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富人为何热衷慈善？主要是可以免税，只有很少的钱用于穷人

美国两党在财富大转移进程中串通一气。不过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为积极地助长这一现象。例如，在过去，家庭信托期限为90年。但是里根政府修改了法律，许多州从此允许家庭信托永久存续。所谓的家族信托现在允许超级富豪家庭在基本无须纳税的情况下，将钱财传承给他们的继承者，并且能够代代相传。乔治·W.布什2001年和2003年出台力度最大的减税措施。

这些措施不只让高收入者受惠，靠积累财富为生的富人从中受益更大。工资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下调到了35%，与此同时股息红利税最高税率从39.6%（作为普通所得进行征税）下调到15%，遗产税则被全面取消。虽然巴拉克·奥巴马取消了一部分减税措施，但许多措施仍然被保留下来。在乔治·W.布什当选总统之前，遗产税适用于一对夫妇资产超出200万美元的部分，且税率为55%。

到2014年，遗产税仅适用于一对夫妇资产超出1000万美元的部分，而税率下调至40%。[14]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试图走得更远。众议员保罗·瑞恩抛出所谓的路线图，意在取消对利息、股息、资本利得和不动产征税。到了2013年，仅有万分之十四的不动产需要缴纳遗产税，并且实际缴纳的税率仅为17%。

与此同时，美国富人实际缴纳的资本利得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33%下调到2014年的23.8%，远低于普通所得税率。资本收益是富闲族的主要收入来源。税法规定，如果所有人持有不断升值的固定资产直到去世，那么继承人无须为资产升值部分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这项规定为巨额财富继承人带来了隐藏很深的极大好处。这些所谓的未实现收益已经成为美国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

未实现收益在代代相传时创造更大的价值，并且富人无须为此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此类未实现收益占到超过1亿美元的遗产的资产价值的一半以上。不过财富继承人一代整日无所事事，不自己打理财富，只会快速拨打理财顾问的电话，让他们代劳，这种情况可不太妙。这也无益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这帮富人不劳而获，不知道民间疾苦，却担负着我们国家大部分资本的投资重任，且这一责任越来越大。随着家族财富必然地积累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和权力，它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危害也越大。

富闲族在不断积累财富的同时，有时也会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证明他们并非为富不仁。毫无疑问，比尔和美兰达·盖茨基金会等超级富豪家庭基金会从事大量的慈善事业。富人慈善捐赠呈上升趋势，能够与19世纪末的超级富豪慈善捐赠情况相媲美。在19世纪末期，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等大亨（之前提到的“强盗大亨”）成立了一直存续到今天的慈善机构。我们正经历斯坦福大学罗勃·赖克教授所谓的“美国慈善事业第二个黄金时代”。

当然，富人怎么捐款是他们自己的事。但也不完全是他们的事。捐赠者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减捐款额，与此同时受捐的慈善基金会或基金无须为捐款产生的收入缴税。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些税收扣减和免税收入相当于政府补助。2011年，此类税收减扣和免税收入总额估计达到540亿美元。

2011年是我们能够获得可靠数据的最后一年。正如赖克指出的，通常这些公共补助发放情况受到进行捐赠的富人的密切关注，但无须接受公众的问责。如果你不同意富人分配善款的方式，那你就要自认倒霉了。为了让大家对这一数额有个直观的了解，我们做个比较，联邦政府2011年在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福利剩余的款项）、贫困家庭儿童学校午餐和领先计划方面的支出总和还不到500亿美元。此外，尽管这一公共补助被称为“慈善捐赠税收减免”，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最终用在穷人身上。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中心2005年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即便做出最为乐观的假设，“慈善”捐赠只有约1/3是用于帮助穷人。

很大一部分“慈善捐赠”流向了歌剧院、艺术博物馆、交响乐团和剧院——当然这些都是值得捐赠的事业，但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慈善事业”。纽约林肯中心不久前举行了筹款晚会。对冲基金行业领袖大力支持，进行慈善捐款，其中不乏年收入高达10亿美元的人士。不过纽约市的穷人很少去林肯中心听音乐会。 另外一部分捐赠资金流向了捐赠人曾经就读或者希望他们子女就读的精英预科学校和大学。（此类学校在招生时通常优先录取父母慷慨解囊的申请者，此举相当于一种照顾富人的平权行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他常青藤联盟大学是美国重要的教育机构，但是能够进入这些大学学习的寒门子弟并不多。

此外，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这些精英学校更有可能培养出雄心勃勃的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顾问，而不是志向远大的社会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律师。 2014年私立大学获得的捐款总额约为5500亿美元，且捐款主要集中于几所名牌大学。哈佛获得超过320亿美元的捐款。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紧随其后，分别获得208亿、187亿和182亿美元的捐款。（2013年哈佛发起筹款活动，筹得65亿美元的捐款。）由于法律规定人们进行慈善捐赠时可享受税收减免，这相当于人们每捐款3美元，其中就有1美元是政府以税收减免形式提供的补助。

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几年前曾向普林斯顿大学捐款3000万美元。作为回报，她享受到约1000万美元的减税额。事实上，普林斯顿大学相当于分别从惠特曼和美国财政部获得2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的捐款，也就是说这其中的1000万美元差额出自其他纳税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