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江在于联络，防海在于会哨：浅析明代巡洋会哨制度的内涵与发展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史称明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大一统王朝，明朝疆域十分辽阔，全盛时期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北达戈壁沙漠一带；西北至新疆哈密；西南临孟加拉湾；东部及南部直达东海、南海。

如此广袤的陆地疆域和漫长的海岸线对明代的国防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作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典范，明代自上而下一直比较重视国土疆域的防守。

明代边防可以分为陆防和海防两大部分，陆防主要依托于明代修筑的长城进行，海防则建立在沿海诸司府州县建置的卫所以及诸多军事设施的基础之上。而巡洋会哨制度作为海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侦察敌情、缉捕倭寇、保卫海疆方面更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极大增强了海防的主动性。

接下来，我们便走进那段历史，一起探寻明代巡洋会哨制度的具体内涵以及对当代海防的指导意义。

巡洋会哨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历史革沿

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三千里抵浙，又两千里抵南直隶，又八千里抵山东，又两千里逾宝坻、卢龙抵辽东，又三千里抵鸭绿江。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明史》

明灭蒙元而立，作为一统中原大地的正统王朝，其疆域边界绵亘悠长。以海疆地界为例，自安南界（今越南）起始，沿着海岸线北上依次经过福建、江浙、直隶、山东、辽东等地区到达鸭绿江。有海就有防，这便是明代海防思想得以确立的地理基础。

明朝初年，虽天下大定，但少数反明的残余势力逃窜到近海岛屿，伺机侵扰边境，与朝廷相抗衡。彼时，恰逢日本南北分裂，战乱不断，许多乱民流窜至明朝沿海地区，烧杀劫掠，为祸一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倭寇”。祸不单行的是，倭寇势力还与由反明势力构成的海盗相互勾结，并渐成合流之势，导致沿海省份饱受袭扰，苦不堪言。

倭自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路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明史》

在此背景之下，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下令抵御倭寇与海盗。并且他的思路很清晰，考虑的也很全面。在海上，布置战船，直接与倭寇作战；在沿海岸边险要之处，设立都司卫所，屯兵驻扎，辅之以城寨、墩堡、烽堠、巡检司，由此初步确立了海、岸一体的纵深防御体系。

洪武三年，诏置水军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缮理，遇调则益兵操之，出海巡捕。--《明太祖实录》

洪武五年，命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明太祖实录》

从明朝初期设立的抗倭防御体系来看，御敌于海洋之上是直面倭寇的第一道防线，担负着桥头堡的重要使命。因此，在洪武三年和洪武五年，朱元璋下令在沿海地区设置二十四卫，建造卫船，招募水兵，出海巡捕倭寇与海盗。此外，终洪武一朝，朱元璋多次下令加造战船，以期能够提高海上巡捕倭寇的效率，杜绝倭寇之患。由此，巡洋会哨制度的前身——巡海制度在明初得以确立。

明太宗朱棣时期，对朱元璋确立的巡海制度进行了全盘继承，并加大了巡捕的范围与力度，多次派遣水军将领出兵洋面，打击倭寇。

按理说，洪武、永乐两朝兵强马壮，加之如此大力度地出兵巡海，倭寇和海盗应该早就销声匿迹了才对。但事实却不是如此，打击倭寇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结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初沿海诸卫所没有各自划分的固定巡逻海域，巡海之时朝廷派遣的水师往往是在横跨数省的航道之上巡查倭寇，而明朝沿海诸省水域面积缥缈浩大，倭寇又来去如风，闻声则逃，官兵往往难以觅得其踪迹。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时期，明初巡海制度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朝廷开始调整海防布局，对巡海制度进行了改进：首先，给沿海的各都司卫所划分了各自明确的巡逻海域；其次，在各地负责的海域交汇处建立连界会哨制度，以此来监察各卫所是否履职。这便是明代为巩固海防、打击倭寇所最终确立的巡洋会哨制度。

巡洋会哨制度的具体内容

明初，鉴于倭寇与海盗之患，派遣水兵出海巡捕已是常态。至明英宗时期，在此基础之上，正式确立为巡洋会哨制度。

所谓的巡洋会哨，指的是按照水师布防的地理位置和力量来划分一定的海域为其巡逻范围，设定界标，规定相邻的两支巡洋船队按期相会，交换令箭等信物以证明履职情况。

接下来，我们便来看看巡洋会哨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

首先是巡哨官兵的人员构成。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明史·兵志》

明朝建立之初，鉴于元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明太祖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卫所制度。所谓的卫所制度，指的是一种寓兵与农，守屯结合的军事制度，其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因此，巡哨的水军官兵大多从沿海各卫所兵丁中抽调组成。其中，将领的任命遵从“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通常选拔德才兼备、能力出众者担任；对于普通士兵，则注重选用卫所中身体精壮、惯识水性、技胆俱佳的青壮年男性。

