结论；我似乎明白了葛兆光先生重写中国思想史的用意，避开精英，进人普通百姓的意识和习俗，进入不起眼的末枝细节。荆波宛在永远消失了，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惦记着它?它非常普通，住在那里的人也太少，门牌到11号就没有了。

荆波宛在纪事

不久前写了《荆波宛在》一文，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标志着南昌一条巷子的名字已成了一个文化代码——这还是针对我来说的，至于对整合的“文化”或是别人的“文化”是否有意义而言，就不是我的事了。

关于童年的所有记忆，都离不开荆波宛在。按理说我该把更多的“记忆”写进那篇文章，只是为了演绎其代码的内涵并顺从文理、逻辑的要求，忍痛割舍了许多珍贵的细节。为了弥补这一份缺憾，我便想到了另一组纪事，让可感的人物与事件丰富荆波宛在的意蕴，也让我的代码在能指历史文化的同时，添加一些个体生命的热度。

老头与男孩

荆波宛在行人本来就少，那一老一少傍着青砖墙壁悠悠散步，下午的阳光把变形的影子投在泥巴路上的画面，铭记在许多人的心里。

老头的步履开始瞒珊，他右手撑着一根类似于文明棍的拐杖，左手牵着个四五岁的男孩；他时而侧身低头对男孩说上几句，时而又默默地向前行。拐杖程亮，落地的声音尽管徐缓.却很有力度。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眼镜，镜片溜溜圆的那种。他的眼睛有些混浊，安详当中还带有几分睿智。他穿着的是灰色长衫，每前行一步，长衫的下摆就张开一次数，露出里面褪色的藏青呢裤，脚下是那双打了补丁的布鞋便暴露无遗。

男孩手上拿着一只黑色胶木的轴子，质地细洁，形状也很精巧，有些像现在照相胶卷里面的片轴。男孩木然地把它摸在手上，看来这是他日常的玩具了，就像别的孩子拿着几枚棋子，或是几粒玻璃球。老头对男孩说起轴子的故事，男孩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兴趣，不过是把轴子拿到眼前看了看。

他们家有很多这样的轴子，它们不是用来缠线。邮电局的电报机收报时，有细长的纸条不断地流出来。这轴子就是电报机里的纸轴。老头曾是邮电局的报务主管，在电报机前度过了大半辈子，当社会的变故使他离开电报时，剩下的也就是那些作为玩具的轴子了。

太阳斜得厉害，荆波宛在沉浸在一片阴影里，只有墙壁高处的一抹阳光分外妖艳。男孩每经过一道大门时，总是朝里面探望，希望能看见什么或是听见什么。一座小八字门旁有两只矮矮的石狮，男孩早已熟识，他停留片刻，在狮子头上摸了几下算是打过招呼，随即又跟着老头走了。男孩不能理解老头的闲适和荆波宛在的无聊，自然也不会觉得手上的轴子有什么希罕。荆波宛在不长，他们走了一个来回就回家了。

—这是我想象出来的情景，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根据来自各方面的可靠信息组织而成。老头是我的父亲，男孩是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哥哥，时间嘛，大约在五十年代初期。父亲作为中国较早从事有线通讯的技术专家之一，五六年死于荆波宛在。当年的那位男孩则从这里出发，走上了中国艺术的研究之路并担任国内一流美院的教授。我想，无论是终结，还是开始，荆波宛在都难逃干系。

小脚太

“小脚太”是老中医的第二位太太—用属于楚方言体系的南昌话把这三个字说出来，别扭得很，也有些滑稽，不知情的人听不明白。发音古怪是一方面，更古怪的是字面意思的组合以及亦庄亦谐的情感取向。

老中医的其他几位太太叫她“小脚太”，她们的儿女叫她“小脚太”；我们几户外来的邻居也叫她“小脚太”，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少。老中医怎么称呼她，我不知道，她亲生儿子叫她“妈妈”倒是千真万确。

