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黄花岗起义”的历史记忆

在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活动中，民国时期人们通过祭文标语、诗词歌赋、舞台剧本、采访报道、追忆文章等文本叙述方式，建构了一个立体的甚至拔高美化的革命记忆。时人通过文字记叙对黄花岗起义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的认识，并因应时代需求理解黄花岗的精神价值对之审视反思，构建了一个既能满足革命想象也符合当下社会需求的历史记忆。相比较官方主导的纪念活动，各类报刊文章所描绘的黄花岗起义更能体现出人们对于纪念客体最为真实的内心感受。伴随着国民党统治弊病的日益暴露，作为凝聚革命牺牲精神的黄花岗起义纪念也逐渐失去了对普通民众的感召力，日渐背离革命精神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也不再具备当年革命者的信仰与精神。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毕其功于一役”的“黄花岗起义”，这是同盟会领导的第十次反清起义，也是革命党人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但孙中山仍然给予了高度赞誉，称其“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①。因此，辛亥革命成功后对于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演变成同盟会及国民党重要的革命纪念日，在民国时期曾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重视。1925年3月25日，国民党中央改变以往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纪念黄花岗起义的做法，改公历3月29日为“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才正式将其改称为“革命先烈纪念日”，由一党之纪念日上升为国家法定纪念日，民间统称“黄花节”。

民国时期，从国家领袖到普通民众，从纪念仪式的建制到各类纪念活动的操演，无一不彰显出黄花岗起义在国民党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社会各界特别是国民党官方主导的纪念活动所建构出来的黄花岗起义，旨在对国民传递关于起义的官方认知，唤起人们对于革命先烈的记忆与怀念，凝聚普通大众对于革命价值观的认同，从而塑造出革命的正义性以及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如果没有符号，社会情感就只能不稳定的存在。”②黄花岗起义在民国社会生活中最终成为一种稳定社会情感的代表国民党革命、执政的政治符号，它象征着革命与牺牲，代表对革命的认同，对牺牲的缅怀与追忆，并与这种特定的社会情感建立起稳定的联系。

除了国民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官方纪念活动之外，时人也通过祭文标语、诗词歌赋、舞台剧本、采访报道、撰写文章等各种表达纪念的文本，参与到对黄花岗起义集体记忆的塑造之中。借助媒体发表文字内容是传承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方式，“文字书写使记忆或是经验在时空上得到延续和扩展；在时间上延长了记忆，而在空间上则把经验范围扩展至了另外人”③。这些记忆文本在叙述黄花岗起义的同时，也刻画出人们对于黄花岗起义的认知、情感及想象，并由此建立起了属于纪念者的“黄花岗起义”。

目前学界对于黄花岗起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烈士、群体、空间及符号解读①，对于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周兴梁对纪念日由来的考察②及郭辉以黄花岗起义纪念活动与国民党政治诉求表达的考察③。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国家层面”上的黄花岗起义纪念，对于“社会层面”上的黄花岗起义纪念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围绕民国社会各界的记忆文本，探讨社会层面对黄花岗起义的历史记忆。

一、“救中国于独立”：对黄花岗起义的时代认知

根据人类记忆的规律，事情经历得越久远，印象就会越淡化，遗忘在所难免。然而在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于黄花岗起义的记忆，却“历时愈久，亦愈足动后人之哀思”④。这不仅是因为烈士“牺牲小我成之大我”的壮举，更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的纪念塑造了一种集体记忆情感氛围。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通过文本叙述的方式进行纪念，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的记忆效果，另一方面也在塑造着特定的记忆方式和方向。

