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彭黄”中的黄公略，将略过人，为毛主席所重，不死必是元帅

话说，1929年秋冬期间，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与省军委书记蔡申熙到赣西传达中央精神，要求苏区以各种形式“反对军阀战争”。

赣西特委领导人刘士奇、曾山由此准备组织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攻打吉安。

但消息不慎走漏，敌人调兵遣将，加强了吉安的防守，攻城计划被迫推迟。

1930年1月，和黄公略发起平江起义的彭德怀，率领着由起义部队改编成的红五军主力从湘鄂赣边来到了赣西。

刘士奇急需彭德怀等人帮忙解决是否打吉安以及土地分配等问题。

于是，历史上著名的“雩田圩会议”在遂川县的雩田圩召开了。

会议由中央巡视员潘心元主持，参会的人员主要有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

会议统一了意见：继续攻打吉安。

因为攻城的需要，刘士奇提出建立一支正规红军。

他的意见是把江西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和各县赤卫队统一编成红六军，军长就由五军副军长黄公略担任。

这个提议，遭到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李文林的反对。

李文林反对的原因是很简单。

毕竟，除了五团是以罗炳辉起义后带过来的吉安县靖卫大队加上其他赤卫队组建的之外，其他队伍都是他拉扯出来的，交给黄公略，他内心多少有些不乐意。

但是黄公略军事过人，威望素著，众人都认为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李文林最终也只好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黄公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桂花乡高模冲的一个耕读之家，原名汉魂，很小的年纪，就有救国救民之志；11岁时，读《史记·留侯世家》，被张良跟随圯上老人黄石公熟习韬略平天下事迹感动，研读兵书，把自己的名字改作黄公略。

18岁那年，黄公略投身行伍，到打着护法旗帜的湘军中当兵，后来和彭德怀一起入湖南陆军讲武堂；他还入了黄埔军校高级班进修过，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支撑。而在不久前，他到赣西帮助莲花永新宁冈等地的赤卫队整编为第三纵队，工作成效巨大，这些地方部队的战斗力一下子就有了质的提升。

在湘鄂赣三省敌军向红五军进行“会剿”期间，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黄公略仅仅率领红五军一个大队约200人留守平江、浏阳一带，不但守住了根据地，还在一年不到的时间，把部队发展到2000多人，创建了湘鄂赣苏区。

可以说，黄公略的能力是有目共睹。

还有，黄公略写的《论游击战术》是红军第一本游击战术理论专著，这本小册子已在赣西游击队里已成为了军事教材。

黄公略出任六军军长，乃是众望所归。

这样，红六军很快在万安成立。

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兼军委书记，曾昭汉任参谋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有2600余人，下辖两个旅一个纵队。李文林仅仅担任第一旅的政委，旅长为柯武东；第二旅旅长为罗炳辉；李聚奎为代纵队长。

彭德怀有雄才大略，有意把五军和六军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共同前委，但红六军新建，时机尚未成熟。

不久，毛主席和朱老总率领的红四军也来到了赣西南。

红四军为了打破敌人的三省会剿，从福建古田一路转战，来到了赣西南的永丰县藤田村。

由于土地分配问题在之前的雩田圩会议上尚未解决，毛主席等人来了，赣西特委恍若久旱逢甘露，隆重邀请毛主席出面为他们解决。

刚担任六军军长的黄公略久闻毛主席的大名，如雷贯耳，惜乎一直无缘相见，他积极奔走，很快促成了“二七会议”。

“二七会议”是在赣西特委所在地陂头举行的，又称陂头会议。

参会人员有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红五军军委、红六军军委。

不过，由于赣江江水暴涨，在赣江以西活动的彭德怀、滕代远无法过江，只好委托黄公略、刘士奇代表参加。

这次会议，不但制定了新的土地法，还将原由中央任命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统一指挥红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主席任前委书记，毛主席和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元等人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

即彭德怀原先想把五军和六军联合起来成立的前委为这个新的前委所代替。

彭德怀对毛主席的才能心悦诚服，对此，由衷感到高兴。

黄公略在“二七会议”见到毛主席，大慰平生！

他钦佩毛主席的才华，毛主席也对黄公略的将略早有所闻，两人惺惺相惜，有说不完的话。

由于刘士奇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政务繁忙，就不再兼任六军政委，改由四军的陈毅前来担任。