我深究过这一称谓的意思，但是毫无结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小脚太的脚非常小，假如说中国旧式女人被裹过的脚是“三寸金莲”的话，那么，她的脚绝对没有三寸。小脚太不仅脚小，脚上面的小腿也是细得惊人，跟胳膊差不多；再上面就不清楚了，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关于她腿部的任何印象。估计是裹脚导致的血液循环不畅，她的下肢瘦长，臂部干瘪，整个身体毫无肌肉和弹性可言。小时候我看见过她坐在小板凳上洗脚的情景:木盆里的水热气腾腾，她稍微提起裤口，把脚放进水中，不一会儿，那两只奇形怪状的肉沱佗就泛出红色；待红色还未褪尽，她便把一只脚架在一条腿上，很仔细地扳开层层叠叠的脚趾，用一条旧毛巾百般怜惜地擦着……当初老中医娶她，是不是看中了她的小脚?在老中医的四位太太中，她的排序还可以，也不算太委屈。

小脚太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嫁时还从娘家带过来一个贴身丫头，只是在若干年后，老中医便把这个丫头收了房，成为最后一位太太。小脚太的嫁妆中，有好几千块大洋，老中医一家几十口人住的这幢深宅，就是用她陪嫁的钱建起来的。四位太太磕磕碰碰是免不了的，大吵大闹也偶有发生；那剑拔弩张的架式一扫平日的雍容和优雅，声情并茂，眼泪鼻涕一起来。不过，与市井泼妇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她们只是申诉、争辩，从来不说不堪人耳的下流话。各自的儿女一律站在自己母亲的身后，不时地帮腔说几句。小脚太只有一个儿子，且非常本分老实，总是吃喝着她回房间，每到这时候，小脚太就会拿出她的杀手铜:这幢房子是我的!”

在平常的日子里，小脚太对其他几位太太是非常好的，对邻居也相当不错。小脚太姓冯，我叫过她一阵子“冯老师”。那是我在街道幼儿园的时候，她到那里做过一段时间的民办阿姨，“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好像是她教我写的。她还教过我唱歌跳舞，唱的歌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跳的是什么舞就记不清了。她走路都一扭一扭，真不明白她是怎样跳舞的。有几次发饼干的时候，她多给了我几块；我都忘了这事，她倒记得清楚，许多年以后多次说起，还讨好般地夸我当年是如何如何聪明。

老中医在文革初就死了，这个庞大的家庭迅速解体，他的太太们随自己的儿女搬离了那幢深宅，唯有小脚太坚守在楼梯下面的一间房间里。房间很小，只有五六个平方，原来是堆放杂物的，没有窗户，能见度极低，好在小脚太的眼睛有毛病，对光线的感觉日益迟钝。小脚太的儿子在一所县城当医生，条件还可以，几次接她过去一起住，她就是不愿意，住上个把月又回到荆波宛在。

小脚太在她的房间里生活了十几年，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经过她的房间，总是百感交集。她已经很老，眼睛差不多瞎了，满脸都是迷惑和狠陋，衣服也是破布烂衫，要不是那两只小脚，跟乞丐没什么两样。她勉强生活自理，但绝对的不堪人目，烧一锅饭可以吃几天，菜是挑最便宜的买，有时还从菜场捡些菜叶子回来。衣服基本不洗，儿媳妇时常坐几小时汽车从县城赶来看一下，帮她里里外外打扫一番后，又匆匆离去。

直到八十年代初，文革中无条件没收的私房全部归还房主，小脚太终于等到了属于她的一份。当时那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只是比起她陪嫁的几千大洋，还差得很远。

高中生

荆波宛在有喧嚷，也有人声鼎沸，只是时间不长，每天大约七八分钟。那是中午放学的时候，好几所学校的学生都经过这里回家。

小学生还好，背着书包晃荡晃荡，最多也不过闹几下。中学生就不一样了，特别是那些来自南昌二中的高中生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路上谈论问题，情绪十分激越，不时又轰然大笑，把荆波宛在的宁静彻底打破。

南昌二中是一所著名的中学，原名心远中学，建校于1910年，据说当初建校的款项与“庚子赔款”有关。当时省里干部的子女有许多都送进了二中，还有许多印尼华侨的子女也在这里就读。当然，这说明不了什么，绝大多数的学生是来自市井的平民子弟。我对高谈阔论的二中高中生非常佩服，而最佩服的还是我大哥他们那一伙。大哥在二中念高二，对我这个小学生来说，他们可都是大学问家。那时候的高中生跟现在的高中生不一样，在一般人的眼里，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带着仰慕的眼光认识了经常跟大哥在一起的几个人，钟用晃、陈国涛、杨联纲……就是现在，我也能脱口而出他们的名字。

