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最早探讨的是“本”与“用”之间的关系，大约是在唐朝时期，经过经学家的诠释，“体”与“用”在哲学理论中的地位得以凸显。“体”说的是哲学中的第一性问题，是根本；“用”说的是第二性，是从生。这是一种很简单、很机械的体用说，实际上在不同人的学问中，揭示是比较复杂的，比如王弼既有“以无为本”的思想，又有“以无为用”的主张。中国人对“体用本末”概念的把握是基于“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认识，跟黑白分明的西方观点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们可以简单的是把“体”归结为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但实际上要比这个复杂的多，比如“圣人主用，百姓主体”，他不是在世界观的意义上来运用这个概念的，而是从“主从关系”的角度来运用概念。我们简单的区分，是为了简单的讲述，使得纷繁复杂的概念变得通俗易懂。
在认识问题上，邵雍提出“以物观物”的科学方法，并且批评了“以心观物”和“以我观物”的弊端。这本来是具有物理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但是并没有发展出物理学来，是因为邵雍在具体实践的时候，偏离了这种科学方法。他提出一个认识世界的好方法，但是他没有按照这个方法来研究世界。这是意见很遗憾的时期，虽然邵雍主张“以物观物“，但是他的世界观实际上是“以数观物”的体现。
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开始，邵雍认为万事万物的本体，都离不开“四”，由于这种认识，所有的事情、人物在他眼里看过去都是“四片”。比如阴阳尽而四时成，刚柔尽而四维成。邵雍把一切存在都做了“数术化”的处理，阴阳被分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刚柔被分为太刚、少刚、太柔、少柔。这种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十六的演化关系构成了邵雍对世界的基本认知。
邵雍用“数术”来解读世界，基本上脱离了“以物观物”的认识论。在他看来，阴阳分为四象，四象对于天上的日、月、星、辰，对应寒、暑、昼、夜。接下来寒、暑、昼、夜变成物之性、情、形、体；刚柔分为四形，四形对于地上的水、火、土、石，对于雨、风、露、雷。接下来雨、风、露、雷变成物之走、飞、草、木。万类由此感应变化而各自生成。
在“以物观物”中，邵雍特意强调了“不可强通”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认识到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那么不能以主观臆想的方式把二者关联起来。但是邵雍在揭示世界规律的时候，偏偏采用的就是主观关联法。在“飞”的后面，还有飞飞、飞走、飞草、飞木；草的下面还有草飞、草走、草草、草木。在邵雍看来万物的生成，并不是根据各自的成长规律而形成的，而是根据“数术”演化而来的。
在事物生成的顺序中，并没有由低级到高级，有简单到复杂的成长关系，而是“变、化、感、应”的关系。寒暑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人之所以成为万物灵者，是因为人能够贯通所有的事物，万物为体，人为用。人上面还是“圣人”，圣人也离不开“四”，邵雍说圣人有四府，分别是《易》《书》《诗》《春秋》。四府是圣人“以经法天”得来的。天可以生物、长物、收物、藏物；圣人可以生民、长民、收民、藏民。但凡离开四这个数，就不要指望那能够理解邵雍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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