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李伯重：无论何种“学术垃圾”，都是有害的，而且都是公害

不仅仅是学术

作者： 李伯重（著名经济史学家）

来源：本文原刊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号，转自“南都观察家”。

一、今天的“学术垃圾”问题

据统计，我国高校的学报种类在1977年大概有150种，1987年增至393种，2007年又增至1130多种，到2017年己经达到了1150种。除了高校学报之外，还有大量各种学术刊物。学报和这些刊物合计已超过6000种。因此，中国学术刊物的增速堪称世界史上绝无仅有。数量巨大的刊物为论文发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有人估计，今天全国已有6000余种学术期刊，依照保守的算法，每份期刊每年平均发表300篇文章，就有180万篇。还有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估计这类会议文章远超过20万篇。还存在某些部门专门为解决职称的论文问题办的没有公开发行的刊物。中国两年发表的学术文章总数应该能轻易超过瑞士的总人口了。中国学术论文近年来在国内外杂志上的大量发表，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以致有人以“井喷现象”来形容这种情况。

据肖宏等人对近十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进行的大数据研究，2006-2015年，在我国6268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共计703.8万篇（其中受各类基金资助论文149.3万篇，受国家基金资助论文35.5万篇）。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指出：“根据2008年社科统计年报统计，我国高校文科教师每年发表论文30多万篇，约30亿字。”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科研投入增量占据了全球科研增量的40%，金钱的驱动带来了学术论文的井喷。论文的数目被视作中国科学崛起的标志，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材实料的呢？

严酷的现实是，数量的剧增，并未伴随着质量的相应提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80%左右的国际论文分布在零被引用区和低被引用区，即十年来都被引用过或仅仅引用过一次。”中国科学院李国杰院士指出：“我国被SCI收录的论文总篇数，从1981 年的不足5000 篇，激增至2004 年的57000 多篇。我国2003 年引文数世界排位第18 位，但篇均引文数却排到124 位。”

在2008 年的“两会”上，有教育界委员痛陈：“现在 95% 的科研论文是垃圾。”这个情况在十年后的今天已有了颇大改观，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中国学术论文的引用频次出现了大幅上升，但是总体情况仍不乐观。在2018 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施一公院士坦言：“我以前曾经预测，中国在2020年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了，有些文章，通俗点叫垃圾文章，就是纯粹为了发文而发文，这种情况太多了。”

据中国知网对2099 种社科期刊的统计，截止到2018年4月，2015 年可被引文献量为543018，其中零被引文章数251868篇；2016 年可被引文献量514341篇，其中零下载文献量766篇；2016发表、截止到2018年4月25日，下载低于10次的是15037 篇。也就说，数量浩大的论文，没有读者。张保生指出，我国高校文科教师每年发表论文数量惊人，若以美国学者9%创新的论文写作方法，顶多2.7 亿字的创新思想；若以我国学者91% 创新的论文写作方法来看，则应有27.3 亿字的“原创性”思想。如此说来，中国学者的原创思想应比美国学者“多10倍还不止！”然而，他的结论是数量带给我们的期待，和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实际地位是天壤之别。

国外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等，都认为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期待由此导致整个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但是事实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水平距离国际学术标准依然遥遥无际。在此情况下，想要进入国际学术主流实在很难。至于成为世界一流，恐怕更是难有可能的。

因此，伴随着中国学术论文“井喷”的是“学术垃圾”的飞速增加。而在最近的十年中，中国“学术垃圾”泛滥的状况，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什么是“学术垃圾”？

要谈“学术垃圾”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学术垃圾”定义。

一位网友在题为《请慎用垃圾论文一词》的文章中说：“也许国内重视SCI 文篇数过头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于是动不动就把影响因子低的期刊说成是垃圾杂志，其中的论文是垃圾论文。……但反过来说，低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就一文不值吗？客观的评价，低影响因子期刊上的绝大多数论文应该归结为两种：（1）是很小的发现或进展；（2）争议很大，错的可能性很大，重要期刊不愿意担风险。当然也有少数很不错的和完全没意义的，但我们的评价不能用少数代替多数。”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确实，判别是否“学术垃圾”，不能完全依靠论文刊登的期刊的地位来决定。 特别是在我国，期刊地位的判定是一个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学术垃圾”呢？