放学的时候，他们走在一起，你说几句我说几句，为说话权而争抢拼搏。他们总是走成一排，颇有浩浩荡荡的架式。每个人的位置不是固定的，说话时为了接茬，也为了加强针对性，彼此之间一直是窜来窜去。我听见过他们说话的内容，只是不太明白。回想起来无非就是苏东坡、普希金、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三岔口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什么万有引力定律、磁场、化学元素周期、爱迪生、莱特兄弟等等。

荆波宛在顶头有一间公共厕所，紧靠路边。有一天中午时分，我肚子不行了，经过厕所时就想进去，但搜遍全身搜不出一张纸。在这种情况下，进还是不进?我似乎没怎么犹豫就撞了进去。路上的一切声响，都会从厕所那没有门而只有框的地方传进来，我坚信那些高中生不会沉默地走过荆波宛在。我蹲在厕所竖起耳朵，分辨着外面的嘈杂，果然，我捕捉到最熟悉的声音，它们由远而近，缓缓移动。我抓住时机，大声喊叫:“哥哥，我没带纸——”外面即刻就有了反映，一阵强烈的哄笑还没有平息，大哥就出现在厕所里。

后来，大哥的同学上我们家时，看见我就问:“你就是拉屎不带纸的?”

与“鬼”相伴

荆波宛在的倦怠很适合幽灵徘徊，老宅的安谧和深邃，更是为鬼魂出没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场所。关于鬼的感觉和想象，已经离我远去了，而一旦回到荆波宛在的时光，就必然回到童年，回到与“鬼”相伴的惊恐。老宅的构造是异常复杂的，前三进只有一层，第四进就有三层楼了。从宽阔的木楼梯上去，直抵二楼的厅堂，在厅堂与厨房的过道旁，有十几级陡峭的石梯通往晒台。晒台很大，三边是栏杆，一边是又低又矮的屋顶，用一种大而且厚的瓦拼凑而成。我和小伙伴们常常爬上去，越过最高处，然后小心翼翼地在斜面上匍匐前进。下到一定程度，就接近了两只天窗。天窗的插销已经锈坏，一推就开，我们进去过几次，里面十分空旷，有几根圆形的木柱，从明瓦透出来的光线影影绰绰，弃置的家具形状古怪，带着几分狰狞。开始我们觉得好奇，后来就揣摩出我们踩着的就是好几间房间的天花板；一旦意识到这里可能藏着鬼时，我们便落荒而逃。从天窗出来回到屋顶，一个个蓬头垢面，浑身沾满尘土和蛛网。

老宅除了立体的诡橘之外，平面也有鬼魅之处。在第二进的天井旁边，有一扇十分隐蔽的小门，一进去就是一个九十度的转弯，两边是高高的墙壁，当中一条甫道，狭长又冗长。在一种压抑和拥挤的感觉中行走好长一段时间，就直接进一个四方形的小庭院。这里没有一点声音，过分的安静就像另一个世界。庭院里的花草已经枯败，两侧的房间里有许多空落落的椅子，发出一种幽幽的光。房间里一片苍白，墙壁上的字画仿佛就是招魂的蟠。这里是老中医家的客厅，接待过什么样的客人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停放过好几个死去的人。

现在的孩子是幸运的，有电视看，有电子游戏玩；住在用钢筋、用水泥建造的房子里，有自己的房间，还有许多“歌星”、“球星”供他们追逐崇拜，他们几乎没有鬼的概念。生活好了，人的寿命也长了，死去的人很少，楼房又是独门独户，许多孩子长到十几岁还未见过死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触摸到“死”以及与死相关的一切。那年代到处都有棺材铺，我总是倚在铺门前，呆呆地看着里面的人刨的刨、钉的钉，满地的刨花衬出一片繁忙景象。我知道人死了就睡在棺材里，棺材是人永远的家。我还看见过披麻戴孝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跟节日的游行差不多。第一方阵里有人端着灵位，边上是护灵的人；第二方阵是吹鼓手，他们鼓起腮帮吹着一些陌生的曲子；第三方阵才是抬棺材的人，抬的人很多，只见棺材缓缓地移动；再后面就有举花圈的、举挽联的、举纸屋的、撒纸钱的，大部队还是那些穿着白衣或是头上腰上缠着白纱跟在后面木然行进的人们，此起彼伏的哀婉啼哭就来自那里。