从大量的记忆文本的叙述来看，时人常将黄花岗起义置于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回忆。例如1929年孙缵祖发表文章指出，晚清政府腐败不堪，列强入侵并瓜分中国，但是“可敬可佩的烈士们，不忍坐视国家沦亡，同胞沉于水火之中，于是于前十八年的今日，竟不计生死，起事于广州，意欲推倒满清，救同胞于衽席之上，救中国于独立之位”⑤。1930年林嫣瑛发表演讲，点出晚清政府腐败与黄花岗起义的逻辑关系，“满清政府丝毫没有悔悟的心意，仍是一意孤行，专事压迫百姓。于是许多奋勇的革命志士，便大家集合起来，用着严密的组织，充分的准备，想在广州起义”⑥。也有人发文指出满清王朝的落后性：“数千年来的专制锢禁，二百余年的满族淫威，文字可以兴狱，偶语可以弃市。”⑦对清政府专制统治的不满，几乎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在纪念黄花岗起义的文本中必然会提到的内容，强调近代历史进程中清政府的腐败，将起义烈士的民族担当、牺牲义举与之进行对比，彰显革命活动的正义性。这种意识成为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并辐射到对下一代的教育之中。当时的中学生就有如下的一种观念：“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是脱离了专制而达到自由的地位了，但我们要晓得所以能如此，全是由于革命志士的血所造成的呀”⑧。

结合时代背景对黄花岗起义的内在因素进行分析，是时人在纪念黄花岗起义时的常见思想路径。1931年有国民党党员撰文对黄花岗起义之前的中国民众进行批判：“在黄花岗起义以前，全国民众依然沉睡不醒，对于本党的认识依然渺茫。”⑨还有文章对黄花岗起义的原因进行分析：首先在客观环境方面，认为列强入侵中国主要在于掠夺中国资源，“挟其黄金黑铁的势力，同时进攻中国，夺取中国的市场和原料，以为帝国主义者生产及消费的场所”。再加上腐败的清政府媚外欺内，变本加厉的对民众剥削压迫，因此“要想脱离专制的束缚，便不得不推翻满清，而三二九广州的革命运动，也便在这种种情势孵化之下而产生了”⑩。其次在主观革命意识方面，当时社会上许多人认为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逞一时之勇的匹夫行为，该文对此进行了批驳，强调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践行三民主义的革命行为，“这次牺牲的先烈，都是中国同盟会有志的青年，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创立这个革命团体，开始提倡三民主义，领导一班有志的革命青年，共图改革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组织，使之能适应世界形势而图永久的生存”11。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反抗列强与清政府的双重压迫，只有将人民动员起来，践行三民主义，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才能应运而生，才有可能取得最终成功。

民国时期人们将黄花岗起义描述成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所发动的一次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活动，黄花岗起义二十周年时有国民党党员将这次起义高度评价为“是本党历次革命运动中空前未有的牺牲，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凄惨极光明而有价值的记录”①。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映衬之下烘托出黄花岗起义的伟大，从而彰显黄花岗起义不平凡的特性，是民国社会对黄花岗起义纪念的出发点。

二、“舍生就义”：构建黄花岗起义的历史意义

黄花岗起义虽然声势浩大，准备最为充分，最终仍然失败，这对当时革命党人的打击十分巨大。1912年初时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的黄兴虽然事后自我安慰说“自此役后，同志中不以挫折灰其壮气，图谋再举，弥增激励”，但掩盖不了他当时孤注一掷的悲观情绪，意图以一人之力再举起义，“而兴一人之意见，则痛此役之失败，同志之惨亡，决意欲行个人主义，狙击张李二凶，以报同志”②。然而起义的失败并没有阻碍人们在革命胜利以后对其伟大历史意义的追认。在民国时期的报刊上，刊登了大量纪念黄花岗起义的文本，诸如祭文、标语、诗词与舞台剧等都充分体现这一点。著名剧作家田汉于1925—1926年创作的舞台剧《黄花岗》就是这种纪念的典型代表，该剧“通过对参加黄花岗起义的林觉民、刘元栋、冯超骧等革命志士的刻画，赞扬了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牺牲精神”③。再如下面这首悼诗：“铜驼荆棘，国运已见阽危；涂炭生灵，民权久经丧失；太息满奴滑夏，到处腥羶；忍看欧力东侵，频年鱼肉；慷慨请缨，激昂伏剑；精神不死，主义共伸；非吾七十二烈士云乎哉！饮水思源，望风凭吊。”④该悼诗将七十二烈士看作拯救国家与民众的英雄，丰富黄花岗起义的历史记忆范畴。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烈士们牺牲的精神激起了全国人民反抗腐朽清政府的信心，为后来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基础。

