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称得上“先生”的十个名字

一、 先生之蔡元培

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作为晚清的翰林，同时又是光复会的创立者，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当之无愧。然而，由于不愿与袁世凯合作，他毅然辞职总长之位。1916年年底，刚刚回国的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

在北京大学上任伊始，蔡元培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在这一理念下，北京大学吸引了无数优秀的年轻学者，使得保守沉闷的学术环境顿时焕然一新。同时，这一理念影响了后来的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王世杰、李登辉等人，在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

在十年的校长生涯中，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广泛而彻底的改革，使得这所曾经的国家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变成真正的世界性大学。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有，“教育应着眼于未来”，“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教育是专门事业”，“毋宁展个性”，“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元培倡导的“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制度，成为后来诸多大学一并认可的大学原则。

1928年，蔡元培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毛主席称赞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二、 先生之胡适

由于鲁迅对胡适的个人意见，使得胡适在现当代的知名度远远不及其所应有的名声。然而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胡适都是中国学术、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

从1912年21岁时的胡适写就传世名章《非留学篇》起，胡适就已基本预定了未来数十年里中国新文明的引导者和指导者。1917年，26岁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使胡适成为名正言顺的新文化领袖。在纷乱动荡的中国近代史上，胡适始终致力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他宏大的教育思想奠定了他成为“先生”的基石。

胡适

从1917年起，年轻的胡适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此后他的命运就基本与北大绑在一起。1919年5月，胡适就成为北大教务长。1922年，胡适受命担任北大国学研究所。在此之后，胡适先后担任北大哲学系、外文系、英国文学系、教育系、中文系等五个系的主任，1930年又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抗战结束后，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胡适的理念中，“教育第一”。他追求学术独立和自由，在北大校长的任上，他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提出“大学”真正的含义，并要求减少行政部门的干涉，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在胡适伟大的教育理念下，“大胆猜想,小心求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些名言显得不值一提。

胡适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代表。他的一生受到无数人的崇拜和赞美，同样也受到鲁迅等人的辱骂，然而他从不诘责那些骂他的人。无论对待国家领袖，还是对贩夫走卒，胡适都是抱着一种关怀的态度，以至于无论是什么人，都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自豪。20世纪20年代，报社专门要求投稿严禁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开头，这一典例足以说明当时社会对胡适的态度。

三、 先生之马相伯

“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马相伯出生于1840年，他的人生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他是掌握八国语言的神学博士，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培养出了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弟子。“庚子”年间，马相伯捐出全部家产，用于创建中西大学堂。1903年，他为因“墨水瓶事件”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创办震旦大学，又因反对教会治校创办复旦大学；他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向学生提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号召。

马相伯

辛亥革命后，马相伯以70岁高龄出任南京第一任市长，不久之后又辗转北大任校长。在北京，他与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人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等人创办辅仁社，辅仁社成为后来北京四大名校之一的辅仁大学。

马相伯一生经历了5位皇帝，6位总统；他曾是李鸿章的助手，凭借的语言天赋，却是跟着糊表匠到处签订卖国条约。他顶着“卖国贼”的帽子，在谈判桌上争得面红耳赤，却始终无法力挽狂澜。在欧洲，他访问了那些最著名的大学，终于发现弱国自强之真理————“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因此就有了他下定决心办学的经历。

“九一八”事变之后，马相伯以九十岁高龄，连续多次发表国难演说，为抗日救国不断奔走。1939年马相伯百岁诞辰，全国各地都在遥祝马相伯百年寿礼，国民政府给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称其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而他自己却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不久之后，国失巨匠，百岁老人溘然长逝。

四、 先生之张伯苓

张伯苓的一生都与天津有关，与南开有关。1891年，15岁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他目睹了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904年，张伯苓东渡日本，参观战胜国之所以战胜的理由————他考察早稻田、高等师范、高等工业等大学，亲见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教育之先进。

张伯苓

回国后，张伯苓立即着手创办中学————私立中学堂。1907年，乡绅将南开洼十亩土地捐给学堂，学堂迁建南开洼，定名“南开”。在此之后，张伯苓和“南开”的名字就没有再分开过。1917年，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1918年再次考察美国教育，他和严修、范源濂等人遍访了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回国后不久，南开大学诞生。

张伯苓秉着“痛矫时弊、育才救国”的目的来办教育，以教育来为社会谋进步，为中国之困局提供解决方法。他提倡“教授治校”、“师生治校”的方针，坚持南开要研究、解决中国问题。

1937年7月，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天津首当其冲，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全部被轰炸，身在南京的张伯苓闻讯当场昏厥。清醒之后的他发表“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不久之后，南开大学西迁长沙，和北大、清华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日军的深入，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昆明，也就是当下人尽皆知的西南联大。这所大学仅存半年，却硕果累累，为中国现当代科技、文化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南开回归天津，并改成国立南开大学。

五、 先生之陶行知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这耳熟能详的对联，便出自陶行知先生之口。1908年，17岁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然而由于他并不信教，受到了这所教会学校的歧视，三天后陶行知弃学，这样一来，和近代诸多名人一样，陶行知也实践了“弃医从文”。第二年，他考入汇文书院，汇文书院后被改组成金陵大学。1914年，陶行知以第一的成绩毕业，随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师从杜威，成为胡适的师弟。

陶行知

回国后的陶行知，先后和蔡元培、晏阳初等人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社”等团体，推动社会教育，尤其是平民阶层的教育运动。1927年，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亲自实践推动平民教育。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陶行知尝试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1933年，陶行知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1936年，陶行知发起国难教育社，并拟定《国难教育方案》。