小时候对鬼的认识和恐惧都是由“死”而生发，小伙伴们都爱听鬼的故事。《聊斋》的意蕴过于丰富，我们难以消化，一律还原为鬼；就是《七侠五义》、《封神榜》里面的大侠，由于呼风唤雨，本领超乎常人，我们都赋予他们鬼的神秘。我们听得最多，也说的最多的自然是周围死去的人，他们在老宅里死去，老宅有的是地方让他们藏匿，待夜深人静时再出来游逛。

老宅里死去的人不少，在我看见过的死人当中，除了老中医以外，有老中医九十多岁的生母，还有我的父亲和奶奶。人死了躺在那里的样子并不可怕，只是面容生疏越看越不像；可怕的是死后还时常出现。同我在一起玩的伙伴中，差不多人人都遇见过他们，说起来活灵活现。有人在大白天看到老中医端坐在太师椅上，还有人看见我父亲戴着皮帽，手上拿着拐杖吃力地跨过门槛。更奇妙的是我二哥，他只大我两岁，他说他睡觉的时候，奶奶常来给他掖被子。有一天夜里还叫醒他起来小便，免得再患尿床的毛病挨一顿痛打——奶奶生前就疼他，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这位在家排行第二又有些乖决的男孩。大人们听到我们说“鬼”，也不会怎么阻止，有时也绘声绘色地说起他们类似的遭遇。老宅里始终弥漫着一股阴气，死去的人们不甘寂寞，时常骚扰人们平静的生活。在很少的一段时间里，一到晚上我们就不出房间了，在狭小的空间里度过漫长的时光。死去的人们并没有什么恶行，更没有对活着的人造成伤害，我们就是毫无道理地害怕，害怕来自阴曹地府的任何音讯和声响。

我倒是从未遇见过死去的人们，对别人说的，也是半信半疑，不过，有两次惊吓倒是刻骨铭心。尽管没有碰到鬼，但绝对与鬼有关。一次是在半夜，我被尿憋醒，就起来到天井去撒尿。当时房间里面的灯是打开的，堂屋和天井之间有一排上半截装着玻璃的门。当我正要推开边上一扇门时，突然发现玻璃里面有半个脑袋，我大声呼叫:“半头鬼——”；叫声把家里人和旁边几家邻居都吵醒了，大人小孩一大帮人围过来，打开了所有的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有人提议把灯全关掉，只留我家的那一盏，一切都恢复到我出来时的样子。堂屋里、天井里朦朦胧胧，我再一次推开玻璃门，这才发现玻璃里映出的半个脑袋就是我的，我的身高正好高出玻璃底线的一半。

另一次惊吓也是发生在夜里，那时母亲还要上中班，十二点下班，到家要一点多钟。母亲在沿马路的窗口把我唤醒，然后我就点支蜡烛到厨房去开后门。厨房已租给了一位做玻璃瓶的匠人当作坊，一般来说，都是匠人睡在那里，我一进厨房，他就会醒来，“谁?”“是我——”我回答之后他不做声了，随后我就走过去。这一天不是他睡在这里，我刚接近厨房，就听见颤抖而尖利的女声，我本能地大喊一声“啊——”，掉头就往回跑，蜡烛摔在地上，拖鞋也掉了一只，黑暗中在天井里一个急转弯，由于转得过早，身体撞在砖墙上，鼻梁也跟着撞了上去。站在马路上的母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声叫唤我的名字。厨房灯亮了，我再过去时，母亲己经进门，正在和匠人的妻子说话。匠人这天有事情出去了，他妻子替他在作坊值班。我的鼻梁被撞出了血，母亲帮我搽药时问我怎么吓成这样，我说，我以为碰上了“无常鬼”……

荆波宛在的老宅未必真的有鬼，而现代都市的喧嚣和现代人的生活，与鬼无缘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年来，我没有想到过鬼，鬼这个字几乎在我的语词储存里消失，莫非鬼也是一种心绪一种想象?莫非鬼也成了一种文化一种过去?

文章来源：《创作评谭》2000年第4期

作者：邱振常

选稿：宋世钞

编辑：何涵

校对：耿曈

责任编辑：黄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