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巷明朝卖杏花”是烟火中的雅致，也是宋朝人精神世界的桃花源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南宋陆游写得极好的一句诗，在虚与实、俗与雅、人间烟火与高士桃源之间，杏花这一意象与宋朝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再也没有哪一个朝代如此偏爱它。即便是写下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杜牧，也只不过是创造或者借用了”杏花村”这个地名而已，唐朝人所描写的杏花始终不如宋朝人来得细致、生动以及那时时刻刻都洋溢在世俗尘埃中的雅致。

杏花贯彻了宋朝的江湖与庙堂，它也因此成为了宋朝诗词中挥之不去的意象。摘花、卖花、买花、簪花乃至送花，是宋朝时期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李清照的“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描绘了日常生活中的花卉贩卖。而王禹偁《杏花》中更是描绘了琼林宴上，“争戴满头红烂熳”的热闹景象，杏花同样是人们簪花的重要对象。长街、小巷乃至某个转角，都会出现一个卖花的姑娘，她提篮叫卖的身影是宋朝世俗生活中最为华美的瞬间。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宋朝人对于杏花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杏花这一意象在宋朝的诗歌中随处可见。“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牧童若向青帘见，应认枝头作杏花。”杏花、牧童与村庄，构成了宋朝人心中的一片净土，这是宋朝士大夫们自我构建的桃花源。在这片精神的桃花源中，宋朝士大夫对于田园乃至隐逸的所有幻想都得到了满足，他们沉浸在这种满足中与现实的世界达成了和解。

杏花、酒与村庄构建的桃花源，是烟火中的雅致

杏花的背后有着多重意义，它一方面是具有“仙性”的“仙花”，另一方面它的花朵又极为艳丽娇艳。“真宜相阁栽培物，更是仙人种植花。”是唐宋时期诸多吟咏杏花的诗句之一，这类诗句或明或暗地表示杏花具有仙气，它是由仙人种植的。而“杏花林里闲风月，况有宗人演地仙。”这类的诗句在强调杏花的仙气之余，还格外渲染了杏花的“隐逸之气”，可以说杏花在宋朝士大夫眼里就是翻版的“陶渊明的菊”。

但是杏花又有着娇美且奔放的自然属性，因此在民间很受欢迎，村舍前后乃至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杏花的踪影。春天时节便灿然开放的杏花，牵动了民间百姓的心，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士大夫的眼里。“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杏花的繁茂与绚烂是宋朝人对于这种花卉的直接感官，其后他们又赋予了杏花更多的含义“倚天真、艳冶轻朱粉，分明洗出胭脂面”杏花被人格化为热情娇艳的姑娘，其力压群芳的姿态引起了人们的格外怜爱。

杏花是神仙与凡人共有的花卉，杏花的意象因此沾染上了雅致与世俗的双重意味。“我欲邀君寺南住，春风聊与杏花邻。”这样隐逸风雅的情怀可以在它身上得到寄托，“红杏飘香，柳含烟罩拖轻缕。”这样的山野之趣也能在杏花身上得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能够在杏花这一事物上得到不同的享受。杏花、酒与乡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三样事物，它们身上的共同点就是：打通庙堂与江湖之间的障碍。

宋朝士大夫群体独特的美学观念与生活态度，使得他们将杏花与酒与乡村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成为了千年以来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记忆。酒与杏花一样，它身上有着仙气与市井气，李白的诗歌与诸多传说将酒的仙气推到了高峰，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更是活灵活现地描绘了饮酒的乐趣。而酒的市井气更是不言而喻的，《武林旧事》记载了临安城中大大小小的酒肆林立，“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而《水浒传》则将这种市井气推到了极致，所谓“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虽有夸张，但足以可见酒之烟火气。

乡村更是不必言说，中国士大夫群体的田园情结自陶渊明开风气以来，一直都相当流行。杏花、酒与乡村，成为了宋朝文人重点吟咏的对象，所谓“每花期必提红酒一罂，与二三子婆娑醉舞其下”的疏狂之态与“置酒花前，清香争发。”的闲情雅致是宋朝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也是宋朝诗词中绕不过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杏花与酒，再遇上田野的乡村，那便是宋朝士大夫心中的桃花源了，山花美酒与田园妙趣，宋朝士大夫真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烟火背后的雅致与宋朝高度的繁荣

烟火与雅致并存，市井与桃源并存，凡人与神仙并存，这是宋朝极为绚烂的文化现象。宋朝士大夫在人间烟火中游荡着，但他们总是能够在世俗的喧嚣中琢磨出一套“雅”来。无论是簪花也好、饮酒也好还是游山玩水也好，宋朝士大夫集体的生活美学就是那么神奇，让所有人在不知不觉中心向往之。宋朝士大夫埋藏在烟火之中的雅致，与宋朝高度的繁荣是分不开的，杏花与酒与山村在那个富庶繁盛的时代，绽放了独特的属于那一代人的光芒。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朝代，它是诸多朝代中无法逾越的几座顶峰之一。宋朝的科举制度是颠覆性的，它彻彻底底地消灭了唐朝乃至五代时期仍然存在的世家门阀，寒门子弟彻彻底底地通过科举制度走向了仕途。《旧唐书》中记载的唐朝高官，十之八九是出身世家大族的，但是我们翻开《宋史》就会发现，宋朝与唐朝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仅以北宋为例，非科举出身的宰相仅有三人，其中还包括赵普这样的开国人物，其他人都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

