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名医-高武：药占比改革的先行者

汇聚古今名医 传承医苑文化

简介

高武，号梅孤，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喜读书，天文、律吕、兵法、骑射无不娴习。嘉靖间，中武举，以策干当路，因不合弃归。晚年研究医学，尤长针灸。著《针灸聚英》4卷(1529)，《针灸节要》3卷(1537)，《痘科正宗》4卷，还有《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等。其《针灸聚英》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针灸学专著，对针灸学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高氏为订正穴位，亲制针灸铜人模型三具，男、女、童子各一，在针灸史上是少见的。

人物生平

嘉靖时，考中武举人，官至总兵，因志愿未遂，愤然弃官归里，专究医术，治无不效，名声大振。武慨叹当时针灸取穴多误，乃铸男、妇、童子三铜人，累试其穴，推之人体，所取毫发不爽。

高武认为，《素》《难》典籍的问世，为针灸理论奠定了基础，大大促进针灸术的发展。但世俗操针灸者，以学针灸只须实践，无需理论，即读亦仅以玉龙、金针、标幽等歌赋而已。

于是，节集《内经》《难经》等有关针灸的章节，重加编次、整理、删繁、解释，而成“针灸节要”，并辑集《铜人》《明堂》《子午》等相关内容，再掺入自已学术见解，名曰《针灸聚英发挥》（亦称《针灸聚英》），使针灸理论更臻完善。后有高志斋，承其业，亦精医，著有《灵枢摘注》。

学术思想

秉崇《内》《难》，提倡针、灸、药三者得兼

高氏学识渊博，晚年专心医事，精研针灸，师宗《内》、《难》，旁究诸家，对《内经》、《难经》的针灸理论及针灸手法十分推崇，主张：“素难为医之鼻祖……不朔其原，则昧古人立法之善，……不穷其源则不知后世变法之弊。”“素难者，垂万世而无弊”，认为医者应“以素难之旨……后前人之法”，而“不学古医，不变今俗，欲收十全之功者，未之有也。”

在这一观点基础上，高氏在针灸理论方面多以前代医家的言论与《内》、《难》理论相互印证，并加以评论，对促进和推动针灸学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明代，针灸发展转入低潮，而高武针对当时“活人之术止于药，故弃针与灸而莫之讲”（翻译：救济众生的医术局限在药物上，把针灸全都束之高阁、打入冷宫、置之不理、暴殄天物，成本又高效果又不好）的重药轻针轻灸思想，严厉批评只会用药，“非药饵所能愈，而必使夫刺者，则束手无策，自愧技穷”的倾向，指出“针灸药，皆为医家分内事”，“针灸药三者得兼，而后可与言医”，“针灸药因病而施者，医之良也”，医生只有技术全面，才能随时根据病情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遵古不泥古，首立“东垣针法”

高氏十分遵崇前人的经验，在《针灸聚英》中他多次引用张仲景、李杲、滑伯寿、王洁古等医家的学术观点和针灸经验即是明证，对古人的经验既推崇倍至，又不固执拘泥。

如对《金针赋》中关于“男女气血在早在晚在上在下之不同”的观点和《神应经》中“人身左右补泻不同”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即“针灸当随经络气至十二时，……男女气血上下之分，因非素难意，亦不必然也。”“人身左右不同，谬之甚也。”

《金针赋》对针刺补泻手法的“八法”、“四法”论述甚详，亦被后世医家所重视，而高氏则认为是“巧立名色，非素难意”，是“求针之明，为针之晦”。这些看法，虽有失偏颇，但也确具独到之见。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对中医学发展有着极大的贡献。后人多重视其在基础理论和方药上的宝贵经验，却忽视了他造诣颇深的针灸学术思想。而高氏则十分重视李氏在针灸上的成就，仅在《针灸聚英》十二腧穴篇中就引用有27处之多，并特立“东垣针法”于卷2之中，认为“东垣针法深得《素问》之旨，人多忽之，各书也不能载”，把“东垣针法”始终贯穿于李氏以“胃气为本”的学术观点之中，注重补益脾胃升发之气，如在胃之合穴足三里的应用上，东垣针法曰：“脾胃虚弱，感湿成痿，汗大泄，妨食，三里、气街以三棱针出血”，若因“饮食失节及劳役形质，阴火乘于坤土之中，至谷气、荣气、清气、胃气、元气不得上升……皆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劳役饮食不节，继之则元气乃伤，当从胃合三里穴中推而扬之，以伸之气。”又曰：“气在于肠胃者，取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气逆霍乱者，取三里”，“胃病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噎不通，饮食不下，取三里以补之”，充分体现出高氏对李东垣学术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东垣针法”中不但列举了足三里穴的应用范围，还指出了应用不当的后果，如“若六淫客邪，及上热下寒，筋骨皮肉血脉之病，苟错取穴于胃之合，及诸腹之募者必危。”这也是高氏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对李氏针法的补充。

