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真没那么重要？

今日译者中号蜥蜴

今日编辑车小爷

译者序

谁也没有想到，6月初呼唤影院复工的热潮刚涌动过一波，没迎来令人欣喜的政策，却迎来了北京疫情突如其来的反弹。

一场由新发地引起的突变，倏然改变了北京这两周的居民生态，也猝不及防击碎了夏天影院重开的美梦。

有关对影院复工的呼唤，我们曾谈了许多，越来越多想看电影的声音，貌似是星星之火，也多少予人积极的希望。

不得不说，在这个许多信号都指向“电影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每一次关于电影的讨论，每一天走过商场对铁门背后漆黑的一瞥，都是对电影原始生命力的一种存续。

只要对电影只要有真切热爱，就不能否认，坐在一片漆黑里，和身边十几个、几十个陌生人一起沉浸一场视与听的大梦，才是电影。

电影属于大银幕的。对这一点不怀疑、不忘记，是对它热爱背后基本的尊重，也是在为它沉默地抗争。

在停工了近两百天后，重启影院已经成为一项大工程，如何有效地刺激它复苏，重担似乎落在院线的头上。

上一篇有关影院复工的文章》，曾提到韩国院线重启的进程，大半个月过去，所以韩国院线复工，进展到底如何？

自4月29日开始，韩国电影院开始重启。

面临防控难、上座率低、新片不好发行的窘境。为了帮助本国电影业应对新冠大流行，韩国政府起初决定削减了90%原本电影院需要交给电影发展基金会的3%票税。

同时，成立电影振兴委员会，从6月4日起免费发放133万张观影优惠券，每张优惠券减免票价约36元人民币，依次吸引观众更快返回影院。

考虑到新片发行方面临上座率低等压力和考验，韩国电影院选择重映老片来渡过这一缓冲阶段，复映的影片包括《霸王别姬》《马戏之王》《爱乐之城》等。

▲ 《霸王别姬》韩国重映海报，原定4.1上映

历经一个多月以后，6月6日至7日，韩国观影人数达31.7万人次，同比前一周增加2倍以上。

其中，宋智孝和金武烈主演的悬疑惊悚片《侵入者》作为韩国本土新片，继2月的好莱坞新片《小妇人》后首次在1000多家韩国影院上映，目前一直稳坐票房冠军宝座。

▲ 《侵入者》

重启影院所需要面对的压力，不止院线承担，也依靠政府对电影行业的扶持。

去年到今年，《寄生虫》的大获全胜带给了韩国电影产业更大的一剂强心针，甚至让美国普通观众都关注起了韩国电影。

这十几年，韩国电影在国际上从崭露头角到绽放异彩，势头甚至压过了拥有更漫长和更璀璨电影历史的日本电影，背后的发展原因有不少可探究之处。

通过这场对影院的营救，我们不难发现，韩国政府对韩国电影工业的重视到了非常细微的程度。

韩国电影之崛起，乍看之初是个别大导演的卓尔不群撑起来，实际是韩国对整个文化产业持续关注和不断鞭策使其有良性生态的结果。

有趣的是，在好莱坞称霸全球的漫长岁月里，韩国电影以相似而孤寡的反噬，似乎正一点点进入美国的市场。

▲ 《寄生虫》美国预告海报

这篇文章编译自《纽约客》评论家科林·马歇尔六月的文章《我们该看什么：韩国电影资料库里最好的那些电影》，以下是正文（查看英文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What to Stream:

The Best Movies

in the Korean Film Archive

美国人对韩国电影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觉醒是伴随着去年奥斯卡金像奖的霸主地位而来的。

这一奖项由奉俊昊的《寄生虫》获得，《寄生虫》的四项奥斯卡奖不仅包括最佳国际影片，还包括最佳剧情片，这完全是一部非英语电影在奥斯卡史无前例的胜利。

▲ 奉俊昊手捧小金人

过去的20年里，影评人和电影节常客们一直把韩国电影业列为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行业之一，但悖论在于，似乎要更多的美国观众们在走进影院品尝韩国电影的成果之前，仍然需要好莱坞机构的认可。

无论他们如何看待奉俊昊这一部就首尔的阶级斗争创造出的传奇神话，新接触到韩国电影的观众都会注意《寄生虫》中那股挥之不去的、明显不同于好莱坞的韵味。

他们可能想知道，在一个历来最受欢迎的文化输出是（如果严格公式化的话）的精致流行音乐视频和电视剧的国家，还创造出了哪些些令人印象深刻、激动人心的影像。答案就在YouTube上——

