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传来重磅消息：三星堆遗址再次发现六个祭祀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院士在两会期间介绍，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传回消息，在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出土了大型青铜人像等精美文物的两个祭祀坑旁，又发现了六个祭祀坑。该消息已发布在中国社会科学网，题为《全国人大代表王巍：考古融入公众生活，厚积薄发迎接未来》。

三星堆航拍图（图源：三星堆博物馆）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被发现，当时出土的文物数量和等级就极为惊人，其中有许多单件器物或器物群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发现的空白，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国之最或世界之最。比如二号坑出土的世界最早、树株最早的青铜大神树，残高达396厘米。2002年，该件青铜器入选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三星堆博物馆藏）

又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面刻有极其精美的人鱼鸟组合图案，其残长达142厘米，是世界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金杖。 又比如，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大立人像，为真人比例高度，重逾180公斤，是世界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号称“世界铜像之王”。

三星堆青铜大人像（三星堆博物馆藏）

此外，三星堆还出土有世界上最小的青铜立人像，中国最大的玉璋、独一无二的青铜神坛、独步世界的纵目人像、与中国龙形象最神似的青铜龙形器、罕见的青铜神殿残件、精美的青铜太阳轮等大批重量级文物，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三星堆青铜神坛（三星堆博物馆藏）

根据北京大学碳十四测年实验室的测年结果，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年。这个时期，北方正处于商王武丁执政时期。按照《史记》给出的先五帝、后三代的历史年代体系，过去我们往往把三星堆与古蜀国联系起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史记》的这个年代框架与先秦文献存在大量矛盾。下面试举几个例子。

第一，《墨子》、《国语》等先秦文献往往把“虞、夏、商、周”并列，历史学家杨向奎教授等据此认为，中国历史上曾存在一个虞朝。显然，这样的记载与《史记》体系不符。

三星堆龙柱（三星堆博物馆藏）

第二，根据《国语·周语下》记载，从后稷到文王为十五代，以每代25年计算，则十五代为370年。又按《竹书纪年》记载，武王克商为公元前1027年，由此可见后稷生活在大约公元前1400年。后稷与大禹是同时期人物，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按照《史记》体系推算出的夏代纪年始于公元前2070年，显然，这再次与《史记》历史体系产生了矛盾。

第三，据《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儒效篇》记载，飞廉是商纣王的大臣。而《墨子·耕柱》的记载却表明飞廉与夏后启同时，这同样是《史记》历史体系不能解释的。

三星堆纵目人像（三星堆博物馆藏）
第四，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先祖季连以盘庚孙女妣隹为妇，其孙为鬻熊。李学勤先生指出，以《楚世家》里楚武王所说，鬻熊为文王师，这从时代来说是合适的。但按《史记》的历史体系来说，季连年代又不能迟于虞夏之际，这再次表明《史记》的年代体系存在问题。

第五，《离骚》和楚辞《九章·怀沙》往往把禹置于汤之后，汉代刘歆称《山海经》为禹益时代之书，而《山海经》又记有成汤伐夏之事。由此可知，刘歆并不以为成汤生活在大禹之后，这又是与《史记》体系矛盾的一个地方。

青铜鹰头（三星堆博物馆藏）

第六，《天问》对大量历史事件的叙事顺序均与《史记》不同。比如《天问》说：“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这里前两句在说商人始祖成汤之事，后两句却又在说夏代的少康复国之事，说明屈原所知的历史年代脉络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年代脉络存在明显差别。

第七，《左传·后序》和《晋书》卷51所引《竹书纪年》均称记事始自夏代，但是《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和峤的话却说，《竹书纪年》始自黄帝。这说明《竹书纪年》的夏以黄帝为开端，这与《史记》以大禹为夏的开端有明显区别。

第八，《竹书纪年》又说，夏代积年多于殷代积年。但是，《竹书纪年》又说从禹至桀为471年，从汤至纣为496年，这再次表明《竹书纪年》的夏不是从大禹开始的。

三星堆神殿残件（三星堆博物馆藏）

第九，按照《史记》夏商周三代相袭的说法，夏为成汤所灭，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成汤克夏之年定为公元前1600年。而《国语·周语下》春秋时期的太子晋却说：“有夏虽衰，杞、鄫犹在。”此言“虽衰”，不言“虽亡”，可知在春秋时期，有夏尚存，并未灭亡，这又是《史记》历史体系难以解释的地方。

第十，《越绝书》记载，越人先君无余为大禹时期人物，从无余到句践相距千有余年。《越绝书》旧题为子贡或伍子胥所著，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肯定该书为战国兵家之书。勾践生活于春秋末期，其时上溯千余年，时为约公元前十五世纪，显然，《越绝书》的记载同样与《史记》的历史年代体系存在矛盾。

金面罩铜人头像（三星堆博物馆藏）

第十一，根据司马迁自述，《史记》先五帝、后三代的历史体系源自儒家整理的《五帝德》、《帝系》。这里的五帝指黄帝、颛顼、喾、尧、舜。然而，根据《史记》注家司马贞的研究，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和孙氏注《世本》，都把黄帝视为三皇之一，而不视为五帝之一。此外，《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和《天文训》所称的五帝都是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东汉大儒郑玄注《中候》时，又以黄帝、少皞、颛顼、喾、尧、舜六人为五帝，这说明《史记》记载的五帝体系并不是先秦学者甚至也不是汉代学者普遍承认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史记》的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的相对历史年代框架是否可信， 其实值得怀疑。笔者在研究先秦史的过程中，提出了夏分三段、商分两段、夏与商周并行等一系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历史年代框架。根据这一套全新的历史框架，笔者把三星堆视为夏朝三段中的其中一段。

三星堆青铜人首鸟身像（三星堆博物馆藏）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与黄帝联姻的蜀山氏就生活在四川地区，传说中的五帝颛顼也出生在蜀地，夏朝始祖大禹同样出生在蜀地。同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让一些学者将该神树与《山海经》记录的神树联系了起来，三星堆附近出土的“牧正”铭文也让《左传》中记载的后杼复国事件若隐若现。

如果夏与商、商二代曾经并行存在的观点能得以确立，则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传说的蜀山氏、颛顼、大禹和夏代传说，便很可能与三星堆具有密切联系。此前发现的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已经震惊世界，那么，接下来的这六个祭祀坑又会出土些什么国宝呢？我们且拭目以待。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参考资料：

1、肖平：《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8年版。

3、《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4、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

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方诗铭、王修龄辑录：《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7、《越绝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