注重经脉经穴流注，首创腧穴主治归纳

高氏摆脱了以往经脉腧穴以头面腹背分行，手足分经的排列形式，根据脏腑经络相互表里，气血相互流注，病情相互传变，病候相互影响的规律及腧穴与经脉的关系，按经脉气血流注顺序把腧穴循经排列，加强了经络学说对针灸临床的重要指导作用，给后人学习针灸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使穴位的共性、特性得到充分显示，以指导临床治疗。

在《针灸聚英》中，他改变了以往针灸著作随病附穴，杂乱无章的写法，在撰写腧穴部分时，按照穴名、定位、刺法及主治症候的格式进行了较系统的整理归纳，有的还配以历代名医对该穴的应用经验。如侠溪穴：“足小指次指歧骨间，本节前陷中。足少阳胆经所溜为荥。胆实则泻之。

素注：针三分，灸三壮。主胸胁支满、寒热伤寒、热病汗不出、目外眦赤、目眩、颊颔肿、耳聋、胸中痛不可转侧，痛无常处。东垣曰：先师洁古病苦头痛，发时两颊青黄，眩晕，目不欲开，懒言，身体沉重，兀兀欲吐，此厥阴、太阴合病，名曰风痰，灸侠溪服局方玉壶丸愈。”这种归纳整理方法对规范针灸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重实践择善从，创子午流注纳子法

高武注重实践，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如在取穴问题上，高氏强调因人而异，不苟同当时沿用的杖量法，并通过实例说明之。他指出：“瘦人骨露易取，肥人脊隐难摸，取之多不得其实，须先将瘦人量取定，将瘦人同身寸自某处起至本处是穴，然后将肥人同身寸若干，亦自某处起量至某处是穴。”

也就是说利用瘦人易定位的特点，把其从某一标志处至穴位量好尺寸，再按胖人与瘦人同身寸的差别依次放大，最后将该尺寸在肥人同一部位衡量，来帮助定位，又如有人用与脐相对定肾俞的方法，高氏认为不妥，明确指出，“肥人腹重则脐低，瘦人腹平则脐平，今不论肥瘦均以杖量之，未有准也。”这些无疑对准确取穴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高氏对何若愚创立的子午流注纳甲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妄言今日某日某时其穴开，凡百病皆针灸此开穴，明日某日某时其穴开，凡百病针灸明日开穴，误人多矣。”

他根据临床经验，主张定时用穴，倡导子午流注纳子法。即根据十二经血流注寅时起于肺、丑时止于肝的时辰--经脉相应的顺序，在确认经脉证候、脉象之后，结合五输穴补母泻子及迎随补泻的原则，在经气流注至某经之时，此时经气最旺盛，可取本经子穴用泻法来治疗该经实证；而当经气流过之时，经脉经气偏衰，则取本经母穴用补法以治疗该经虚证。

如：“手少阴心经属丁火。起极泉，终少冲，多血少气，午时注此。是动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主心所生病，目黄胁痛，臑臂内后廉痛厥，掌中热。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补，用未时少冲。泻，用午时灵道。”

著作

《针灸聚英》4卷（1529）主要汇集了十六世纪以前十多种针灸医籍的理论与临床经验，结合作者自己的观点与体会而成，是一部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针灸学专著。《针灸节要》3卷（1537）《痘科正宗》4卷《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

历史贡献

仿照《十四经发挥》和《金兰循经》的体例，经穴按经脉流注为序进行排列，既体现出腧穴与经脉的密切关系，更能说明脏腑经络相互表里、相互络属、相互专注以及病统的相互影响，加强经络学说对针灸临床的指导作用，提高了针灸的疗效。

首次归纳腧穴主治症。仿照《神农本草经》体例，对腧穴的主治症进行了归纳，载于各穴之后，改变了以前针灸著作分散杂配随病附穴的办法。

治学严谨，重视实践以临床实践作为判断理论之标准，对某些与实践不尽相符之论述，不轻易苟同，他认为应把图与说结合起来看，“使人和某病宜针灸某经某穴，当用某日某时开方针”，总之以合于临床实际为原则。

辑录诸家针灸歌赋80余首其中不少为已佚歌赋对针灸学的普及推广起了一定作用，他还对针灸学中渗入的迷信唯心之说，给以批判，体现了其不信玄学的科学态度。

《针灸聚英》简介

高武编撰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共4卷。分经络腧穴、病症取穴治法、刺灸法、针灸歌赋4卷阐述。是继汉代《名堂经》首次总结腧穴主治病症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总结，对腧穴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书中收录的玉龙赋。肘后歌、百症赋、补泻雪心歌等当今仍脍炙人口的针灸歌诀，就是最早见载于此书。此外，书中还有颇多作者的独到见解。对当今针灸的发展仍有较大的临床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