我们日常所说的“垃圾”源自上海方言，指的是无用之物，后引申为骂人语言。在今天，对于“垃圾”的一般理解是：（1）废弃无用或骯脏破烂之物（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2）比喻失去价值的或有不良作用的事物（如垃圾邮件、社会垃圾等）。台湾出版的《国语辞典》对垃圾的解释则是“秽物、尘土及被弃的东西的统称”。简言之，垃圾就是失去价值的或有不良作用之物。由此而言，“学术垃圾”就是没有价值或有不良作用的作品。

首先，我们看看没有价值的作品，这类作品可以归为平庸之作。这类作品的特点是：虽然没有剽窃抄袭、捏造数据等大家通常提到的“学术不端”问题，但既无新材料，又无新方法，更提不出新观点，只是不断重复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即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四十多年前说的那样：“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生产出一大批过时的产品。这类产品，只有在一个没有竞争的封闭市场里才有销路。

其次，再看看有不良作用的作品，这里作品可以归为“有毒作品”。这种不良作用，一方面是进行造假，从而误导读者，甚至误导社会，另一方面是剽窃抄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中国科学论文造假引起的国际风波，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2016年9月20日，美国知名抄袭监测网站Plagiarism Watch 通过国际知名英文论文抄袭检测系统iPlagiarism（中文名：艾普蕾）顺藤摸瓜，发现了世界科学史上最大规模的英文论文造假公司，该公司与一家巴西SCI杂志（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默契合作，收费为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涉嫌抄袭、造假的论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许培扬揭露，大量中国大陆医生的论文投到了这个巴西期刊，占该期刊发表论文总量的54.9% 。2015年，该刊中国学者文章达到了1605篇，比例更是高达 78. 1%。但是中国论文被大规模撤稿已经不是新闻，2015 年到 2016 年就先后爆出两桩类似的丑闻，共计105 篇论文被集体撤稿。此后，施普林格（Springer ）开始回顾排查过去刊登的论文，不查不知道，一查直接打破了前两年的记录。公布出的造假名单中，不乏中国名校和名人的身影。

平心而论，在国内学术论著中，虽然抄袭作假尚不能说是大多数人之所为，但是大多数是平庸之作和滥竽充数之作，却是不争之事。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还被冠以不同级别的“精品”之名，流行社会，并为当事人带来重大的实惠。由此可见，到了今天，甚至连许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论一般作品！

前一类“学术垃圾”的恶果，可以借用阿伦特创造的名词“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来表现。虽然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意思是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和本文所说的平庸之作的学术成果所造成的恶果有所不同，但这种平庸之作，其结果就是使读者白白浪费时间。鲁迅先生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从此意义上而言，读了质量低下之作，也就是被人害命。不过这还可以说是自认倒霉。至于后一类“垃圾”，其危害就更大了。我们如果读了这种造假或者抄袭剽窃之作，相信了其所言，那问题就大了。如果我们还以此为据写自己的著作发表出去，则不仅害己，更要害人。

因此无论何种“学术垃圾”，都是有害的，而且都是公害。

三、学术创新：消除“垃圾”的根本手段

“学术垃圾”为什么会产生，怎么产生，如何消除？……对于这些问题在以往学界关于“学术垃圾”的讨论中，大都已有答案，而且也逐渐形成了相当的共识。

大体而言“学术垃圾”的产生，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其外因，既有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方面的，也有学术评价体系方面的，更有教育和学术管理部门方面的。而其内因，则主要是学者对学术的理解、学术事业的态度、对学术规范、学术操守和学术批评等问题的认识。外因不是学者可以掌控的，因此学者个人也无法去改变之。而内因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者个人可以掌控的，因此他们在这方面可以从我做起。这里，我只选择与内因有关的一个问题，谈谈学术创新的问题。

“学术垃圾”之所以出现，一个关键是学者缺乏创新精神。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说：“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该书第一章《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第一节即以《创新、活力与增长》为标题，并说“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他还引用德国十九世纪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 Klein，1849-1925）的名著《19世纪数学发展讲义》中的一段话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引言：

