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教科书神话”：勒庞对应试教育的反思

相信许多朋友读过勒庞的《乌合之众》。

这本写于1895年的小册子对群体心理的解读，让人印象深刻。据说，是不少中国股民的挚爱。

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在该书的第二卷，勒庞曾专门批评法国的公立教育。今天看来，他的教育理念并未过时，而他指责的弊病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他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建立在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之上，后者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由于采用了这种观点，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第66-67页）

有趣的是，法国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也承认这一缺陷，“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第67页）

本文提到的页码参见：《乌合之众》（冯克利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勒庞敏锐地洞察到，“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这种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第67页）

正如勒庞所言，这种教育制度是在制造有文凭的无产阶级。“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给先来的，剩下的便全都成了它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吹嘘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第68页）说句不太相关的话，这种官本位文化乃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共性，政府权力对社会干预地越深入，想吃政府饭的就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勒庞还提供了一处细节，“只在塞纳一地，就有两万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全部蔑视农田或工场，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加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第68页）就观察法国或其他国家的革命而言，这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既然传统的公立教育存在大问题，勒庞有何高见？

他主张教育的目标培养实干家，而这是传统的应试教育无法完成的。“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不是书本能够带来的。”（第69页）而培养实干家，主要靠实物教学或者说learn by doing，而不是啃书本。他很称许当时英美的教育制度，并援引历史学家泰纳的观点，后者在研究英美的教育制度时指出：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非常类似于办公室里的律师秘书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由此逐渐同他所获得的日常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因此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在25岁时，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是个发动机。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第71-72页）

讽刺的是，一百多年过后，英美的公立教育制度似乎向法国看齐了，而不是相反。于是，昔日的法国问题同样在英美重现，青年大学生日益左翼化（例如，追随桑德斯以及建立西雅图公社）似乎可作一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