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两宋时期，艰困忧患和繁荣辉煌是交错并存的。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包括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元，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就今天的主题而言，在座专家云集，我个人则对茶艺、器用等方面的内容了解有限;所以今天只能尝试讲一些“边缘性”的内容，算是敲个边鼓，也藉以向各位求教。

对于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定位，中外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认识。总体而言，学界对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成就有高度的肯定，同时对这个时期面临的严峻挑战、产生的突出问题，也有非常严肃的讨论。谈到宋代文人“大俗大雅”的生活情趣，势必涉及他们在当时的“生活圈”。所谓“生活圈”，是指文人生活的环境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简单地谈谈。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首先要从赵宋王朝的立国形势开始讲起。宋代的立国形势，我想基本上可以用八个字简单概括，就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期，始终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压力，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宋代是中国各主要王朝里疆域最狭小的，到南宋的时候，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则更是偏安一隅。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宋代的历史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格局之下，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出发点转向东南沿海，才真正形成了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从考古发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产品已不再是丝绸，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银器、铁器。今年2月24日《文汇报》刚刚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南海一号”：沉睡800年的繁华》。

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而言，也可以说这个时期有非常开阔的研究空间。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在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有着辉煌的成就，也痛切地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并不是三百年的“太平盛世”，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

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精神寄托与生活情趣。以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和韩世忠的《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为例，可以看出既有征战中壮怀激烈的慷慨悲壮，也有承平时往事如烟的慨叹与闲情。在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总体来说，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的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的精神。

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从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会形态、文化学术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当然也有走势上的明显不同。葛兆光先生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曾经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所谓的“化”，不是一种“完成时”，而是一种“进行时”，是指一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宋代社会、宋代文化的特点。

比较一下唐宋两代的都城，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们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都市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的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的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的结构，大体上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的“行在”临安也是如此。描绘宋代都城繁华景象的笔记之类文学作品有很多，也有存世的著名画卷，比方说描写北宋后期东京开封都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对于南宋都城临安，当时的笔记如《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等，都叙述了杭城内外的市井繁华景象：“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足见杭城繁盛耳。”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成为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文学重心下移”，主要是指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当时，在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晚唐五代，词作开始从青楼楚馆走出来，到宋代已经蔚为大观。以北宋词作家柳永的《八声甘州》和《定风波》为例，前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写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后者“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 (宋)柳永撰，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则体现了民间女子的生活追求与内心情事。由此我们看到宋代词作家“清雅”与“俚俗”并存的审美风尚。

文化知识、文学作品的普及需要依托于特定的技术手段，像雕版印刷的发展，就成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当时不光是国子监和地方官学，私人的家馆、私塾，以及社会上的书铺，都可能刻板印书。宋人如邢昺、苏轼，都曾经提到印刷术对于知识传播的帮助，说“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南宋史学家王称《东都事略》的绍熙刻本，目录后有牌记标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版权保护”的明确意识。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当时重要的人际网络。近年来伴随着人文资料数据化的进步，有些学者尝试利用关系型的数据库(例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进行士人人际网络的统计与分析，绘制出一些示意图。我们可以从中直观地看到北宋中期司马光、苏轼、程颐等人不同层次的交往关系。

当时这些士人的交游活动非常兴盛。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期朋约友”相互会聚的场所。《梦粱录》的相关记录说道：“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

不仅是在这些城市公共空间里，我们看到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喜欢交游访友的去处。像洛阳的花圃、苏州的园林，不少名人宅邸有频繁的交往活动，苏州城内的中隐堂、崑山附近的乐庵、松江之滨的庵，都是这样的地方。史称“庵在松江之滨。邑人王份有超俗趣，营此以居。围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名闻四方。一时名胜喜游之，皆为题诗”。时人以为“心闲事事幽”[，四方友朋、挂冠而归的“耆德硕儒”，经常往来酬酢，“极文酒之乐”，“以经史图画自娱”。

《西园雅集图》以及米芾所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早为大家所熟知。被传为佳话的北宋“西园雅集”，就是当年像苏轼、苏辙兄弟以及黄庭坚、李公麟这样一些菁英人物汇聚于驸马王诜园邸，赋诗、题词的盛事。往来之际，煎茶点茶、酌酒吟诗。南宋王十朋也提到：“会同僚于郡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唐春。”文人士大夫常常流连忘返于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之中。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张淏《云谷杂记》：“今人以物相遗，谓之‘人事’。”)

总的来看，宋代文人可能从事形形色色的公务事任，进行多姿多彩的交游活动，也有很多独处静思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场合、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士人的多样性情。

大俗大雅：对于意境的追求

台湾“中研院”院士陶晋生先生在其《宋辽金元史新编》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陶先生是从不同方面来论证的，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政治军事，仅就宋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言，应该说，受到了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持平常心，注重“当下”，这些意识渗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生活俗事、民间俗语，皆可能有其雅致趣味，可以入画入诗。苏轼说：“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也称：“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兵法。”扬之水先生曾经说：“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这样的时代特点，应该与禅宗旨趣的影响相关，解道悟法者，行住坐卧运水搬柴处处是道。新儒学的兴盛，也强调天地之间无非是道，事事物物皆有理。当时“游于艺”的观念，正是被置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样一种整体框架之下予以认识的。

如上所述，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匠师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雅俗兼资，新旧参列”，是北宋名臣孙何向宋真宗提出的治国理政原则。由此我们也看到，就时人观念而言，所谓的“雅”与“俗”，在日常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熹在与学生谈话的时候，曾经明确地说：“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南宋中期的文人韩淲，在其诗作中也说：“雅俗岂殊调，今古信一时。”可见精与粗、雅与俗在当时的人看来，并非绝然割裂的两个方面。宋人的雅俗观，他们在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理念中的雅俗情趣，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都带来了一种新的气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简约，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绘画、瓷器以及其它许多器物上都渗透浸润着简约之美。南宋的刘安节在谈论国家大政方针时，也提出“王者之治”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这种观念贯彻在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时人而言，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很多原则都是相互贯通的。

我们看到，与隽永雅致的瓷器并存的，也有书写着“忍”“招财利市”之类世俗字样的器物。这种大俗大雅的并存融通，生动体现出贯通两宋的文化风情。

综上可见，两宋时期，面对严酷的内外挑战与生活压力，士人民众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与感人至深的精神遗产。

雅与俗，关系着宋人赡蔚丰润的文化意识;复古与创新，体现着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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