韩国电影档案馆（KOFA）在YouTube上拥有近200部从上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电影的频道库存，所有电影都是免费的，还提供英文字幕。

该频道创建于2011年，现已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尤其是现在，面临疫情，越来越多人都沉浸流媒体娱乐之中，它的宝贵可见一斑。

作为韩国文化、体育和旅游部的一员，KOFA是韩国政府大力支持国内电影产业发展的产物之一。除了修复过去留存失误的影片外，KOFA还在首尔的数字媒体城经营一家免费的电影图书馆和剧院，这两个地方是我去韩国后经常会光顾的地方。

以前，我经常被人问到为什么我一到韩国就去那两个地方，为此我必须向另一个由政府资助的组织表示敬意：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

这是一家被我在大学图书馆无意间发现的韩国经典电影DVD的发行商。尽管我常为自己广泛的观影经验感到自豪，但我从未看过像KOFIC所展现的那些韩国电影那样气质的作品，精心制作，同时看上去又像即兴发挥，每一部都被与一贯西方电影流派严谨区分的一系列情感着色。

韩国电影独特的质地，其实不能脱离韩国历史发展的独特：以分裂为基础，压缩工业化，其突然的社会和政治错位。

在71年的历史中，这个国家经历了经济状况、产业政策和审查机构影响的波动；它的电影产业也在富饶和休耕之间摇摆不定。

然而，韩国历史的每一章又都制作了令人惊叹的有独特姿态、创造力和洞察力的电影。

以下是其中十个（我选出的）最好的，现在可以在KOFA的YouTube频道上免费观看的韩国经典电影。

《自由夫人》（1956）

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韩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就开始了，在其鼎盛时期，韩国每年制作了100多部电影。1956年，导演韩滢模因将一位工作妻子的婚外情戏剧化而震惊了观众。

影片背景设置在一个与现代化作斗争的社会：通勤火车、西装、奢侈品、爵士俱乐部、甚至电影本身的出现。这一转变早在几十年前就由韩国的日本殖民统治者开始了，但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对韩国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

与原著相比，韩的电影更生动、更微妙地描述了那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原著是一部教诲性的小说，最终站在传统博学的丈夫一边，而不是更自由开放的妻子一边。

《地狱花》（1958）

1978年，韩国电影人申相玉被朝鲜当时的独裁领袖金正日授意绑架。金正日是一个电影爱好者，一心要打造自己国家的电影产业。金正日从申的作品中发现那种情感和审美活力，这正是朝鲜呆板、缺乏说服力的作品所缺乏的。尤其是在这部导演于1958年出品的早期故事片《地狱花》中。

金正日很欣赏故事的反美主题，一个年轻的黑市商人试图洗劫美国军事基地，把他的女朋友从卖淫生活中解救出来。她是一个迎合美国军人的所谓的西方公主，由申的妻子崔银姬扮演，在当时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胆表演——或许是如此令人难忘，金正日让手下首先绑架了她。

注：1978年一月，在朝鲜领袖金正日的下令下，崔银姬于香港浅水湾被朝鲜特务绑架，利用商船运至朝鲜。同年七月，丈夫申相玉也被绑至朝鲜。热爱电影艺术的金正日命令他们为朝鲜拍摄二十多部电影，其中包括了参加过国际影展的《不归的密使》。1986年三月，两夫妇利用前往柏林影展的机会，投奔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寻求庇护，后来返回韩国。

《误发弹》（1961）

1960年的抗议活动推翻了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也开启了韩国电影业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这部俞贤穆导演对战后韩国社会的无情控诉——《误发弹》（Aimless Bullet）。

影片以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的惊人结合，以及一些惊悚类型，讲述了两个战争难民兄弟试图在邪恶、不人道的环境下供养家人的故事——韩国官员是不会想让观众看到的这种背景。

事实上，俞贤穆对一个充斥着棚户区和绝望罪犯的首尔的构建，也令他的电影一度被禁映。后来，在一名外国顾问对新晋成立的韩国国家电影制作中心的倡导下，这部影片得以上映；如果这部电影是在即将到来的执政了18年的总统朴正熙在位期间拍摄的，它根本就不会问世。

