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多地市集中调整行政区划 这些城市都“急”了？

　　或许还有不少朋友没有意识到，还有一周时间，2020年就已经过完了整整一半。

　　这一年无疑是“魔幻”至极的，开年全国即被新冠病毒阴影笼罩，国内高规格抗疫后刚刚迎来情况好转，国外疫情又开始大规模肆虐。内防外控数月之后，个别地市疫情仍屡有反弹，抗疫大战远未结束。

　　疫情之外，全国范围内各类气象灾害频发。南方广东、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频降暴雨，受洪涝灾害影响百姓动辄以数十万甚至百万计。近日重庆綦江更是出现自1940年来最大洪水，灾情超过绝大多数人尚有印象的1998年大洪水。

　　经济运行与社会活动均受到巨大影响，不少行业至今无法完全复工，多地高校自寒假后至今仍未完全复课。全国2020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仅有三成左右，而还有更多往届大学生在今年遭遇了裁员和失业。还能保有工作的职场人，相当比例收入有明显有所下滑，且职场环境与工作压力出现恶化。

　　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时间点上，似乎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像蝴蝶效应一样的连锁反应。而此时关于区域经济方面的任何动与静，同样也都值得大家做最为冷静理性的两面性思考。

　　单核地区大拆大合求同

　　6月19日，四川省政府官网发布了《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新津县设立成都市新津区》的相关消息：“2020年6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新津县，设立成都市新津区，以原新津县的行政区域为新津区的行政区域，辖8个镇（街道），总面积33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1.88万人。”

　　同在6月19日，吉林省政府官网发布了《国务院批复同意公主岭市划归长春市代管》的相关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原由四平市代管的县级公主岭市改由长春市代管。

　　6月22日，山东省政府官网发布《国务院批复烟台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相关消息：6月5日，国务院以国函〔2020〕81号文件批复我省，同意对烟台市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撤销蓬莱市、长岛县，设立烟台市蓬莱区，以原蓬莱市、长岛县的行政区域为蓬莱区的行政区域，蓬莱区人民政府驻登州街道钟楼东路1号。

　　以上三条关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新闻，我想大家在过去的几天或多或少应该都看到了一些相关报道。整体来说，无论是哪家媒体，导向基本都是一致的：对应地区又将迎来重大机遇。

　　与此同时，相关的衍生话题也是再次重复上演，比如关于对应区域房价是否又会有新一轮的上涨，现在参与炒房还来不来得及；又比如另一些长期以来也迫切渴望改变行政区划，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地区的网友，纷纷感叹自己所在城市的“不上进”。

　　而今天我们之所以将相关新闻统一放到同一篇同一章中来进行讨论，就在于类似行政区划的调整背后的一个相似性。对于单核经济驱动型区域来说，区域中心城市不断扩张与兼并周边小的区县，是一种必然。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范围内，单核经济驱动型区域是主流。因为受限于历史、区位等多重因素，各区域能够得以发展出一个单核中心城市，就已然是极为难得，区域综合基础决定区域内仅能够合理塑造单一中心。

　　而单一中心城市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呢？显然不可能出现所谓的飞地状态，只有可能是不断扩圈扩容，将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扩大再扩大，直到扩到无法再扩的程度。

　　而所在区域的居民，需要做的自然就是主动自发地进入到这个辐射圈中，分享资源优势的同时，也贡献自身的消费与能力，最终在区域内形成稳定的中心资源圈。而区域内其余的大范围地区，基本被作为生态区域长期自由发展。

　　所以单核中心城市的扩张之路未来不会停，如果你认为某个单核中心城市停下了扩张的脚步，那么最大的原因无非是它本身已经是个庞然大物，且已经没有多余之力进一步向周边进行鲸吞。特别是周边区县本身的面积就十分巨大的情况下，鲸吞的难度与后遗症就会更为巨大。

　　均衡地区划圈聚群存异

　　事实上，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全国范围内可以称得上是均衡发展的区域，主要针对的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区域。而其中由于珠三角本身的范围较小，涉及的地市数量较少，可能会出现的行政区划调整空间相对较为有限。

　　相比之下，广义长三角范围大至三省一市，总面积35.8万平方公里（沪苏浙皖全境），中心城区面积亦达22.5万平方公里（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27个城市）。

