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对武士过河拆桥，最终激起了“最后的武士”之反抗

自日本战国时代开始后，以织田信长为首的一帮大名领主，为了提高军队作战能力以图统一霸业，便着手培养起职业武士，他们将武士同农民身份相互分离。

作者丨叙古论今

原本，武士是非职业化的，武士如遇到战争，则披甲上阵杀敌，战争结束则卸甲归田种地，可谓是“”一把长刀一把锄头的干活”。而现在，身为职业武士，只需负责替领主征战，吃穿用度则由领主提供，且武士是可以世袭的。

这种兵农分离和武士世袭的做法，在日本的战国时期的确有效提升了军队作战能力，但是，这一举措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即领主需要耗费大量财力和物力来供养这些职业武士。甚至发展到后期，越来越多想要逃避现实的“年轻人”纷纷加入武士阵营。毕竟，当了武士，就意味着自己只需要在战时承担上阵杀敌的义务，吃穿用度全由领主则负责供养，而战争又不是经常发生，因此，武士的小日子过得也算是滋润。

长此以往，随着武士团体的不断扩大，农民的负担重，领主的负担也重，直到最后不少大名领主甚至都快到了破产的边缘。

明治维新时的军事改革

• 解除兵农分离，取消武士世袭，收缴地方兵权

因此，1868年起，明治新政府成立后，除了对经济及文化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变法改革，还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军事领域，其目的则是为了实现强军。根据朝中变法派的观点：“想要实现富国强兵，就必须先解除长年存在的兵农分离的现象，并取消武士身份世袭制”。

于是，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变法派，在1868年（明治元年）率先布告《统一兵权之建议》，其大致内容即将各地大名领主中的兵权收归中央，以避免再度出现室町幕府末年，因各大诸侯拥兵自重，从而转向群雄纷争阶段。

或许会有人感到不解，统一兵权和废除武士世袭制之间有何关联？答案就是，如果朝廷仍旧将兵权外放，这种触及武士阶级根本利益的变法举措，自然会惹得武士团体的不满，一旦强制实施，那么日本必然会直接进入到战国2.0的阶段。将兵权收归中央，一来可以巩固朝廷权力，避免地方割据势力尾大不掉，二来就是可以搞瓮中捉鳖的伎俩，待兵权统归天皇，就算地方武士想要反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伊藤博文·《统一兵权之建议（节选）》：然方今朝廷名义上拥有兵权，实际上兵权为诸侯掌控，故朝廷力弱无以驭下，今若能立此制，则将终中古以来之制，朝廷能乘机使北进之兵成朝廷之常备部队，总督，军督，参谋以下者，若赐以爵位，授以兵权，使其能号令部队，则兵士各得其所）

明治天皇画像

四年后，经由睦仁天皇（明治天皇）审议通过的《征兵告谕》正式颁布，不仅取消了武士阶级对军事的世袭垄断，同时还借鉴了西方的义务征兵制，令日本国民凡到达指定年岁，皆有义务入伍，为国征战的责任。

（《征兵告谕》（节选）：然大政维新，列藩奉还版籍......许世袭坐食之士减其禄，脱刀剑，四民渐得自由之权......是乃......人权齐一之道，兵农合一之基）

• 仿效英法建立近代化的海陆军

1873年，明治政府改革军制，仿效英国建立海军，仿效法国建立陆军，并开设军事院校，培养军事人才指挥作战。

问题来了，要知道，明治政府之所以能够大展拳脚，武士阶级功不可没，若不是当年以西乡隆盛（武士）为代表的萨摩藩（今鹿儿岛）联合几大势力强盛的大名向德川幕府施压，让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于天皇，后还积极参与了“倒幕运动”，那么睦仁天皇或许依然还是傀儡，也不可能建立起明治新政府。

西乡隆盛

故而，明治政府在改革军制的所作所为，触犯了武士集团的利益，无异于“过河拆桥”。这就好比明治政府明明吃了武士的饭，却将他们的锅砸掉，这在当时自然引起了诸多武士的不满。

于是，在这种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乱，即以被誉为“最后的武士”的西乡隆盛所领导的西南战争，便就此打响。

武士阶层和明治新政府的分歧与冲突

西乡隆盛此人，刚刚提到过，是对明治政权有功的武士，他曾与被誉为明治三杰的大久保利通是好友，正是在两人的齐心协力下，才最终完成了倒幕运动。但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大久保利通迅速投入了维新的阵营，而将原本就是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晾在了一边。

1873年6月，朝廷围绕是否出兵朝鲜半岛，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即“征韩论”。

日本绘制的征韩论论证的明信片

为了稳固根基，积蓄实力，以伊藤博文等代表的新势力反对出兵，并针对赞成出兵的西乡隆盛等人展开疯狂的舆论攻势。四个月后，“征韩论争”结束，但双方仍然争执不下，后受到明治天皇反对，于是西乡隆盛（时任近卫都督，拥有极大的兵权）等人负气下野，纷纷决定辞官返乡，避免与时代针锋相对，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回到故乡萨摩藩的第二年，西乡隆盛便在当地创办了两所私学校，即炮队和枪队学校，并开始广泛招收人才，私学校极盛之时，学生人数超过了三万余人。

没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那样的顺理成章。事先说明，西乡隆盛起初并没有反叛的意思，但他个人的所作所为，却都偏偏无一不透露着“快看我！我要反了”的信号。因此，为了防止西乡隆盛同朝廷分庭抗礼，明治政府于1877年年初，宣布将萨摩藩附近军工厂所生产的武器机械，转移至大阪地区。

此时的明治政府，开始打压西乡隆盛的势力，而西乡隆盛仍旧没有反意，甚至大有自暴自弃的趋向。

不过，尽管他不想反叛，却还是遇上“黄袍加身”的尴尬突发事件。1月29日晚，私学校的部分激进派分子，在以松永高美的带领下，硬闯兵工厂，将厂内炮弹枪械洗劫一空，并分发到各个学生家中，全面武装。如此一来，西乡隆盛可谓是进退两难，最终被逼上“梁山”。解释？怎么解释？扛枪去见天皇？还是提头去见天皇？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西乡隆盛在当晚得知这一消息后，仍旧不想反叛。如果没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很难预料接下来历史发展的走向。

就在2月6日那天，返回县城的东京警视厅的数名警察，被当地警察逮捕，经过一番审讯之后，才最终得知这群人返乡的目的，就是奉朝廷敕令，前来刺杀西乡隆盛。

这一事情发生后，西乡隆盛自觉受到了羞辱，一怒之下，正式决定反叛明治朝廷。

2月19日，见西乡隆盛造反之举已显，明治天皇颁布讨逆檄文，以炽仁亲王为总督，任命陆军中将山县有朋和海军中将川村纯义辅攻，并于六天后正式出兵，平息内乱。

东京上野公园西乡隆盛塑像

然而，由于西乡隆盛的兵力和实力远远不足以与政府军相抗衡，持续了长达近七个月的西南战争，最终以西乡隆盛殒命城山，内乱既而得以平息结束。

西乡隆盛死后的荣耀（最后的武士）

不过，睦仁天皇最终于1889年，为西乡隆盛重新正名，并同时追赠其正三位官衔。十年后，政府又于东京上野公园，为西乡隆盛立碑塑像纪念，并称其为“最后的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