（一）促成武昌起义的成功

民国时期人们运用多种文体发表对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文章，将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与武昌起义的成功联系起来，在革命胜利的记忆背景下，重新确认黄花岗起义的价值。抗战时期有文章指出，真假革命的试金石，就在于能否做到牺牲生命，“虽然没有达到起义的目的，可是七十二烈士的血，却奠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要是没有他们舍生就义的勇气，要是没有他们坚持奋斗的精神，那腐败的满清政府也不会这样容易倾覆的”⑤。黄花岗牺牲烈士播下了武昌起义成功的种子。

孙中山在其擘划民国蓝图的《建国方略》中就明确黄花岗起义与武昌起义的因果关系，他指出：“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⑥除此之外，孙中山在许多文章和场合里多次称赞黄花岗起义，奠定了黄花岗起义革命符号的权威性和社会价值的独特性，促使它后来始终可以作为一种被社会接受的历史记忆进行传播。有文章甚至认为：“它不仅是促进同年（辛亥）十月武昌革命的成功，而且给与以后历次革命进展中的伟大力量！”⑦在时人看来，黄花岗起义不仅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既使在世界上也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其实际影响于世界及后来之革命者甚大，如俄国十月革命之成功，意大利之三杰建国，土耳其之战后复兴胜利等，均对中国革命有所取法”⑧。对黄花岗起义的这种极高评价，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持续存在，进一步提升黄花岗起义历史记忆在社会上的地位。

如果从近代革命进程来说，上述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正如1931年侯大涛所说：“按黄花岗一役的本身来说，固然是失败了，但，如按革命的整个进程来说，又不能不认黄花岗一役为成功！因了七十二烈士死难的悲壮凄烈，惊醒了世界人的耳目，振发了全国人的睡梦，卒能掀起武昌起义的革命洪涛，推翻了四千余年的专制政体，与二百六十余年的满清统治权，使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屹然表现于世界。”⑨

这种评价背后，可以看到时人有意拔高了黄花岗起义的历史意义，而忽略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与起义失败的客观事实，根本原因在于这是孙中山亲自领导的一次同盟会精英参与的反清武装斗争，在失败中蕴藏着成功的革命活动，满足了他们对革命的想象，呈现出“国父”崇拜这一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陈蕴茜指出在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被逐步建构为中国人的精神崇拜对象，‘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及广大国民的生活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①。虽然孙中山不是武昌起义的直接领导者，但从孙中山到普通民众在唤起黄花岗起义历史记忆的时候，常将这两次起义作为前后因果关系而联系起来，目的就在于凸显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以及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逻辑性和正统性。

（二）七十二烈士的圣贤化塑造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时人纪念黄花岗起义的主要对象，对他们的牺牲社会普遍给予高度赞美，并通过纪念文本将七十二烈士塑造成人们学习的圣贤化模范。例如1931年韵涛的一篇文章号召大家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信条是：“继续烈士为主义而奋斗！”“效仿烈士们百折不挠的精神！”“以牺牲为革命唯一的精神！”②上述信条简短有力，可见当时国人对黄花岗烈士牺牲造就民国的这一基本认识和继承烈士遗志奋斗的社会号召。相对于信条的崇高性，悼词的语言表达更丰富也更抒情化，例如1930年四川省立嘉陵高级中学一位普通学生王琨作的《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嗟夫！不有烈士，其何能国？狂澜既倒，其谁搀之？先贤既殁，其谁继之？民陷水火，其谁援之？民心已死，其谁觉之？独夫在位，殃民害国，其谁铲之？当此重任，舍我烈士，其谁堪之？伟哉烈士！名垂竹帛，与天地同久，与日月争烈。”③该悼词不仅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视为挽救危亡的国家英雄，而且推其高度至“天地同久、日月争烈”，这种超凡的赞美充分显示出黄花岗起义烈士在普通国人心中的地位。