黄公略和陈毅一道，深入部队，做战士的知心人，不到两个月工夫，就把六军打造为一支政治过硬，作战勇猛的主力红军。

红六军的处子秀是吊打国民党唐云山的独立十五旅。

唐云山是蒋介石嫡系，黄埔一期生，他率部来增援吉安，结果遭到了黄公略的伏击，全军覆没。

此后，黄公略以东固山为依托，傍着原来根据地，不断开辟新的红色区域，有力地拱卫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在那一段时间内，红四、五、六军是齐名的，黄公略和彭德怀和毛主席、朱德同为中央苏区四大领袖，号称“朱毛彭黄”。

不过，1930年5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四大苏区的主力红军组编为四个军团。

不过，由于敌人消息封锁，鄂豫皖苏区的许继慎、徐向前部未能按计划编为四军团，其余三个军团均如期完成了组建。

其中的一军团包含朱毛红四军和黄公略红六军；而二军团包含洪湖地区周逸群的红六军和贺龙的红二军。

不难看出，中国工农红军同时出现了两个红六军。

于是，1930年7月，中央指示黄公略的红六军改为红三军。

其实，中央最初批给赣西南红军的番号就有红三军，而且决定由省军委书记蔡申熙任军长，但因交通通讯不便，中央指示尚未到达赣西南，红六军已经组建完毕，黄公略已就任了军长。

那么，在这次组编军团的过程中，一军团前委执行中央指示，将红六军番号改为红三军。

红一、二、三军团组编完成，李立三安排红一军团和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毛主席相当清楚，红军这时的实力还不足以攻打大城市，但又不能违反中央命令，只是率领红一军团做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就迅速回撤。

彭德怀认真执行中央指示，率三军团攻打长沙，虽然前期得手，但后期遭到何健反扑，损失惨重，被迫退了出来，幸亏，有红一军团在文家市接应，红三军团才得以化险为夷。

在文家市战役中，黄公略率领的红三军和红四军、红十二军紧密配合，全歼了何健部戴斗垣旅，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李立三不了解战斗的实际情况，要求一、三军团联手再次打长沙。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组合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

事情的发展，一如毛主席所料，二打长沙，仍以失败告终。

不过，作为方面军预备队的红三军，在猴子石一带大破敌陶广纵队，毙俘敌近两千人，成为了这场战役的唯一亮点。

在撤退途中，毛主席写了一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对黄公略作出了极高的赞誉：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偏师借重黄公略”——不难看出，黄公略的红三军俨然成为了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

而在黄公略指挥下，红三军在接下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同样大放异彩。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蒋军出动了10万大军，以江西省鲁涤平为总指挥，湖南省何健为副总指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凶猛来扑。

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诱敌深入。

黄公略在龙岗地区排兵布阵，巧妙设伏，一举围歼了张辉瓒的18师共9000余人，并且活捉了张辉瓒。

毛主席大为高兴，挥毫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中有名句：“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蒋军出动兵力达到了20万人，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对我苏区采取“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战术，步步紧逼。

毛主席仍是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扰之、袭之，将之搞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然后在白云山设伏，集中火力，进行痛击。

白云山之战，红三军是主力，黄公略挥师从山上杀下，势若千钧，国军28师睹之如天兵下降，不战自溃，师长公秉藩被俘。

毛主席闻此捷报，连呼黄公略为“飞将军”，再作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其中有提到：“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黄公略从此有了“飞将军”的美誉。

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那边的蒋介石明显坐不住了，他亲任总司令，以何应钦和陈铭枢分任左右翼总司令，集结起30万大军进行围剿，由陈诚、卫立煌、罗卓英、蒋鼎文、熊式辉等率领，兵分数路，长驱直入。

这场战役中，黄公略的红三军同样有惊艳表现，其与蒋鼎文第九师在方石岭狭路相逢，虽然兵力不到蒋军一半，但仍是主动亮剑，打出了气势，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歼灭蒋军独立旅3000多人，而己方损失只有五六百人。

可惜的是，战斗胜利结束后，黄公略率红三军转移到吉安县东固乡的六渡坳时，敌机来袭，黄公略为掩护红军战士，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黄公略牺牲的噩耗传开，苏区红军领导人和红军将士都震惊呆了。

朱老总痛惜万分地说：“这是我们顶大的损失。”

毛主席也无心再扩大战果，宣布结束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在兴国水庄头召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祝捷大会暨黄公略军长追悼大会，他亲笔撰写挽联，悬挂在会场两侧。挽联云：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毛主席后来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为纪念黄公略，设立了公略县，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总部红军大学命名为红军公略步兵学校，在瑞金城东北叶坪和东固地区修建公略亭。

这种待遇，在牺牲的红军将领中仅黄公略一人而已。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确定了我军三十六位军事家，黄公略位列其中。

可以想得到的是，如果黄公略没有过早牺牲，他必然接替朱老总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建国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也必定是1955年授军衔时排在第三位的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