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有哪些不被大众所熟知的冷知识？

比起野史演义里，那些或“征战杀伐”或“算无遗策”的“三国历史”来，下面这些记录于煌煌史料，看似“不起眼”的三国时代经济文化甚至中外交流的“冷知识”，却都有着发人深思的意义。

一：孙权见过罗马人

虽说东汉年间时，中国就与远在欧洲的罗马帝国（中国史料里的“大秦”）实现了遣使往来，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传统的“丝绸之路”一度惨遭隔绝，曾火热的对外交往也消停下来。可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却瞧了一出“西洋景”：一个汉语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误打误撞来到了东吴治下的交趾郡，然后又被当地地方官送到了建业（南京），得到了孙权的热情接待，除了热情交谈，还赠送了不少厚礼。

堂堂的“吴侯”，几年后的“吴大帝”，怎么对一个普通的“洋商”这么看重？难道只为了瞧新鲜？这其中，却藏着当时的孙权，乃至东吴政权，一个坚定的发展战略：拓展海洋。

比起北方强大的曹魏政权来，东吴的人口经济，都是绝对劣势。特别是治下的东南大地，当时还是荒蛮一片。但东吴的造船业，却也是当时天下共知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东吴的海船，当时可以做到“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载六七百人”。堪称东亚海域里的巨无霸。

凭着这强大技术，孙权也大胆出手，多次拓展海洋航线。除了曾远航辽东联络公孙家族，差点打了曹魏“闷棍”外，东吴的船队还一路向西，以朱应、康泰为使节造访东南亚各国，十年间访问“百数十国”。东南亚各国纷纷“遣使奉贡”。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航海行动，也带来超越历史的意义：汉代时以徐闻港为主要港口的贸易航线，被东吴时代连通内地水域的广州港取代，中国的海上丝绸路线，也从此拓展得更远，从广州出海的船舶，可以一路经行泰国马来等地，直达到红海海域。东吴太守万震的《南州异物志》里记载，三国时代时，波斯天竺等国的商船，就已造访东吴的港口。

这条以广州港为起点的“通海夷道”，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更迭，却持续通航世界，为接下来的历代王朝，实实在在赚了上千年的钱。更见证了一个不变的真理：开拓海洋的进取精神，亦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该忘的精髓。

二：曹魏强国靠“挖沟”

曹操早年“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历经战乱的北方十室九空，开局景象“穷得剩破碗”。但待到魏蜀吴三足鼎立时，曹魏王朝的经济水平，对比蜀吴却是压倒性优势。为何会如此强大？一个低调的强国大招，就是“成于漕运”，也就是靠“挖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在整个三国时代里，从曹操“挟天子”到曹魏立国的岁月，其北方的水利工程量，账面数字就无比震撼：其见诸于史料的大型水利工程，就有二十八项之多。既有对“芍坡”“成国渠”“天井堰”等原有水利工程的维护整修，更有“引黄通洛”“利漕渠”等新型水利工程。整个曹魏时代，论对水利的建设，堪称不惜血本。

这其中的许多工程，更改变了北方的经济交通版图，典型“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已是“魏公”的曹操，引漳水与安阳河白沟相通，是为“利漕渠”。

这条史料里着墨不多的河道，却叫他的都城邺都，瞬间地位扶摇直上——从邺都经“利漕渠”出发，向南经黄河可直达江淮，向北经新河可直达辽东。一条“水渠”，就把原本“割裂”的北方水系，顺利连接起来，曹魏对北方大地的掌控，也更得心应手。比如多年后“司马懿平辽东”时，为何能顺利狂飙突进？这条转运畅通的“水渠”，就是幕后英雄。

单看这条水渠，就知当年曹操，治国何等煞费苦心。

而拥有这条“水渠”的邺都，也就成了接下来的数百年里，中国北方公认的“黄金枢纽”。为何后赵冉魏北齐北周等政权，都会与邺都有莫大的关联？一条“利漕渠”，亦是背后助力；也印证着“水利强国”的硬道理。

三：诸葛亮的“财富通道”