作为黄花岗起义的总指挥，黄兴对于烈士牺牲的意义深有体会，在黄花岗起义一周年之际他回忆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同时高度赞美诸烈士的人格品行，“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兴亦不克言其万一”④。也有社会名流对于黄花岗烈士反抗清政府，造福民众的英勇行为给予肯定，1935年上海著名资本家徐美峰的女儿徐令娴在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对青年发表演说：“他们抱着大无畏的精神，牺牲自己，救护大众，为社会谋幸福，谋生存，他们死在满清走狗的刀枪之下，鲜血洗净了我们大众的污点，使我们永远的自由快乐。”同时呼吁广大青年以烈士为学习榜样，以救中国：“我国的前途，是多么的黑暗，多么危险，在这种可怕的情势之下，不知道要到何时才出了什么英雄来，像七十二烈士那样的肯救护中国？”⑤这些纪念文本的作者们普遍称赞黄花岗烈士牺牲个人生命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争自由的高尚行为，寄希望于这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伟大情操，以及激昂慷慨的牺牲奋斗精神，能作为社会大众的学习榜样。

民国时期很多人将黄花岗烈士的牺牲视为国民党的重大损失，更是“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将起义行为界定为“中华民国及国民革命的一个生死关键”，甚至拔高到“为人类谋幸福”的程度，“离开人类的幸福，就不是真革命，不能牺牲个人一切利益的就不配谈革命”⑥。黄花岗烈士并不是反清革命斗争中唯一牺牲的志士，黄花岗起义失败也很难在历史意义上与成功的武昌起义争雄。但是社会各界通过对黄花岗起义烈士舍生取义、无私无畏、为国为民精神的建构，其目的是振聋启聩、唤醒群众，进而凝聚社会民众的革命共识和对国民党三民主义的信仰，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刘伟和笔者早已撰文指出：“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历史意义之所以会提到如此高的地位，实际是国民党政治统治的需要。”⑦在“革命纪念”的名义下，民国时期人们对于黄花岗起义的历史过程进行简化与提炼，对于七十二烈士给予无上褒奖，最终建构了一个和武昌起义并驾齐驱的集体记忆。突出这次起义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凸显国民党革命斗争的辉煌历史，也间接帮助提升了国民党的社会威望。

三、“民族复兴”：突出黄花岗起义的现实需求

民国时期人们在纪念黄花岗起义的文本叙述中，能明显地体现出当时的时局背景。正如邹韬奋所言：“民国成立以来，年年有这一日的纪念”，但是“各时期的形势不同，这悲壮而光荣的纪念，所给于我们的深刻的认识也随之不无差异”①。将纪念与现实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彰显了纪念的现实性特点。

（一）黄花岗起义记忆与国家发展

1928年国民党虽然形式上统一全国，但是外部列强虎视眈眈，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因此，人们在纪念黄花岗起义的过程中，常将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奋斗精神描绘成一种具有崇高意义的价值观。例如有纪念文章分析了1934年中国所处的不利局面——“在目下，中国是正处在内忧外患的纷扰中，东北四省以及华北各要塞都在暴日控制之下；英国进窥新藏云康，法国觊觎滇黔桂以及西沙群岛等地；最近且复有日美亲善的空气，可知一切帝国主义都想在中国抢夺一部分利益”，因此，全国民众应该“踏着三月二十九日七十二烈士的血路前进，本着烈士奋斗的精神，去争取民族的自由”②。时人认为革命需要奋斗，革命者要养成奋斗的人生观，才是纪念黄花岗起义的应有之义。然而，国民革命光有奋斗的精神和追求民族的自由是不够的，还须在国家建设上进行艰难探索。

将黄花岗起义记忆与国家建设相联系，是时人纪念黄花岗起义的现实诉求。在1931年有纪念文章指出，国共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虽然将北洋军阀渐次铲除，但国家建设工作还没有步入正轨，民众不能享受实际上的革命利益，这和黄花岗烈士为了建设而破坏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进而呼吁要想实现革命先烈未竟的遗志，就要“努力于民众利益的建设，以及积极的促进政治、经济、教育种种的改良”③，最终督促国民政府，废除束缚国家和民众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进而实现国民革命的彻底成功。