1939年抗战期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中学。1945年，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出任校长。他亲拟“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的宗旨，推行民主教育，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校园”的口号。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投入到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1946年7月25日，因过度劳累，加上“李、闻事件”的刺激，陶行知英年早逝。

六、 先生之陈寅恪

陈寅恪，20世纪最负盛名的历史、语言和国学大师，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清华“百年四大哲人”之一，史学四大家之首。他的学问，被傅斯年称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身出名门，他和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兄长陈衡恪、侄子陈封怀被称为“陈氏五杰”，而陈寅恪则是陈氏家族成就最高的。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而陈寅恪在当时是惟一的正教授，陈寅恪也被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正如同刘文典在侮辱沈从文的时候提到“只有陈寅恪配拿四百块”那样，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不可撼动。

晚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

关于陈寅恪，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观念。在清华国学院，陈寅恪和王国维最为近乎，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后，陈寅恪亲书纪念碑文，首提这一观点；到后来，陈寅恪拒绝科学院任职时，口述了对科学院的答复，再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晚年的陈寅恪，以目瞽足膑之躯，完成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再次透露自身对这一观念的坚守。

陈寅恪是《先生》系列中惟一没有当过校长的人，但却在中国国学、史学、语言学等诸多方面都成就甚高，在哈佛大学时，他与吴宓、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回国后，陈寅恪又与梁思成和翁文灏被称为三大“国宝级”大师。他辗转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但从未放弃过学术独立和自由之理念。陈寅恪是中国近代学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七、 先生之梁漱溟

梁漱溟凭借着《究元决疑论》的长文，以弱冠之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再一次打破北大教师的年龄。23岁，大多数人正是在大学废寝忘食地修学的年龄，北大落榜生的梁漱溟却意外地成了北大教师。有人怀疑梁漱溟的学术水平，然而进入北大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拿出了专著《印度哲学概论》。他的见解之深刻，最能体现的是在他27岁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专著中，这部著作一经出版，轰动一时。

梁漱溟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辞去北大教职，来到山东的一所中学出任高中部主任。他考察陶行知的晓庄师范，考察各地乡村教育建设，在乡村建设研究院担任院长。多年的教育经验成就了他《乡村建设理论》的出版。

他参加民盟，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与其他仁人志士一道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他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方法，并完成《中国文化要义》的著作。他坚信自己的乡村教育建设理论，曾尝试从乡村教育入手，改造社会，寻求出路。

八、 先生之竺可桢

竺可桢的名字可能知之甚广，因其是我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开拓者。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竺可桢是浙江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竺可桢之于浙大，犹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浙大的教育理念和风貌，基本是竺可桢时期奠定的。

1910年，竺可桢和胡适、赵元任等人一起成为第二期“庚子赔款”留学生。留学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开授气象学课程；1936年4月，已是中国气象学会会长的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任的13年，恰好处在当时中国最动荡的年代；而正是在这样的年代，竺可桢却使浙江大学拥有了“东方剑桥”的美誉。

竺可桢

竺可桢是近代大学校长中少有的理科生，然而他却很早就认识到，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社会，引领社会，保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他要求浙大能像“海上灯塔”那样，成为“社会之光”。他提倡通才教育，坚持学术自由，积极推行教育改革，竺可桢的到来使得浙江大学风气顿开；不仅如此，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在竺可桢的努力下，浙大笼络了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王淦昌、丰子恺等知名教授，并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竺可桢的“理科”背景，也让他更加坚定大学的科学精神；尤其是结合浙江大学最早的名字——求是书院。他要求学生“不求仕进，不谋尊荣，而用尽毕生之力，抱苦攻之决心以发明真理”，在他的心目中，也只有这样，才是中国未来之希望。

九、 先生之梅贻琦

他天生儒雅，沉默寡言，却是“庚子赔款”第一期赴美留学生。他的一生都与清华大学有关，他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因此他也被称为“清华百年四大哲人”之一。

他回国后，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1931年，国难当头，他应召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此他为清华到处延揽人才，包括许多知名的世界级教授。他在清华推行“通才教育”，追随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他的改革使得清华大学第一次超过北京大学。

梅贻琦

然而他最有成就的时候，却是在西南联大之时。因为抗战，北大、清华和南开临时合并，梅贻琦成为合并后的大学负责人。在西南联大，他提倡“教授治校”，爱师如命，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环境下，他带领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这里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却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4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955年，他动用清华基金，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成为两岸清华共同的校长。他就是梅贻琦。

十、 先生之晏阳初

晏阳初，一个并不为人熟知的中国名字，却被美国列为“四百年来世界最具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他是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然而在他有生之年，既不想做官，也不想发财，却只想为中国的平民教育做出贡献。

青年晏阳初

晏阳初出生在教育家庭，受到父亲的影响，很早就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从美国留学归来，他在上海主持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他出任中华平民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他认识到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因此他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进行平民教育，培养其知识力和生产力，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晚年晏阳初

晏阳初亲自实践平民教育，在河北、在重庆都组织过乡村平民教育建设，他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最终实现乡村平民教育。从1920年代起，直至他最终去世，晏阳初在平民教育事业上耕耘七十载；1950年后，晏阳初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协助菲律宾、加纳、泰国、哥伦比亚等多国推动平民教育，

在晏阳初看来，“人民是国家根本”，他以拳拳赤子之心推动国家平民教育，推动乡村建设理论；他的《告语人民》成为世界平民教育史上的旷世名著，鼓舞和推动世界各国的平民教育运动，以使他们的民族更接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