　　所以如果说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个全国代表性的均衡发展区域内，未来还有可能再次出现行政区划调整的话，那么显然面积更大，涉及地市数量更多的长三角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但是，我们仔细回顾过去的一段时间内，长三角区域内各项涉及推动一体化进程的相关活动，就会发现基本上看不到关于调整变更行政区划的动作。那么长三角地区，或者叫做经济发展均衡地区今年在做什么呢？划圈聚群，全面融合。比如——

　　生态一体化：日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于6月19日公示。示范区范围为“两区一县”约2413平方公里的行政辖区，先行启动区范围为金泽、朱家角、黎里、西塘、姚庄五个镇全域，约660平方公里。示范区总规为示范区提出“世界级滨水人居文明典范”的总体发展愿景。

　　数字一体化：近日，在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众位专家表示，长三角快速发展要始终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阿里巴巴张勇表示，长三角要成为数字长三角需持续打造数字化生态，基于长三角地区在云计算、大数据领域的建设和探索，长三角地区应建设长三角“一朵云”

　　旅游一体化：近日，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协作会正式发布了2020年度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项目，包含14个精品体育旅游目的地、13个精品体育旅游线路，14个精品体育旅游赛事以及6个汽车自驾运动营地。这是自2019年5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文化和旅游部门建立长三角文化和旅游联盟以来，四地在文旅合作领域的又一新探索。

　　医疗一体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长三角医疗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推进医师多点执业，推动医保支付改革，推进电子处方跨区域流通，推进以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等多项政策，使得长三角医疗资源与医学人才，全方面得以加速融合互通。

　　交通一体化：交通一体化是当下大家肉眼可见长三角表现最突出的一点，全域全地市高铁覆盖，区域中心城市全米字以上高铁枢纽，区域中心区高铁运行公交化，拥有地铁城市总数量总里程屡创新高。全域交通实质一体化，有望在未来十年内完成构建。

　　行政区划，事实上是过去非常长时间内，显著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它更像是一种人为的壁垒，一线之隔，一边可能就是资源汇聚的繁荣之地，一边则可能是积贫积弱的破败之所。

　　如何改变这种桎梏？有效利用行政区划这一工具是一种方法，既然被划入资源汇聚地可以共享繁荣，那么就不断扩大这一范围，以期获得繁荣区域的面积扩大。

　　持续淡化直至有朝一日彻底摆脱区域行政区划的人为壁垒，也是一种方法。事实上，如果当所谓的行政区划被不断弱化，那么区域发展的矛盾和对立自然也就随之被解决。

　　为什么急了？因为后城镇化时代已经来了

　　从国际一般标准来看，全国整体城镇化水平60%，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如果对应国家秩序能够保持正常稳定，那么城镇化水平基本上会呈现出快速上涨的姿态。而伴随着整体城镇化水平达到60%，后城镇化时代就已经到来，城镇化的“姿势”就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由于这个话题相对比较宽泛而又抽象，那么为了更好地方便大家理解，这里我举个消费相关的例子，辅助大家进行相应的理解。

　　在刚刚过去的618电商大促之后，除了例行性地全国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发布各自的销售战报，然后表示对比去年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外（由于统计方式完全由各家电商平台掌控，事实上历次的电商大促数据参考意义十分有限），事实上另外一件事情同样值得大家特别关注。

　　6月22日，随着拼多多美股股价再创新高，福布斯实时富豪排行榜显示，年仅40岁的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的身家已经达到了45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210亿），首次超越马云，成为中国第二大富豪（第一富豪当然就是腾讯的马化腾）。

　　这一新闻，紧接着就在财经圈里引发了轩然大波，各家媒体为了流量，把曾经用来赞美马云的那一套词儿，照搬照抄地又用在了黄峥身上——昨天你对我爱答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这话显然毫无道理，黄峥的求学与创业经历与马云相差悬殊，可以说从小到大，黄峥都从未遇到过所谓的“爱答不理”，从融资到上市，拼多多都是业内翘楚。如果硬要说是消费者对拼多多“爱答不理”，那么也只能说是非拼多多用户的一种误解。

　　如果有你基础的经济常识，就应该清楚了解一件事，黄峥拥有的拼多多股份占比，要远高于马云拥有的阿里巴巴股份。所以虽然“黄峥身价超过马云”这件事儿，远不等同于“拼多多超过阿里巴巴”这一许多人的错误联想。