在抗战时期如何建设国家，也受到时人的关注。1940年，司马锋指出：“抗建是辛亥革命的延续，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信炮。”④大多数国民党人士已经看到只有抗战才能求生，中途妥协投降就会灭亡，主张效法孙中山百折不挠万难不畏的进取精神以达到抗战建国的目的。同年，刘大竟主张：“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打击汉奸卖国求和的谬论，粉碎敌寇灭裂中国的企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促进建国的早日成功，才不愧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才不负先烈们的流血价值，才足慰总理及烈士们在天之灵。”⑤至于广大青年如何建设国家？张振吾认为：一要坚定三民主义的信仰；二要有革命精神；三要锻炼体格；四要努力剿匪抗日；五要充实学问⑥。只有热血青年认识中华民族险恶的社会环境，才能在抗战时期肩负起建国的使命。

（二）黄花岗起义记忆与抗战动员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进步青年张振吾从国际形势中觉察出日本将要侵吞中国的企图，因此他将黄花岗起义记忆与抗日联系在了一起，呼吁向先烈学习，共度国族难关，“抵御暴日，把我们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东北三千万民众，拯救出来”⑦。1937年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当天青年学生黄荫洲呼吁在日军侵华的危急之际，希望民众能够继承革命先烈舍生取义的精神，“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紧迫之际，我们要准备洒这一滴最后的血，这一滴血，也正和黄花岗烈士的血，促成了辛亥革命一般，要这样才有民族复兴的希望”⑧。中国人民要向黄花岗烈士们的牺牲精神学习，时刻准备杀敌报国，才是对黄花岗起义最好的纪念。青年学生能够自觉将黄花岗起义的牺牲精神作为鼓励民众抗战的精神资源，足见当时黄花岗起义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影响力。

关于如何取得抗战的胜利，以白崇禧为代表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主张持久作战，他们认为日本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所以只有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白崇禧发问道：“吾人处此军备劣势之下，欲与敌争最后之胜利，除以持久的战略制其死命而外，尚有他道也？”虽然抗战环境极其艰难困苦，但全国上下应继续奋发黄花岗诸烈士的革命精神，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吾党先烈能以头颅热血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岂吾辈后生不当以其头颅热血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以打倒人类公敌之日本军阀耶？”①白崇禧号召国民只有向黄花岗诸烈士学习为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才能取得抗战胜利。

在日军猖狂野蛮的侵华形势下，大多数中国人坚持抵抗不愿做亡国奴。不过也有不少国人被吓破了胆，他们贪生怕死，甚至走上卖国当汉奸的邪路。1938年，蒙圣撰文对此作了严厉批评，认为长期抗战“有待于长期努力，不在于勇壮的硬拼”，甚至进一步追问这些怕死的人：“有没有浪费国家的物力人力？有没有自私、无耻、堕落、腐化的行为？”②他呼吁大家要像黄花岗烈士一样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为国效力。更多的人则重点批判了以汪精卫为首坚持所谓“曲线救国”的汉奸们，指出这种理论的实质是“以和平掩饰投降；替自己及一般汉奸的无耻勾当作成一种理论来呼喊”③。

抗战时期，作为黄花岗起义幸存的革命者、国民政府教育家雷沛鸿却对当时的国民党缺乏牺牲精神，没有坚强的信仰和纯洁的意志，常为个人利益牺牲民族利益大加挞伐。雷沛鸿将希望寄予当时的少年儿童，在纪念黄花岗起义时感慨：“中华民族现在还有希望和将来还有出路的，全在一班纯洁的小朋友身上。他们多么活波，多么天真，多么敢作敢为，多么有志气！”④作为黄花岗起义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雷沛鸿的态度值得玩味，一方面隐露出他对当时国民党的失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教育家对承载国家未来希望的纯洁的少年儿童的期望。

抗战时期人们纪念黄花岗起义，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希望大家继承烈士的牺牲精神，抗战到底，将日寇赶出中国。将此视为七十二烈士在历史上所未完的任务，进而“谋国家之长治久安，求民族之真正幸福，庶无愧前贤牺牲之壮烈，革命策源地之美誉”⑤。抗战时期人们对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成为凝聚国人抗战力量、激发抗战热情的重要精神资源，在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斗争过程中，发挥其历史价值。

