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欧亚草原上，古丝路的青铜器正等你发现……

俄罗斯著名冶金考古学者切尔内赫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马图尔宾诺现象》一书的前言中提到，在青铜时代的欧亚大陆北部，很难找到一个像塞伊马-图尔宾诺现象一样特点鲜明独特的文化现象。的确，塞伊马-图尔宾诺现象的出现，改变了整个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金属冶炼与铸造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尤其是型芯铸造技术的发明，使得空首斧、铜矛、有銎箭镞这类竖銎器开始成为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普遍流行的器型。另一方面，锡青铜开始在西西伯利亚普及，很多青铜时代中晚期遗址中都发现较大数量的锡青铜工具、兵器。

原文 ：《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面貌》

作者 |西北大学 刘翔

图片 |网络

塞伊马-图尔宾诺研究史

到目前为止，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遗址被发现共计112处。遗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塞伊马-图尔宾诺典型墓地或遗址，第二种是包含塞伊马-图尔宾诺金属器的墓地或遗址。

对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始于19世纪末期。不幸的是，这个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非常粗糙，缺少专业性发掘、记录。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前的发掘，大多数以“挖宝”为目的，不但严重破坏了遗址，而且导致很多发掘出土的遗物流入私人手中，对科学研究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十月革命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8-1939），塞伊马墓地与图尔宾诺墓地的发掘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但始终缺少科学详尽的发掘资料。

20世纪50年代，随着二战后社会经济恢复，考古发掘工作逐步回到正确的轨道。对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遗址的发掘越来越科学，发掘记录与发掘报告越来越详尽。金布塔斯（M.Gimbutas）、奇列诺娃（N.L.Chelenova）、罗越（M.Loher）、吉谢列夫（C. V. Kiselev）等学者通过对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器物与巴尔干-迈锡尼器物以及中国殷墟出土器物进行比较，将塞伊马-图尔宾诺遗存年代定在公元前16-前10世纪。

20世纪70年代，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金属冶炼等相关学科的支持下，考古勘探、年代测定、动植物及人骨分析、陶瓷与金属器物研究等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切尔内赫将金属成分分析方法运用到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金属器研究中，他对1970年之前发现的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金属器进行金属成分测定，利用“化学冶金组”的模式，系统研究塞伊马-图尔宾诺遗存出土金属器。这种化学成分分析的方法可以揭示塞伊马-图尔宾诺金属器群的矿源主要流向、主要的冶金中心及金属生产技术来源等问题。塞伊马-图尔宾诺遗存最重要的相关问题之一就是铜器的起源与生产问题。所以他的研究为之后几十年塞伊马-图尔宾诺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叶鲁尼诺I号墓地是第一个利用碳-14测年技术测定的包含塞伊马-图尔宾诺遗物的遗址。

概念能否成立

切尔内赫与库兹明内赫合著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可以说是塞伊马-图尔宾诺问题研究的又一里程碑之作。该书系统梳理了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遗址，将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遗址出土的所有铜器金属成分数据予以公布。切尔内赫以西西伯利亚地区为例，克罗托沃文化、叶鲁尼诺文化遗址中皆发现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铜器，于是他将这种现象概括为“跨文化现象”。这个概念自提出之后即被很多学者接受，直至今日，论著中但凡提到塞伊马-图尔宾诺遗存，仍然沿用切尔内赫的概念。

但在这里，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塞伊马-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立。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发现另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遗物，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尤其在欧亚草原这种人群迁徙非常频繁的地区，人群间的流动必然会造成物质文化之间的交换。所以，例如克罗托沃文化遗址、叶鲁尼诺文化遗址中出现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铜器，从考古学角度看，也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范畴，是否有必要命名为“跨文化现象”，值得重新审视。

中国学者开始参与讨论

进入21世纪后，关于塞伊马-图尔宾诺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轮高潮，尤其是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到塞伊马-图尔宾诺问题的讨论中。因此，塞伊马-图尔宾诺问题的研究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不论从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看，都有了较大的进步。随着新遗址的发掘和更多碳-14测年数据的公布，塞伊马-图尔宾诺遗存年代问题逐渐清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峡坦亚湖-2遗址及罗斯托夫卡墓地碳-14测年数据，它们直接证明了塞伊马-图尔宾诺遗存的起源与流行年代在公元前2200-公元前1800年。

学科发展、科学技术普遍应用、多学科结合，以及考古学新材料的层出不穷，是塞伊马-图尔宾诺问题近百年来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然而，关于塞伊马-图尔宾诺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尤其是塞伊马-图尔宾诺墓地规划、葬俗以及铜器铸造技术等方面，值得更进一步研究。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8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