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距今有2000多年历史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在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被发现，消息一传开，世人为之震惊。海昏侯墓迄今出土文物1万余件（套），包括青铜器、金银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简、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众多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其中3000多枚简牍，记录了《论语》《易经》《力记》《医书》《五色食胜》等重要内容，简牍上的文字更是引人注目，为研究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书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海昏侯汉简》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器物中，漆器、竹简、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文字均为隶书，属于典型的成熟汉简。西汉始于公元前202年，止于公元8年，而刘贺称帝为公元前74年，属于西汉中晚期，可见隶书在西汉中期已经成熟且具有了重要的地位。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上的隶书优雅古朴，结构宽扁，形态舒展，其出土的文字对研究汉字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海昏侯汉简》
《尚书》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册”字就是编简形状，说明殷商时期就有竹木为册作为文字书写的载体。造纸术是东汉蔡伦发明的，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汉代文字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锦帛，“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
竹片为简，木片为牍。《说文解字》曰：“简，牒也”，《论衡量知篇》曰：“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制作竹简时，新竹片要上火炙干，这道工序叫“杀青”，青竹片经火炙烤之后，会沁出里面的汁液，像皮肤出汗一样，因而也叫“汗青”，后来引申为对史册的称呼，文天祥《过零丁洋》有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汗青”便是此意。
《海昏侯简牍》
隶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由大篆（籀文）演变而来，一般认为《青川木牍》为古隶的鼻祖。
从战国后期至西汉早期，小篆为正体，但隶书在民间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西汉早期的隶书，继承秦隶的风格，隶书还带有篆意，有的率意，有的灵动，书法的载体以简牍、锦帛为主，主要为南方各地出土的简牍和帛书，比如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凤凰山木牍》；长沙《马王堆帛书》、《马王堆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
《马王堆帛书》
隶书发展到西汉中期，即汉武帝末期时，隶书结构日趋简约，结构向扁宽定型，点画丰富美观，此时隶书已成熟，是为今隶，也叫汉隶或八分。其造型也较前期显得自由、浪漫起来。代表作品主要是北方地区出土的大量简牍。如《敦煌汉简》《定县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
《定县汉简》用工整均匀的隶书缮写而成，用笔逆入平出，主笔皆有蚕头燕尾，中段稍提笔收束，波磔较丰肥，结构宽扁，重心安稳，已是成熟的隶书，与东汉中晚期《乙瑛碑》《张景碑》等用笔结构极为相似。
《定县汉简》
《武威汉简》布局齐整，笔法娴熟，法势完备，已拉开东汉经典隶书的序幕。一些撇、钩、捺等笔画类似于后世的楷书，已看到了楷书是由隶书简捷书写而成的例证。
《武威汉简》
隶书发展到西汉晚期，用笔上完成摆脱了篆书的桎梏，表现出相对正统、严肃的风貌。
西汉隶书除了简牍和帛书外，还有少量的石刻、瓦当、骨签等，这些都属于西汉隶书中的小品。
《西汉骨签》
艺术的特色就是时代文化的特色，而民间艺术是体现时代文化特色的主要部分。简牍书法是民间广大群众自然表现主义和书法天籁精神的体现。西汉简牍书体风格，体现了民间书家的思想意识及书法审美的自由性和多样性。
西汉隶书的普遍使用和流行，使西汉书法的发展成为隶书的时代，也是书法走向自觉的社会化时代。西汉书法的发展，就书体演变而言，大致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篆书虽然“汉承秦制”，仍被作为汉代通行书体之一，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显著下降。隶书由原来的古隶形态迅速的向分书嬗变，隶书发展到西汉中期即完全成熟，完成了由篆书而分的变革，史称“隶变”。二是简牍书法在古隶的草写实践中，又形成章草的雏形。也就是说，在西汉，古隶一方面演变成了今隶，另一方面演变成了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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