“诸葛亮治蜀汉”时代，“平南战役”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鏖战。“七擒七纵”的故事更在野史里长期流传。那为何当年面对内忧外患的诸葛亮，要坚持以稳打稳扎的方式彻底平定南方动乱？这不止关乎着蜀汉的安全，更关乎着一条“财富通道”的稳定：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是两汉王朝留给蜀汉政权的“重要遗产”。西汉“张骞通西域”时，身在中亚的张骞，就惊讶的发现，当地市场上竟有蜀地特产的蜀布。经询问得知，这是印度和中亚的商贩，经“蜀身毒道”贩来。1936年阿富汗喀布尔亚历山大城发掘时，从遗址里发掘出大量中国战国时代的丝织品。以相关学者推算，这同样是经“蜀身毒道”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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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从“张骞通西域”后，神秘的“蜀身毒道”，也令一代代汉朝君臣魂牵梦绕。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云南保山设立永昌郡，这条“蜀身毒道”，才彻底被汉王朝掌控，并经过多年开凿建设，演变成了“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三条主要线路。它从成都出发，一路经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十多个州县，从腾冲进入缅甸抵达印度大陆，中国的丝绸等产品，从此沿着这条道路大量销售出去。

而对于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权来说，“蜀身毒道”当然更有重量级意义：蜀汉政权地小人少，最重要的“生财之道”就是蜀绣。为了发展蜀绣生产，诸葛亮专门在成都设立“锦官”，官营的蜀绣工人，总数多达七万六千人。蜀绣贸易更成了蜀汉政权的财政来源，以诸葛亮的话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但蜀绣的“外销”，自然也是关键。于是这条“蜀身毒道”，对蜀汉王朝的意义，自然无比重要。

也正是蜀汉政权时代，随着“蜀身毒道”贸易的火热，蜀汉都城“锦官城”成都，也成了西南重要的“国际化都市”，以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里的形容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甚至，这往来热闹的“蜀身毒道”，更不因蜀汉政权的谢幕而结束。以《魏书》记载，曹魏灭亡蜀汉后，罗马使节也同样从先从海路来到缅甸，然后经行“蜀身毒道”抵达洛阳。

崇山峻岭间的这条“蜀身毒道”，亦堪称东西方交往史上的一座桥。

四、三国的茶难喝，鸭子决定三国走势

说了那么多“基建”“外交”“商业”大事儿，最后聊聊三国的生活“冷知识”。

曾有一段时间，“穿越回三国”剧情的小说很火，可真要有哪位“三国迷”穿越回去，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三国年代的吃喝问题。某些三国的“特产”，真不是现代人能“享受”得了，比如喝茶。

三国年间，中国人“喝茶”的风气，也渐渐从西南向各地铺展。比如东吴“末代皇帝”孙皓的饮宴上，就常见茶水做饮料。但那时的茶，都是采的野生茶树叶，然后“捣末置瓷器中”，还要加上葱姜橘子皮薄荷叶各种佐料，这才煮出来“茶水”。至于味道？唐朝人陆羽的《茶经》里有精确形容：“斯沟渠间弃水耳”。香喷喷喝茶的感觉？还得等好几百年呢。

倒是三国时代的一些游戏，放今天大有新鲜感。比如“斗鸭”。比起现代人熟悉的斗鸡来，三国年间的“斗鸭”也生猛。往往都是春江水暖时，双方的鸭子在水中“赴洪波以奋击”，平静的水面上顿时杀出一片“惊涛骇浪”。三国年间时，达官显贵家都修有“斗鸭池”，斥巨资养彪悍鸭子。不在“斗鸭池”里赢几场，贵族圈里都没脸见人。比如孙权的宝贝儿子孙虑，就因酷爱斗鸭，被东吴名将陆逊一顿臭骂。

甚至这么个火热时尚，还影响到三国一桩“外交大事”：公元221年，蜀汉昭烈帝刘备大举伐吴，北边“看热闹”的魏文帝曹丕也趁火打劫，朝孙权索取“斗鸭”。虽然东吴群臣们愤怒表示，曹丕这要求忒荒唐。但焦头烂额的孙权，还是咬牙答应了下来。上好的“斗鸭”，安定了曹丕那一边，也给接下来刘备吃血亏的“夷陵之战”埋了伏笔。

小小“斗鸭”，也确是这一段大事件里，一个别样的注脚。却也堪称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那个乱世里，豪门权贵们的奢靡百态。

参考资料：王奎、谭良啸《三国时期的科学技术》、桑希臣《蓝色诱惑：中国海洋开拓简史》、卞洪登《丝绸之路考》、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江玉祥《再论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简论》。张经纬《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袁金琥《古代的斗鸭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