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古村落的存在与新生

文丨段棒棒（方塘智库黄河文化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

由于持续降雨的影响，黄河干流唐乃亥水文站出现了今年第1号洪水，黄委会启动了黄河上游水旱灾害防御IV级应急响应。翻阅史书可知，黄河决堤对沿岸百姓的影响最大，历史上黄河每次改道都会导致百姓房屋倒塌、流离失所，有幸保留至今的古村落自然成为黄河流域文明传承的文化瑰宝。因此，确保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成为关乎古村落生死存亡的关键，也成为黄河流域古村落发展的底层逻辑。

在国家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探讨黄河流域古村落生态保护存在哪些特殊性和必要性，如何协调古村落发展中政府、企业、村民三方参与主体，成为黄河流域古村落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而《黄河流域古村落生态发展模式与政策评价研究》这本书恰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相应的建议和思考。

1、黄河流域古村落生态保护的特殊性和必要性

古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村落地域基本未变，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的村落。古村落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的载体，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价值，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我们经常见到的历史文化名村是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在古村落的基础上评选出来的，其标准是古村落内历史传统建筑的建筑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相比而言，古村落覆盖范围更广，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不同区域乡村历史文化遗产的地貌特点、文化类型以及民居形态特色。

黄河流域古村落承载了农耕文化、士大夫文化、渡口文化、军事文化、商业文化等多种文化，保留有宗教祠堂、挽联碑记等物质文化遗产，又传承了民风民俗、艺术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比如黄河流域的陕西地区富集了周秦汉唐的都城文明和京畿文化，且遗留下130多个具有文物和文化价值的古镇，从村落分布范围来看，陕西北部有黄土高原和台塬地区，这里的村落建筑主要为砖木结构和窑洞；南部有秦、楚、蜀文化交汇的秦巴山地，这里的村落建筑主要为山地木结构、土木结构、石木结构；关中平原则是古代京畿文化的典型之地，这里的建筑主要为布局严谨的砖木结构。黄河流域不同的地理单元孕育了各自特色鲜明的建筑风貌，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风格。

在我们看来，黄河流域古村落是指黄河流域村民传承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中华文明之根，寄托着游子乡愁的传统村落。这些朴实无华和极富文化内涵的古村落，是人类生存聚落的延续，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真实地反映了农耕文明时代的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沉淀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旅游观赏和开发利用价值。

黄河流域古村落自然环境区位特殊，各地地貌类型不同，水系径流量季节性丰枯程度不同，资源禀赋与特点不同，人文习俗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这种多样性、非均衡的资源环境，对古村落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

比如黄河流域的陕西秦巴山地区山体稳定性脆弱，是自然灾害频发的重灾区，群众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分布在这里的28个县、475个乡镇、6253个村的地质灾害户就有12.39万，共49.16万人，洪灾区则有9.37万受灾户，共32.02万人。每逢雨季，这些地区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总之，黄河流域古村落地域性特色很强，不同区域房屋建筑形成了不同的资源特色，古村落的开发利用成为村民发展特色经济、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资源。同时，黄河流域古村落生态保护既是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村民的诉求以及传统建筑和文化保护的需要，更是发展我国生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言之，黄河流域古村落生态保护成为现阶段古村落多方位发展的前提，可以通过挖掘、开发、利用古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集结社会多方力量，以古村落生态保护和改善为基础，实现资源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2、黄河流域古村落发展可聚焦以村民为主体的信息协调

经过历史的洗礼后，尚存的黄河流域古村落位置较为分散且偏僻，交通网络不发达，外加专业人才匮乏、保护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导致古村落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村民收入偏低，如何通过制定古村落的发展模式、利用村落资源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成为村落建设的关键。

本书从村民、企业、政府三个行为主体分析了黄河流域古村落发展面临的问题。古村落村民是村落保护和开发中最主要的参与主体，是古村落发展的直接受益者，直接决定着古村落发展的成败。村民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都影响着村落保护与开发，其中村民的收入水平是村民进行古村落投资、后续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村民参与的自愿性和主动性又受到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企业在资金筹措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优势，其参与古村落发展的合作模式直接影响着村落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潜力。然而，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企业在古村落发展中存在着村落开发过度商业化、旅游产品同质化、企业与村民沟通不畅等问题。

政府在古村落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主要是协调参与村落发展各方之间的关系，政府在村落发展中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保护开发措施可操作性差，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导致的参与主体保护意识缺乏，产权不清导致的保护主体权责不符等问题，政府的这种行为缺陷实质上是政府上下级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村民之间合作关系错位的一种外化表现。

本书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参与古村落发展的三方主体行为，并据此提出加强古村落宣传力度、重视企业角色定位、加强管理和监督、制定激励约束机制等建议。此外，本书在分析古村落致贫原因时，除了古村落地理位置远离经济中心，产业发展较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之外，还重点强调了村民思想观念落后、缺乏经营头脑、闯劲不足、生活方式懒散等个人因素。

正如网络上热议的合村并居规划，由于村民既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常识暂不适合城市中的小区化管理模式，所以缺少与村民相对充分的信息协调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变味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我们看来，在分析古村落发展参与主体行为时可以抓住各方信息协调这个关键点，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过程中三方参与主体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由于多数村民学识和知识结构的欠缺，所以在理解政府相关政策，与企业签订相关合约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知之甚少的情况，由此导致政府相关政策法规落地性差、企业开发模式不友好，可以说正是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古村落发展中三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均衡。

比如书中通过实地调研发现，45.1%的受访农户愿意实行部分搬迁、部分住古宅，22.8%的受访农户愿意实行整体搬迁。另外，75.3％的农户认为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应主要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和古建筑旅游为主，民俗文化、休闲度假等为辅，而这一结果与大多数企业的开发意愿存在着明显偏差。

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村民更好地开发古村落，其出发点是必须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让广大村民共享村落保护和开发的结果。政府在古村落发展中所扮演的是法律的制定者、公益的宣传者、利益的协调者、经营的监管者等角色。相较于企业和政府，村民作为古村落发展的参与主体，却因为学识和知识结构的欠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在我们看来，古村落发展可聚焦以村民为主体的信息协调，村落文化的开发与挖掘也要以村民为中心。政府制定村落发展规划、企业制定村落发展方案都需要与村民进行充分的沟通协调，以更好地把握村落文化属性，确保方针政策符合实际，开发方案落在实处，为村落发展模式和产品设计创意打好基础，并避免信息失真以及相关人员的贪污腐败等问题。

只有做到了古村落发展参与各方的信息协调，并按照村民需求改造、修建古村落部分功能，而非为了满足外部人员的需求与期望修建，这样规划出的古村落才是村民希望的“惠民工程”而不是只为政绩的“形象工程”。

随着大数据技术和5G通信技术的逐渐成熟，黄河流域古村落发展完全可以做到优化政府、企业和村民之间的信息协调，让村民参与规划古村落的发展，以避免信息失调引起的破坏性开发，保障古村落在政策、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多方位发展。

同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可以做到沿黄九省区之间的协调联动，尤其是在洪水治理等方面，需要上游、中游、下游之间协同规划，做到信息互通有无，行动步调一致，以确保黄河防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