　　那么如果我们抛开马黄二人在各自创办企业所持股份的差异，也抛开媒体热衷炒作的后浪前浪、浪来浪去、浪里个浪的话，两人的财富变化说明了什么呢？

　　淘宝创立于2003年，至今已经接近二十年。而拼多多成立于2015年，至今仅有五年。淘宝创立的2003年，中国整体城镇化率为40.53%；拼多多创立的2015年，中国整体城镇化率为56.1%。

　　所以淘宝过去二十年赚的钱，主流一直都在那不断增长的40.53%之中，特别是二十年间城镇率增长的那20%左右的消费者（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这其中，当然还有京东和其他电商平台共同分享的部分。

　　那么对于创立时间明显较晚的拼多多而言，虽然和淘宝、京东重叠的用户是他们早期用户中的主要部分。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的话，那么拼多多的想象空间就要大大折扣了。之所以能够撑得起拼拼多在股市表现上突飞猛进的，恰恰正是长期以来，中国多数企业和平台几乎看不到也看不上的其余四成的居民。

　　但是如果再叠加小镇、小县、小城以及远郊区的居民，这一总量的占比就要迅速上升至八成左右的比例。一些人将他们称之为下沉市场，一些人则更形象地将之称为“五环外”。

　　所谓“五环外”其实是个很生动形象的比喻，一些人可能最直观的联想直接就是首都北京。但事实上，更广义地去理解这个名词的话，我们认为哪怕是当下这个时间点，中国在建成区上能够拥有实际“五环”水平的城市，总数也超不过十几个。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所有生活在“五环内”的居民总量，也就一亿人左右（别忘了，生活在拥有五环水平的城市居民之中，同样还有相当比例居民也在其城市的五环外）。

　　而在过去，几乎所有企业和商家都死盯着五环内的消费者，认为他们的消费会不断升级再升级，他们兜里有钱，应该想方设法榨干他们兜里的每一张钞票。同时，未来进入五环内的消费者也会持续不断增多，所以只要盯死五环内，那么一定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似乎也的确是这一种状况。但是情况到了2020年，显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量的五环外居民无法进入五环内，同时就算留在五环内的众多居民，他们也集中出现了被裁员与失业的情况。

　　而这一次，由于整体招聘岗位数量大幅缩水，所以许多人面临的可能是以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为周期无法找到工作的窘境？怎么办？既然留不下就只能选择返乡。按照官方的失业率统计，这一群体在今年上半年有三千万左右。

　　与此同时，个体工商户失业的呢？农民工群体失业的呢？他们都是长期游离在官方失业率统计之外的。我们再三乐观地去估算这一群体上半年总数，也按照三千万估算，那么以上两项累计就已经达到六千万了。

　　而这些人，在往年的这个时间点，基本都是要进入一二线城市（主城区）工作、生活和消费的。而现在，现实让他们必须回到（至少是暂时）他们的老家过低收入低消费的生活。

　　那么，无论你将他们称为下沉市场也好，或者将他们称为消费降级也罢。但是，当下他们需要的就是拼多多的“极致”低价。原因很简单，没钱。

　　而且不但没钱，还多数有债。有房贷的还算好，自己还能住，解决居住刚需；如果有的是消费贷，那么极大程度挤压你日常消费，也就是必然。

　　所以，后城镇化时代的复杂，并不是一些人简单理解的，一些人从一线城市回到的二三线城市这么简单。而是伴随着国家经济的下行压力，大量的岗位会消失，过去到城里轻松找到一份工作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

　　而如果在这个时候，城里待不住的时候，你扭过头来望向自己的家乡，发现那里同样正在经历一番“水深火热”时，你又会作何感想？

　　把县撤了，把村合了，在那之后呢？

　　和上文我们提到的经济较发达的成都、长春、烟台等三市几乎在同一时间纷纷调整各自行政区划同时发生的一件与城镇化进程高度相关的重要新闻，事实上却被绝大多数媒体“忽略”了。因为相比之下，这一新闻显然没有成都、长春、烟台三市调整区划行为更有爆点。

　　近期，山东正在全省范围内推进以拆除农户房子目的的“合村并居”。现行试点的，正是长期以来山东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菏泽、聊城、滨州、临沂、德州等农业大市。而当下这个时间点，这一行动事实上已经发展到了大范围强行推进的阶段。