宋朝的科举制度使得寒门士大夫迅速崛起，他们形成与旧士大夫并存的新士大夫群体，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等人都是其中的代表。寒门士子的崛起为宋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宋朝在这些人的治理下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宋朝自开朝以来就表现出了对商人的宽容，宋太祖赵匡胤“农商并重”的政治策略是贯穿整个宋朝的，为此宋朝的经济出现了蓬勃的发展，“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样的商业行为在陆游那个时代实属平常。

除了商业的发达之外，宋朝的农业与灌溉业也是相当发达的，北宋时期出现在南方农村的筒车比水车更有效率，而犁、耧、耙、锄等农具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宋史·食货志》记载“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可见宋朝人对于水利和灌溉是相当重视的。农具的更新与“深耕细作”的种植技术加上水利灌溉的发达，使得宋朝的农业相当发达。《宋史》与《旧唐书》对比就会发现，宋朝的平均亩产量是唐朝的两倍之多，而耕地面积更得到了数倍的扩充。

商业和农业的发达，加上宋朝一以贯之对士大夫群体的重视，使得宋朝成为了文化与经济上的强国。宋朝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对于宋朝百姓直接的影响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于宋朝士大夫直接的影响则是思想的解放与生活美学的探索。杏花、酒与乡村这些带有双重意味的事物，因此也在宋朝士大夫的作品中得到了升华，无论是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无论是市井喧嚣还是仙界冲淡，宋朝士大夫总能够找到其中的平衡点，实现雅与俗的对换。

繁荣的背后是宋朝人的落寞与伤痛

正如杜甫“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所埋藏的哀伤与感叹一样，宋朝士大夫群体也有着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落寞与伤痛。宋真宗“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得宋朝士大夫开始了自己的落寞之旅，而“靖康之变”则是宋朝人伤痛的极点。宋朝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始终无法掩盖这种落寞与伤痛，宋朝的士大夫群体在现实的无奈中只能构建一个“桃花源”，希望以此来抚平自己心灵深处的伤痛与不平。

宋朝贯彻到底的矛盾是经济文化与军事力量的强烈不对等，这种不对等使得宋朝人受到了侮辱和打击，而宋朝士大夫在面对日益加剧的矛盾时显然无能为力。儒家入世的观念是深入骨髓的，宋朝士大夫在国家日益面临沉珂的现实之前，满腔的济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社会的矛盾加剧了宋朝士大夫群体内心的矛盾，他们在现实与理想的对照中逐渐产生了怀疑，而这种怀疑有将他们集体引向虚无的危险。

宋朝“重武轻文”的基本国策使得尚武精神严重缺失，宋朝士大夫已经没有了唐朝时期臣子的那种自信与张扬，他们只能开始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去探索一条平衡之道。杏花、酒与乡村因此成为了宋朝士大夫的最好寄托，乡村赏花饮酒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这一事件背后的意义是一扇大门，这扇大门是打通俗与雅的，它也是打通江湖与庙堂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扇大门背后是一条自由往返与仙界与凡间的道路。

所谓林泉高致、所谓小桥流水、所谓山水之乐，不过是宋朝士大夫掩饰内心落寞的借口。杏花与酒与乡村，是宋朝士大夫集体开辟出的一处桃花源，在这处桃花源他们得以暂时逃离现实的苦闷与悲哀，在宁静祥和之中独自舔舐自己的伤口。但幸运的是，宋朝的士大夫没有走向虚无，他们凭借着杏花与酒建构的桃花源并非是有来无回的，这只是他们暂时歇息的一处精神旅社。在安抚好自己的情绪之后，宋朝的士大夫们还是毅然打开了通往凡间的大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执著。

结语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不仅是陆游的真实写照，也是宋朝士大夫集体的写照。他们一面关注着高高庙堂之上的现实，一方面又时不时地想念远处江湖的逍遥。宋朝士大夫身上的这种矛盾与宋朝整体的矛盾是分不开的，宋朝与生俱来的缺点使得宋朝大部分时期都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经济与文化的高度发达也无法掩盖这些致命的弱点。

窥见了这些弱点的宋朝士大夫们做过很多尝试，但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无论是范仲淹的新政还是王安石的变法乃至陆游本人的爱国呼唤，都无法改变宋朝日益沉沦的现实。文化的高度发达使得宋朝士大夫的生活美学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也正是高度的文化繁荣挽救了宋朝的士大夫群体。他们不仅找到了雅与俗之间的平衡点，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找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平衡点，以杏花、酒与乡村为基础的宋朝版桃花源就这样出现了，并且影响了中国人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