明朝中期，卫所的军事职能逐渐削弱，再加上战乱不休、卫所旗兵逃兵现象严重导致可供选拔的巡哨兵源不足，明代巡哨军的构成过渡为卫所旗兵与招募的民兵共存的局面。到了明朝后期，民兵发展成为巡哨的主力。

其次是对巡洋会哨中的相关规定。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明代对巡洋会哨有着较为严格的制度约束。例如，对于巡哨船队的出行，要在水寨操练规矩，依次开船出洋，并且，船队在航行过程中，要首尾相接、雁行而进、不许远离；在夜间行船时，各船只要以灯火为号，以桅杆上所悬灯的盏数、位置、高下、形状辨识所属营哨，以分清敌我。

“哨探者，三军之耳目”，探察敌情是巡哨中的重要任务，因此颇受卫所军府重视。如果巡哨官兵在未探明敌情时便妄自上报，则视情节轻重予以惩处，轻者捆打四十，重者捆打一百甚至于问斩；如果在海上发现倭寇踪迹却隐瞒不报，则以军法论处。

“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为鼓励士兵奋勇杀敌，巡洋会哨制度明确了一整套奖惩体系。当发现倭寇或者海盗时，以中军船鸣锣战鼓为号出战。对率先攻入敌船的水军士兵论功行赏；对于畏缩不前、临阵脱逃者则以斩首论处。此外，针对作战之时各船之间不相互配合、支援的情况，巡洋会哨制度中均有严厉的惩罚措施。

除了日常的巡逻水面，巡哨水兵还要担负哨守险要、潜伏待敌的重任。当发现倭寇船只将要到达时，各巡哨船只需要在上风处固守等待，根据战机采用合膛、分哨、出海、入港等各种方式击破。既不准迎风逆战，也不准倾巢而出导致守地空虚。

最后是对巡哨官兵履职情况的监察。

巡洋会哨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会哨，以此来对巡哨官兵进行监管。由于洋面广袤，为了证明各地卫所水兵巡逻到了各防区的连界处，往往需要相互交换信物作为凭证，返程时交给监哨官核查。

会哨时的凭证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字号牌票”、“信票”、“哨单”、“哨符”、令箭等等。对于“哨单”，有比较严格的制式规定，需要填写出发日、到达日时刻，待两方会哨结束返航时上交监哨官备案。

对明代巡洋会哨制度的思考

一、巡洋会哨制度是明代海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加强了明代海疆军事防御的主动性

作为在与倭寇和海盗斗争之中探索形成并逐步发展的巡洋会哨制度，与沿海瞭探防守的卫所、水寨、墩台共同构成了多层次、有纵深的海疆防御体系，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于明代的边境安全和边防守卫而言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同时，巡洋会哨制度使明代设立的沿海诸省各都司卫所有了明确的防区划分，各地水师官军负责各自的辖区，各司其职。同时，定期在连界处进行会哨，监督有无渎职，相互分享情报，一方面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络，便于合力围捕倭寇；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巡逻时互相推诿、官兵退避不训等问题。

二、辩证来看，巡洋会哨虽然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局限

明代巡哨军队在人员组建、出洋、夜行、巡逻以及执行报警、御敌等作战任务中都有比较明确的规范约束，并且在官兵履职方面也有监哨官和交验会哨凭证的督察机制。但是这一制度在明朝中后期却逐渐变了样，部分沿海地区卫所中的巡哨官兵通过贿赂监哨官来与之相勾结，后果就是巡哨官兵松懈怠慢、遇敌退缩不报、上下相蒙成为常态，“哨单”和“哨符”也失去了制约的作用。

朝政日益昏庸腐败，官员尸位素餐、克扣粮饷是巡洋会哨中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朝廷的腐败也势必会蔓延影响到地方。客观来说，明朝末年国库空虚是确实存在的，但官员贪污成性却让这一局面雪上加霜，进而导致部分卫所水寨凋敝、战船失修、官兵缺衣少粮，而不堪重负的水兵在巡哨中往往会敷衍了事，更有甚者选择成为逃兵，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巡洋会哨制度对当代海防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鉴古知今，及时准确的情报永远是军事斗争的第一要务。明代所大力推行的巡洋会哨从制度上奠定了当代海洋军事防御的基础，在当前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和“走向深蓝”的时代背景之下为我国的现代海防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借鉴。同时，从明代巡洋会哨制度里我们还应该看到，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是好事，但是如何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自始而终，避免流于形式、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局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结语

海防观念及举措贯穿于明代276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并在历任统治者手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而巡洋会哨制度便是明朝海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到了明朝后期，随着朝廷腐败的加深，巡洋会哨制度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但总的来看，其在侦查情报、抵御倭寇入侵、保护海疆方面依然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海洋经济”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国家的发展也愈发与海洋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应该在明代巡洋会哨制度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积极探索，不断加强我国领海的军事侦查体系，完善海洋军事情报网络，保证海防制度与监察落于实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走向远洋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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