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入手，浅谈清朝“文字狱”对社会文化思想的统治

引言：

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给读者刻画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聊斋的题材非常广泛，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者通过许多妖鬼狐仙的故事来隐晦地对社会黑暗、吏治腐败、封建礼制腐朽等问题进行批判。

如《促织》讲的是皇帝喜好斗蛐蛐，所以手下人投其所好，在全国大肆命人捕捉以向皇帝邀功，一个叫成名的老实人迟迟捉不到合格的蛐蛐，即将大难临头之际，其子变成蛐蛐帮助成名度过难关的故事。聊斋成书之际，蒲松龄自序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已”，由此可见，蒲松龄写狐写妖是假，通过作品针砭时弊、批判社会阴暗面、寄托心中美好愿望才是真。

读完聊斋，我们不禁会生出这样的疑问：蒲松龄对封建社会的满腔“孤愤”，为什么不直接表达出来？贪官当道、吏治黑暗，对统治集团的腐朽为什么不能直接进行批评而要通过这些鬼怪之说来隐晦地进行讽刺？

这就不得不提到清朝为维护统治，控制社会文化思想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文字狱”。

到底什么是“文字狱”？

“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构成的罪案，其形式是以文字作品得罪，与一般的建言获谴不同，其实质是当事人没有危害和推翻政府的行为，当权者或吹毛求疵，有意罗织，或仅仅根据其思想倾向而治罪”这是著名的清史专家郭成康教授给“文字狱”所下的定义。狭义来看，是指文章中隐含叛逆行为；从广义来说，文字狱实际上与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息息相关，所有不利于自己封建皇权统治的都可以找一个所谓的理由定罪。

“文字狱”是怎样兴起来的？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咏史》

“文字狱”这个确切的提法最早见于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咏史》，作者在诗中借古讽今，表达了对清朝实行文字狱迫害文人的愤慨，也透露出对文人只知苟安、追名逐利的失望。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其实，类似于“文字狱”的这种行为自古便有，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这便是“文字狱”的雏形。

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予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斩。--《汉书杨恽传》

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明·徐一夔

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清·顺治五年

随着历史的变迁，类似于“文字狱”这种排除异己、统治思想的手段在历朝历代都不鲜见。只不过在隋唐之前关注度较低，经过宋明两朝才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直至清初达到顶峰。汉代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一篇文章令宣帝生气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判腰斩。宋代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行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此，宋太祖赵匡胤加强了对社会文化的管制，妄议朝政者，是要坐牢受刑的。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这里，“文字狱”开始快速发展。由于他早年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十分忌讳"光"、"秃"、"贼"、"寇"等字眼，徐一夔贺表中因“光、则”触犯了朱元璋忌讳，也被斩首。清朝时期，因为与汉族士人相抵触，“文字狱”达到顶峰，言论检查制度五花八门，监控更为严厉，明史案、黄培诗案等均出自这个时期。

清朝“文字狱”有什么特点？

1、写入法律，有法可依。

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大清律例》

为了从法律上粉饰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清朝统治者规定只要符合《大清律例》里的十恶，就处以重罪。从十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清朝统治者最关心的还是叛乱谋逆，毕竟自清朝入关以来全国各地反抗其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歇过。明朝汉族文人在全国很多地方仍然具有一定的权威，因此，只要发现文人有一点尊崇前朝的意思，便立即以谋逆罪论处。

2、以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为衡量标准

清朝作为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为加强其统治，从思想方面控制中原文人，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作为正统思想。所有与其违背的都算是异端学说，稍一露头，便会遭到打击。

3、处罚范围和对象日益扩大

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帝王统治时，文字狱呈多发趋势，基本每年都会有“文字狱”的大案，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除了涉及到汉民族文化繁荣的江南地区，也有向偏僻地区扩展的趋势。清朝前期，统治者通过“文字狱”重点打击汉族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只要把他们控制好，汉族文人群体就不会乱。这些大知识分子，既有前朝高官，也由当代的知名文学家。到了后期，处罚的对象则由大知识分子向普通百姓过度，这一点上，清朝统治者最后还是做到了一视同仁。

清朝为什么要推行“文字狱”？

1、压制中原地区汉族士人的反抗思想

易性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

作为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发源地，广袤的中原地区一直是汉族的大本营，即便短期内被其他民族占据，后期一般也会被汉民族同化。清军入关后，中原地区统治权落到清朝统治者手上，在民族习惯、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上都与明朝时期的汉民族有着不小的区别。俗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明朝廷已经灭亡，但是明朝的汉人的民族气节未曾改变，心底里还是对清朝统治阶级怀有敌意的，认为“乾坤反覆，中原陆沉”。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所阐述便是汉族士人阶层对清朝统治者的态度。

2、以“文字狱”来确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强化思想统治

清朝统治者在用武力夺取政权后，首先考虑的便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清朝想要长治久安，离不开汉族士人的支持。那如何让汉族士人统一思想、服从统治呢？

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康熙

这时候，程朱理学映入眼帘，其倡导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完美符合清朝统治者的要求，程朱理学倡导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既有利于为统治阶级服务，又有利于社会稳定，简直是为清朝统治者量身打造。于是，康熙下令，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程朱理学。那与程朱理学观点相悖的学说怎么办呢？只有通过“文字狱”排除异己了。

3、满清部分帝王在面对中原文化时的自负与自卑

清军入关后，面对中原文化，统治者心中自卑与自负两种情绪交相呼应。自负是因为清朝取代了明朝，由一个地方势力一跃而起成为中央政权；自卑是因为当满清半奴隶半封建的游牧社会面对先进的中原文化的必然反应。这两种情绪交织在清朝部分统治者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影响着其作出的每一个决策。由于汉族知识分子的拒不合作，清朝统治者只有通过“文字狱”打压汉族士人，才能略微消除内心的那种复杂情感。

结语：回到开篇的问题，蒲松龄为何不敢直书心中对社会黑暗的愤懑？答案就是清王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因此，蒲松龄的个人遭遇和社会现实的无奈，让他压抑苦闷，又不能顶着干自寻死路，只好谈狐说鬼，借古讽今。所以他也只能用妖魔鬼怪的故事来表达心中所想。

清朝“文字狱”盛行，统治者要在思想领域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位，确保清朝的基业千秋万代，就要对各种不利于其封建皇权统治的思想、积极进步的思想以及揭露统治阶级腐败行为的言论进行残酷的镇压。清朝这种文化专制政策，从其自身积极的意义来看，是打击了汉族士人的反抗思想，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清朝的统一。但是从其消极的一方面来看，清朝“文字狱”造成了社会恐怖，致使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讽刺的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文字狱”即便如此严苛，也没能让“康乾盛世”的繁荣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清代文字狱档》、《掌故丛编》、《大清律例》、《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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