《雾津》（1967）

几乎每个韩国学生都读过《霧津紀行》这个故事。这部小说由韩国小说家金承鈺于1964年创作，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制药公司高管走出工业化进程中喧嚣嘈杂的首尔，来到平静的沿海家乡的故事。这个小镇的名字“霧津”（Mujin）有不存在、不属于“任何地方”的含义。

在金洙容的电影改编中，这个小镇和乡村都呈现出某种虚幻的感觉。主角和他最终睡在一起的霧津小学老师是由韩国电影史上的两位巨星申星一和尹静姬饰演的。（注：尹静姬最近作品为李沧东导演的《诗》。）金洙容对他们相遇的大胆而梦幻的描述，萦绕在一代又一代的影迷心头。

《虫女》（1972）

韩国电影在情节剧方面的专长已经足够专，足以产生一些少见的混合体，比如金绮泳的这一部情节惊悚的性心理影片。

这部影片中出现在了KOFA提供的奉俊昊个人最喜欢的电影列表里。正如电影学者克里斯·贝瑞（Chris Berry）所列出的那样，金绮泳作品使用的是他标志性的元素:“西式的房子、电器、食物和新资产阶级的其他附属品”，以及“嫉妒、通奸、鬼魂、萨满教、老鼠、偏执、性功能障碍、精神病妄想和可怕的谋杀”。

电影讲述浩劫爆发时，首尔女商人将她的教授丈夫的情妇带到他们的地下室。这并不是金绮泳唯一一次讲述这样的故事，但他很少呈现如此极端的风格，这一品质使他——在他的作品被重新发现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成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人之一。

《夜行》（1977）

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发行商进口好莱坞电影的权利，首先取决于是否生产足够的韩国电影，这导致了同时期涌现大量廉价制作的韩国“配额快餐”作品。

住在首尔的美国影评人达西·帕奎特这样写道，电影创作者“准备好应对仓促的档期和低制作价值”，可以“在没有压力或压力的情况下”工作，以符合商业预期。帕奎特将《夜行》就形容为这一时期的一部佳作。

金洙容在《夜行》里对富有但日益堕落的首尔城的描绘，使影片进入与审查者长达数年的斗争。影片以首尔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在社交和性方面都很失意的银行职员（尹静姬，在《雾津》中继续与金洙容合作）长时间漫游的故事。在军事独裁统治下，生活的无聊让她越来越沉浸到这座城市的幻影之中。

《成功时代》（1988）

安圣基在20世纪50年代以童星身份首次亮相，此后成为韩国电影史上的一条鲜活的引线，他在片中饰演一个名叫金中九的广告主管，字面意思是“促销金”（Sales Promotion Kim）。

这一名字与张善宇的电影中那种由广而暗的讽刺意味非常契合。张善宇的电影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推动韩国经济“汉江奇迹”的那种大企业集团中，金中九这样的人物从权力中崛起，并不可避免地从权力中衰落的故事。

那十年同时见证了由张善宇和其他在欧洲电影院里长大的年轻电影人所领导的韩国新浪潮的出现。电影认为，一个经济“奇迹”创造出了像金中九一样无情而毫无目的的人——一边慢跑一边幻想着销售图表，为的就是对着印有他头像的一万韩元钞票敬礼。

《搞笑演员》（1989）

就像《误发弹》一样，李明世的导演处女作也是讲一场误入歧途的银行抢劫案。但剧中人物的绝望和徒劳挣扎，在六十年代流露出的痛苦绝望，在八十年代后期却被观众全拿来当逗乐了。

安圣基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一个笨拙的单口喜剧演员，他本想成为电影导演——想象一下，韩国版的Rupert Pupkin（马丁·斯科塞斯《喜剧之王》中人物，罗伯特·德尼罗扮演），却被卷入一个年轻冲动的女演员的圈套里，偷了钱，一心想去好莱坞。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部电影也会进入奉俊昊私人最爱的榜单：它对韩国电影业无情的抨击——抨击其对痴迷的幻想、草率的做法、对西方世界的模仿；同时这些批判也直指韩国社会本身。

《西便制》（1993）

如今，韩国最卖座的电影主要由犯罪、灾难和网络漫画改编而成，但第一部在首尔卖出100万张票房的电影却是一个讲述四处流浪的音乐人的贫穷家庭的故事。这部由导演林权泽执导的电影最初单场上映，但却恰逢很好的时机：

