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 | 转危为机，推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中国需要全面辨析和准确理解全新格局下的全新问题，利用新战略的全面推进，充分激发中国国内外的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既定目标。

原文 ：《推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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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辨析新格局下的新问题

第一，认识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冲击现象，“危中有机”“破中有立”寻找中国经济的机遇。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叠加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收缩现象对中国所有的企业部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冲击。然而，由此也要看到其中隐含的机遇，这可为中国不少产业领域存在的产能过剩，提供市场出清机会。经过这一轮的“优胜劣汰”市场淘汰机制，中国经济部门特别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才能真正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以崭新的竞争力和全新的格局站上高质量发展的起点。

第二，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卡脖子”现象，激发更大的自力更生的动力。从短期来看，某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发起的技术封锁和遏制行为，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国家产业链安全问题造成了巨大风险，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中国在全球某些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弱化和市场份额下滑。但是，长期来看，这也会刺激中国依靠全面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体系，主动谋求在当前和未来全球的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全面突破，使中国走上自主创新之路。

第三，促进中国重视发展内需驱动为主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式或出口依赖型的发展模式，由于必然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出口锁定效应和利润压榨效应影响，只能支撑出口国家特别是出口大国从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而难以支撑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而且发达国家愈发采用“出口换市场开放”策略，使得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打开本国高端市场，切断了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土消费者市场需求规模来培育和发展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的内部循环机制，进而使得出口依赖型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转向内需驱动型的发展模式。然而，目前的特殊情形反而有可能促进中国全力以赴地谋划和实现内需驱动型和自主创新驱动型的内生性增长模式。

第四，为解决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困局，提供了倒逼动力。中国深度参与既有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这对中国原有的国内供应链循环体系，中国经济内部的产业“梯度”转移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依靠国内自我产业链分工和循环体系来实现区域均衡化发展的内在优势条件等等都有一定影响。在目前全球既有的供应链体系短期收缩效应和长期重构效应下，中国可以实施以国内供应链体系循环为主、以国际供应链体系循环为重要补充的双向循环发展机制，进而利用此双向循环发展机制解决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转危为机，发展新动能

站在谋求短期和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的立场，在2020年的发展新起点，本着“转危为机”“化险为夷”“危中求机”“危中求进”的中国式哲学智慧，发展新动能的契机和着力点可能在于：

第一，谋求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国内供应链中进口替代型的新产业发展机会。一直以来，在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发达国家掌握着核心专利、核心工艺、先进生产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关键零配件和关键材料研发和制造能力，中国在多数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相对低成本生产组装制造环节具有综合优势，以及在部分产业创新链中的产业化环节具有部分领先优势。这种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对中国本土企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且具有创新优势的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带来了多重阻力。

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在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专利、核心工艺、先进生产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关键零配件和关键材料研发和制造能力，具有相对较大的进口替代式的新产业发展机会。这是中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也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所在。

第二，谋求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新机会。依据我们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发现，当前制约中国国家产业链安全的“卡脖子式”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既存在于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也存在于中国的高技术产业部门，更存在于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部门，同时，深刻决定着中国在未来新一轮即将破茧而出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是否能取得前沿优势和领先位置。

然而，导致中国在这些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自主能力不足的原因，既在于中国国家层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持续性高强度投入不足，也在于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持续性高强度投入动力缺失；既在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未到彻底解决，也在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机制体制问题尚未有效扭转；既在于微观企业从事长周期的巨额研发投入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动力和能力不足，也在于中国尚未形成激励企业依靠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来谋求市场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的外部制度环境。

因此，这方面蕴含着大量的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机会，蕴藏着巨大的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创新研发投入机会。同时也是中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方向，更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基础所在。

第三，谋求发展与国内高端需求市场相互支撑的全球有影响力的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一国所拥有的具有前沿创新领先能力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数量多少，既决定了该国在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中的控制能力和利益博弈能力，也决定着一国的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领先地位。

需要关注的是，一国能否拥有数量众多的具有全球领先能力和垄断优势的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既与国家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持续性高强度投入密切相关，更与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持续性高强度投入直接相关。

因此，从主动影响乃至创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角度来看，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最优手段是采取“以攻为守”策略，主动培育和发展出具有真正市场导向的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进而深度参与和能够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因此，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新技术新产业新动能的主要载体之一，就是培育和发展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

第四，逐步形成新基建、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为特色的新动能。就中央制定的2035年相比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来看，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消费结构必将发生本质性地变化，涌现出各种形态的新消费模式。

高端消费规模快速扩张、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和新消费结构逐步凸显的综合作用和引导下，既可以为中国的各种新基建提供必要的支撑性发展空间，特别是为在基础研究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的新基建方面所蕴含的极大投资机会提供有力支撑，也为各种形态的新业态、新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极为重要的本土市场支撑空间，从而真正在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和相互支撑的新格局下，促使中国逐步形成以新基建、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为发展特色的新动能。

因此，从2020年开始，中国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和再次分配格局的全面改革入手，将创造包容绝大多数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型企业制度和金融体制，作为要素市场改革的重点目标，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核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