“出色的生产率的秘密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并掌握新规律从而取得新结果、建立新关联。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涌现、新目标的设定，数学研究的内容就会枯竭并很快在机械的逻辑证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滞。从这个角度看，对数学研究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以直觉而非严密证明而着称的人。”

从费尔普斯“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的话，可以认为创新就是创造新事物，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构思、新开发并且把这些进行应用的尝试。

在西方，熊彼特被称为“创新之父”。他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 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

“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用通俗的话来说要“创”的“新”，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组织，因此创新也就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通过这创新，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满足社会新的需求。

创新很难，而制造“垃圾”则很容易。那么，如何使学者们努力创新而不再制造“垃圾”呢？在近来国内学界关于“垃圾”问题的讨论中，大多数学者都已清楚地指出：现行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制以及自文革前一直延续至今的期刊体制，是造成我国“学术垃圾”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大力呼吁“剔除学术垃圾需彻底改革评价体系”。

的确，制度比人强。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和奖惩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择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人性是很难改变的，但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变人的行为。没有一个好的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要想消除我国学术垃圾泛滥的沉屙痼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家都关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而学术共同体只有在好的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之下才能形成和发展。制度问题并不完全是外在的，所谓学术共同体，自律性就是其基本特征之一。一个组织或准组织的自律，首要的当然是有一套共同遵守的制度违反者必须受到应得的惩戒。

但是，要改变现行的科研体制、评价体制和期刊体制，只有国家相关部门有这样的权力，用中国古语来说，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作为单个的学者，除了呼吁之外，对此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为由，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凭垃圾继续泛滥下去吗？如果我们认为不能如此消极无为，我们就必须从我做起。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正心诚意做起的意思。换言之，作为学者个人的“正心诚意”，最起码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制造“垃圾”是恶，不论大小，都不能去做。进行创新是善，不论大小，都应当努力去做。

不制造垃圾，不仅是绝不能做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之事，而且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创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大厦增添一块砖、一片瓦，而不是倾倒一堆废料。

要进行学术创新，首先就要知道学术创新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我国今天学术成果质量不高，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诸多写“学术论文”的人，并不知道学术为何物，更不知道从事学术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才会出现类似 1958 年“大炼钢铁”那样的“全民学术”景观。今天我国撰写“学术”著作似乎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大学里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已是“著作等身”。这在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可谓绝无仅有的。

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非常艰辛。在美国，文科的名教授一辈子通常也就是两三本书，论文十数篇至数十篇而已。“十年磨一剑”是常见的事。一个例子是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Theory of Justice）。这本书是多年来国际哲学界公认的最佳著作。罗氏写这本书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段时期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

创新性的研究艰难如此，所以只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才能做到。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由于学术研究非常艰苦，所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韦伯也说：“如果我们不曾绞尽脑汁，热切地渴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脑子里。不管怎么说，研究者必须能够承受存在于一切科学工作中的风险。灵感会不会来呢？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见。”

只有研究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真正把学术当回事，而不是“玩学术”，或者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某种“好处”手段，这样才能够进行创新。

对于广大研究者来说，要创新，还要注意如何选择研究的对象。

就做重大课题研究而言，我要说的是，绝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课题研究。这需要一系列必要条件（不仅包括各种客观的条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如学养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最终做出来的只会是次品或者废品，或者说就是“学术垃圾”和“准学术垃圾”，其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观条件的小课题，只要真正努力，却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这种成果就是创新。

相对而言，做“小”问题研究，比较容易出真正的成果（即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关心“大”问题。王国维提出治学应“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曾对清儒治学多有批评的顾颉刚，后来也认识到“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风气而气魄恢宏的东西，一旦风气转变，转瞬即“烟消云散”。故“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这些先贤的话都颇有深意。一个学者不论做什么研究，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只要自己做的工作是创新，成果都是大成就。如果能这样想，就可以从“小”做起，从我做起。如果每个学者都能从“小”题目做起，认真发掘新资料，使用新方法，做到有所创新，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成为充斥国内外的“学术垃圾”，而是成为国际学术赖以发展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