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戎与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解密夏商璀璨青铜文明

近日，2019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新鲜出炉，再一次向世界展现了我国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其中，凭借着对夏商时期铜矿冶炼行业历史空白的填补，山西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成功上榜。

在青铜器时代，铜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更是国家实力与地位的象征。《左传》有载：“国之大事，在戎与祀”，而要想完成战争与礼祭这种事关国本的决策，铜武器与铜礼器毫无疑问是重要载体。

夏商时期，虽处于青铜器时代开端，但铜矿冶炼与铜器使用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一方面，青铜兵器的应用让战场上多了金戈铁马的征伐；另一方面，青铜礼器的铸造逐步成为古代统治者最高权力的有效象征。《史记·封禅书》就曾有记载，夏朝建立后，“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因此，山西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的发现，对深入了解夏商时期的青铜文明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夏商时期的铜矿冶炼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冶炼地址为何会选在山西绛县周边？青铜器在我国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早期）过渡过程中又扮演了哪些重要角色？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迈入几千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青铜史诗中找寻答案。

在山西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发现了什么？

自从进驻绛县西吴壁开始发掘后，幸运女神就频频关照考古队员们。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暂时没有出土大件铜器，但与冶铜相关的遗物却有许多，如铜矿石、冶铜后的炉渣、破碎的炉壁、木炭等等，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冶铜时的房址、窖穴、灰坑等场所以及冶炼过程中可能会用到的石砧、石锤等工具。

通过以上这些遗址与遗物，考古队员们详细复原了当时铜矿的存储、冶炼、制作等各个环节以及所需的设施和场所，由此也验证了在夏商时期我国已经有了系统完备的冶铜产业链。

夏商时期的冶铜业为何会集中在山西绛县西吴壁附近？

通过专业的测定发现，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的年代大致处于二里头晚期与二里岗早期，也就是史书中通常所说的夏商时期。而夏商王朝的冶铜行业之所以在这里形成产业链，与此地经济的发展程度和附近丰富的铜矿储藏均有密切联系。

夏朝的大致疆域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山东和河北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商朝的疆域范围较夏朝要大得多，但其实际控制的范围也大致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河北等地。

从以上来看，位于晋南地区的绛县，在夏商时期应该处于国家的核心腹地。再加上流经该区域的涑水河和汾水所带来的丰沛水源，自然比较容易形成较大的人口聚落，进而发展为大型的都邑。所以，在夏商时期，绛县附近经济水平相对较为发达，人口密集程度高，可以为冶铜提供充足的人力和完善的配套。

接下来再来说说铜矿。在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尤为不便。而想要冶炼铜矿，自然是距离铜矿原产地越近越好。在绛县西南不远处，盛产铜矿的中条山则恰好满足这一要求。自古以来，中条山便是重要的铜矿产地，产自中条山的优质铜矿源源不断运往绛县周边，满足冶铜行业的原材料需求。

奇峰霞举，孤峰标出，罩络群泉之表，翠柏荫峰，清泉灌顶。--《水经注》

古代冶铜的主要燃料便是木炭，根据《水经注》的记载，中条山区域丛林植被极为茂密，完全可以满足冶铜对木材的大量需求。所以，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铜矿产地双重利好的加持下，绛县能够成为夏商时期冶铜产业的重要基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远古铜矿冶炼技术萌芽的产生

铜矿冶炼是人类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于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远古先民维持生存的方式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在此基础上还搭配有小规模的家畜养殖业和制陶业，此时人们手里的工具主要以石器为主。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长江中 、 下游地区逐渐出现了人工栽培的水稻，黄河流域及至东北平原则开始产生了以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人工栽培作物的出现极大满足了远古先民的食物需求，原始农业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制陶、玉器、纺织等手工业开始从农业当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分工，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组织。尤其是制陶业，已经具备相对较高的工艺制作水平，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冶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艺基础。

此外，部分先民在选取石料制作石器的过程中，偶然找到了自然界中少量存在的纯铜矿石。在利用这种天然矿石打磨捶制石器的过程中，先民们发现了它与众不同的优点：相较于普通石器不容易碎裂和剥离且延展性好。

再后来的陶器制作过程中，先民们又发现，如果将纯铜这种“石块”放入烧制陶器的火堆里持续焙烧，当达到一定温度时，“石头”会熔化成可以流动的液体，放到不同的容器中冷却后可以形成不同形状的工具，并且这种新工具的硬度和耐磨性比骨器、石器要好不少。

这一系列或偶然或巧合的实践认知，正是远古先民对冶铜认识的萌芽。后来，随着冶铜术的初步发展和随之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社会体制土崩瓦解，正式迈入以夏商为开端的青铜时代，神秘的青铜文明开始在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

夏商时期的铜矿冶炼是怎样进行的？

夏商时期，虽处于青铜器时代的初期，但得益于对新石器时代末期冶铜经验的继承和完善，其冶铜业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产业链。前面在西吴壁遗址我们提到过，现场发掘出了大量的铜矿石、炉渣以及各式各样的石制工具，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夏商时期冶铜业规模的庞大与先进。