　　何为“合村并居”？它亦称“合村并点”，有的地方称之为合村并镇或合村并城。是指我国一些地区，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为了改革落后农村结构和管理体制，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更好的集约土地发展经济，进行的将几个临近自然村整合起来，建立农村社区的综合改革和探索。

　　过去这些年，合村并居显然并不只有山东一省在推动，只不过全国范围看华北表现最突出，华北范围山东变现最突出。背后的原因，在山东官方的相关口径中是这样的：“山东农村数量多，规模小，布局散，密度高。全省行政村数量6.95万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平均人口530人，在全国居倒数第二。空间布局分散，导致了配套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成本高，不经济。”

　　上述的表述，对于不了解中国区域行政划分与经济发展情况的人来说，似乎很有道理。既然原有的农村又小又散又落后，那么就近合并听起来十分有道理和必要。但是，我们过去就长期特别强调，静态的看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国内很多经济数据本身准确性就比较低的背景下。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玉林在一篇关于山东合村并居相关文章中就曾提到，和同为经济、人口大省的江苏、浙江、河南相比，山东省的农村分散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突出：到2016年底，山东的自然村“还剩下”98817个；江苏、浙江分别为15.5万个和10.9万个，河南省有20.7万个。自然村的密度而言，山东境内每平方公里为0.67个，其他三省是1.1-1.7个；从自然村的规模来看，山东每村平均超过130户，其他三省大约为50-80户。

　　而山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力推进全省多市合村并居。而这一情况，在经过前不久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一篇“山东合村并居的真实情况”文章发酵后，方才进入了很多人的视野。

　　就目前的情况看，山东多地正在进行的合村并居，基本采取的是先将农户房子拆除，然后按照地方政府土地出让与财政收入的相关计划安排，分批分次前后迁入统一建设的新农村。

　　也就是说，并不是新农村房子已经建好了，然后动员周边村民搬入新房，然后拆掉其旧房。而是先行拆掉其旧房，然后等待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到相应的资金后，再陆续建设新房。这样一来，几乎无法确定究竟几年之后，这些失房的农民们能够搬入新房。

　　上文已经提到，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合村并居行动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山东经济最为落后的泽、聊城、滨州、临沂、德州等农业大市。这些地市工业基础薄弱，服务业水平一般，这些地区的工业与商业用地需求是极为有限的。而短期内集中性增大土地出让，这些土地能不能转让出去，多久能转让出去，都还是未知数。

　　以上，我们事实上还都只是讨论村民何时能够入住上新房这一点问题。而即使这些村民未来成功住上了新房，这些新房位置与他们的农田距离如何，是否方便他们每天进行相关的农业活动？而与此同时，既然是就近合并周边农村，新房也不可能直接建在市县中心。那么这些区域显然足够（甚至完全没有）进入工厂的工作机会。如此一来，反倒出现了老房先被拆了，新房还没建好，农田不方便种了，新的就业方式也没有的多头困境。

　　那么无论是国内不少城市近些年来频繁推进撤县划区（划市），还是国内不少农村地区进行的撤村合并，背后的导向无疑只有一个，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原本生活在农村的居民进城，让小镇小县居民进市，让郊区居民进城区，从而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但城镇化的本质与初衷，是让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有效的提升，而并非冰冷的城镇化百分比数据。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的城镇化进程更接近于自下而上，即经济落后地区的居民主动离开家乡，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和定居，从而完成城镇化。这一行为是百姓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自主自发的行为。

　　而与此同时，一些年纪偏大，身体欠佳，能力有限的百姓，由于他们进入城市后无法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难以完成身份转化，那么他们继续留在农村或小镇，虽然低收入，但是因为低支出也得以能够生存。此时如果动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打着提升他们生活质量的旗号强行将他们完成表面的“城镇化”，这无异于断其生路。

　　所以即使我们认同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之路，那么也必须尊重客观的国情和发展规律，有序渐进。同时，我们也应当尊重那些不认同城镇化道路的，愿意生活在乡村田园的百姓，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与宜居。

　　2020年之“魔幻”，哪怕时间已至年中，却仍旧看不到任何休止的征兆。艰难的下半年，即将拉开帷幕。

　　此时，我想起电影《芙蓉镇》中那句经典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或许这是最适合2020年的自我励志。

　　等到若干年后我们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段历史时，我希望它能够给我们留下足够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让你我每个人都变得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