90年代初，评论家托尼·雷恩（Tony Rayns）称韩国是“世界上最喜爱电影的国家”。影迷们怀疑真正的韩国电影文化已经被进口的好莱坞产品所钳制，所以他们对一曲正宗的朝鲜清唱治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朝鲜清唱，盘索里（Pansori），是一种传统的音乐叙事形式，以一种深沉、哀怨的悲伤为特征。影片讲述了一个牺牲一切与现代性抗争的故事，这让人们对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有了讽喻性的解读，但我也在盘索里的原始与精致的混合中，找到了与韩国电影本身之间微妙的类比。

《暴饮暴食》（1995）

作为韩国新浪潮的一部分而声名鹊起后，朴哲洙于1995年开始拍摄《暴饮暴食》（又名《301,302》），这部影片成为第一批在美国影院上映的韩国电影之一。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暴饮暴食》仍然是一部令人心神不安的作品。这部影片既克制又惊悚，直接在两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意志力的较量，她们住在一栋时尚的公寓楼里互为邻居。

宋熙，因为沉迷奢侈烹饪而日渐发胖最终导致婚姻破裂了，她于是迫使邻居允熙，一个看起来营养不良的作家，品尝她一盘又一盘的美食作品。允熙，由于被她的屠夫父亲虐待，无法感受到感官的乐趣，她因此对宋熙每一次的邀请感到十分退缩。她们之间无法共存最终导致了一种违反禁忌的结局——这预示着韩国电影在未来几年将获得极端主义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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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纽约客》这篇文章时，我有些意外（其实也不该意外）地发现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在豆瓣、微博、微信公众号也都设有官方账号。它的简介写着，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rean Film Council, 简称KOFIC）由韩国政府支持的官方电影机构，旨在于韩国国内和海外推广和支持韩国电影。

在豆瓣的账号里，两篇《从开化期到开花期——韩国电影史名导名作展》的文章中，官方号细数了韩国电影发展以来重要的导演们和气质独特、具有批判意识的杰作，从韩滢模《自由夫人》，金绮泳《下女》、《虫女》、《火女》，李晚熙《去森普的路》，林权泽《太白山脉》、《西便制》、《曼陀罗》……再到二十一世纪的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洪尚秀、金基德。

诚实讲来，如果是一个影迷或者学院梳理这些信息，恐怕大家都不会有太多感触，可是有趣的是，这是一个政府官方机构，在费劲宣传那些对它有批判、有挑战、有监督的艺术创作者的作品们。

▲ 韩国复工的电影院外

在先前的文章里，曾提到一个爱电影的国家是不言而喻的，有读者回应，不知道这一句不言而喻要表达什么，伊朗和苏联对电影和电影院的态度，影响了伊朗电影、苏联电影的发展了吗？或许，那段话的重点被理解为在借由审查哀叹中国电影不够优秀、缺乏大师。

如果是的话，我必须更正——一个爱电影的国家，爱艺术的国家，不是在比这个国家诞生了多少大师，也不是比创作上的功效、荣誉、认可；而是公民们能有多大权利去自由享受艺术多样性和表达艺术。即使没有大师，好的艺术生态对社会文化、对公民生活的长效滋养，才是不该被忽视的。

如果要在由刀尖、铁链诞生个别大师的时代与一个公开爱多样化电影拥抱艺术的时代里选，我希望大家能生活在一个公开热爱电影的时代，也希望大家能这样选择。

在资本主义以及其相对带来精神上的个体虚无横行的年代，要有一份可以公开讨论、积极参与的丰饶文化密土本来就十分困难。如没有公共生活领域的呼吁和保障，精神艺术的萎缩，短时间内不见影响，长时间下，时代和个体陷入更深的劳动（物质）异化和精神虚无是发展的必然。

相比起，回到家里，网盘上欣赏老塔或者阿巴斯的那几部杰作，或者诞生几个在审查之外的杰出导演们，以此成为某种影迷格调或者品味。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呼唤的，是有一个能自由创作，有良好艺术生态的环境，允许多样化的表达，从而让普通民众自由地接受和思辨，反思生活。

电影能有分级，甚至有除了商业院线外有艺术院线；创作者在创作前，不必进行一番自我审查；甚至，学生和退休的老人们能在政府鼓励下低价看经典话剧、电影……这一切的希望，无关一种品味或者格调的攀比，无关哪个国度电影史更绚烂，而是只是作用于那里的公民，只是一种对自我精神和公共生活的关心和责任。

希望你也有这样一份希望。

有一天，大家能发自内心觉得，电影似乎不那么重要，但对我们的确真的有一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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