众所周知，青铜器的生产分三步：矿山采铜、择地炼铜、都邑铸铜。先来说说铜矿的开采，《管子·地数》曾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由此可以说明我国铜矿分布的广泛性。夏商时期冶炼所需的铜矿主要以氧化型铜矿石为主（如孔雀石），其储量大，开采也比较方便，常用的开采手段有投击法、楔裂法、工具破碎法等等。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下西吴壁遗址中的铜矿冶炼环节。从现代化学的角度来看，原理比较简单：铜矿在加热高温环境下分解生成氧化铜，通过木炭和一氧化碳的还原作用，将纯铜从铜的氧化物中还原出来。在反应的过程中，木炭既提供热量又起到还原剂的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总的来看，铜矿冶炼最重要的两个条件便是还原性烧造气氛和高温。

上述的这两个要求，夏商时期的冶铜业都可以轻松满足，这还得多亏了自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制陶技术。制陶业的出现曾被认为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这其中以黄河流域的制陶技术最为先进。陶器的烧制温度一般在900-1050℃之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经过不断改造后的陶窑，温度甚至可以达到1200℃左右，而铜的熔点为1083℃，足以满足冶铜的高温需求，具备了冶金术发生的温度条件。

再来说一下还原性锻烧气氛要求。在新时期时代发现的灰陶和黑陶，证明了控制还原气氛对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先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此外，受制陶、烧陶技术的启发，用于冶铜的炼炉、熔铜的熔炉或坩埚、浇注的浇包等也多由粘土加砂的高温耐火材料制成。

所以，可以这样说，夏商时期的冶铜业几乎就是完全在新石器时代先进的制陶业基础上发展而来。

回到西吴壁遗址，几千年前夏商时期的冶铜业就这样被完整复原出来：首先，开采自中条山的铜矿通过运输工具源源不断运到绛县西吴壁这处冶铜基地；接着，同样砍伐自中条山的优质木材也一起运到了现场。冶铜工人熟练的向壁炉内添加铜矿石，精心调控着炉火的温度。待温度达到1200℃左右，铜矿石开始分解，此时通过向炉内继续添加木炭并调节炉内温度，铜逐渐被还原出来，最终运往大型都邑进行铸造成型。

夏商时期发展壮大的青铜器对时代的影响

一、青铜器的大规模冶炼制造进一步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行业分工的细化与完善

常言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业细化是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古代历史上共有两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农业与畜牧业分工，第二次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这两次分工的共同点就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其他行业相较于农业的重要性越来愈凸显出来。

随着夏商时期冶铜工艺的完善，与其配套的各行各业也逐步发展起来。首先，冶铜业对铜矿的大量需求催生了采矿业的发展，而采矿所需要的大量工具又促进了铸造业的繁荣；其次，冶矿业所聚集定居的大量从业人口带动了纺织业、餐饮业、制陶业、建筑业的蓬勃兴起，行业分工细化的早期城市雏形也由此形成。

二、以青铜器为载体的宗教信仰和礼制促进了中原王朝的崛起

夏朝之前的原始社会主要是由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组成，各部落之间虽有一定的接触，但彼此又互相独立。各部落的首领独立决定着部落内部的军事、宗教、祭祀、礼仪等活动，并通过各种非金属的礼器（如玉器、石器、陶器）宣告着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对于玉璧，《说文》中是这样解释的：“瑞玉，圆器也”。在良渚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玉璧也验证了玉在原始社会的重要地位。

夏朝建立初期，虽然有自己直接统治的核心部落联盟，但其基层组织形式仍是氏族。大量的氏族方国表面上臣服于夏，但随时可以宣布脱离夏的统治。为了加强对这些方国的统治，宣扬中央政权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夏朝创建了一整套与加强王权密切相关的宗教与礼制制度。商朝建立后，在继承夏朝宗法礼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夏商时期，通过这一系列宗教与礼制制度，各个氏族或方国对王权的认同感逐步加强，王权的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巩固。而得益于冶铜技术的进步所生产出来的青铜器，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载体，促进了中原王朝的崛起，为后世封建社会的形成打下了制度基础。

结语：

纵观夏商这段神秘而漫长的历史时期，青铜器的冶炼与使用在推进文明延续、文化传承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前，对于夏商时期的铜矿开采与集中铸造之间的冶炼环节，我们只能是根据现有的文献或文物进行推测；现在，山西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究夏商冶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提供了更为详实的依据与佐证。

在夏商时期发展壮大的青铜冶炼制造业，一方面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促使农业与手工业彻底剥离开来，使手工业的分类更加合理完善；另一方面，以青铜器为载体的宗教信仰和礼制极大加强了王权的统治权威，促进了中原王朝的崛起，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微风拂来，恍惚间，遗址里早已损毁的冶铜火炉旁，那簇已经熄灭的炉火仿佛又在重新袅袅燃起，向我们轻轻诉说着数千年前那刀光火影里的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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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冶金考古》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青铜时代采冶铸工艺》

《中国冶铜术起源的若干问题》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