这种实用性的集体记忆具有典型的建构色彩，根据时局的变化，“总是不断从过去当中重新提取一些不同的东西”，使得该类型记忆不能被人们持久地存储下来，“只有不断通过新的行为一再地重现它们，它们才能得到巩固”⑥。所以，黄花岗起义纪念总是在不定期地被人提及。

四、“形式的纪念”：黄花岗起义的审视反思

无论从革命规模、革命动员、筹集饷项、购运器械等方面，黄花岗起义都可称为同盟会历次起义准备最为充分的一次，可惜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也成为时人在记忆黄花岗起义时难以避免的心头之痛，他们纷纷从纪念文章中进行多方面总结与反思，因为“文字写作的记忆方式孕育了质疑和批评精神”⑦。

（一）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每年国民党甚至国民政府都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就在于它失败的意义也同样令革命党人骄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成功少而失败多”，仍不顾牺牲去攻打两广都督府，是为大智、大仁、大勇的人，“世间一切事业的成功，都是成功于‘失败’，革命事业，尤不待言”⑧。

孙中山曾认为黄花岗起义失败主要在于“武器不足”，否则是“很可以成功的”⑨。孙中山将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客观因素。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郎昌浩认为“事机不密，联络欠周”⑩，导致起义失败。再如洛生在其纪念文章中细致归纳了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四点外部原因：“（一）温生才同志刺杀孚琦后，风声泄露，清吏先事有所戒备；（二）新军防营方面，未曾联络妥善，以致临时未能如约响应；（三）起义日期临时更改，选锋队员一部分已撤退，香港方面队员亦未及赶到；（四）运械方面不够劳力，除炸弹大小数百枚发生威力外，全军所有只是陈旧的兵器，选锋队员中持有较新式驳壳枪者不到十人，其余仅有短枪大刀而已。”①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叛徒出卖导致了起义失败，“实是由于自己队伍有了少数不良份（分）子，事前密报到了清廷，而使至于失败的”②。上述观点均不承认黄花岗起义失败存在主观因素，而是将其归结于武器不足、出现叛徒等外在因素，根本因素是在于维护黄花岗起义自身的神圣性。

其实在当时也有文章对黄花岗起义失败的主观因素进行分析总结，指出最为主要的因素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革命的事业是不能脱离民众的，否则就会变成只是几个英雄的行动”③。正是因为这个缺点，给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式封建官僚窃取革命果实的机会。许德珩在1948年北大演讲中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间接也指出国民政府垮台的根源：一是黄花岗起义没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个革命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没有深入中国广大的工农群中去，它只推翻了旧的政权，推翻之后取而代之的，与广大的苦难的中国工农阶级无关系”④；二是革命党人没有认真执行实施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主义，进而解决土地问题，认为“不论任何政党，他如能合理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那么他一定会成功；反之，那个政党保护买办、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利益，不管他是用多大暴力压制，它也一定要失败”⑤。辛亥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甚至后来国民政府的倒台，根本原因在于同盟会（国民党）不是代表人民的政党。

（二）对纪念仪式的反思

最初，黄花岗起义的纪念仪式庄重肃穆，但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发生了质变。有的地方在举办纪念活动中没有下半旗致哀，就遭到不少人士的批评。韵涛在黄花岗起义二十周年纪念日当天难过地表示：“看见街上挂的国旗，多悬在杆的顶上，是一种表示庆祝的仪式，这虽是形式的错误，也能表示他们不知道纪念先烈的意义是什么？”同时进一步指出，相比较纪念仪式，时人已不了解黄花岗起义的历史意义，“要在精神方面和实行方面来纪念先烈，仪式还是微末的事情——恐怕更不知道了”⑥。对于不了解革命烈士精神和功绩的人们来说，才更会受政府纪念活动的指挥，被动的参与，失去了纪念活动的意义。

相比于普通民众，政府要人在纪念黄花岗起义的活动中，也大多流于形式，他们往往发表一番沉痛的演说，如何革命、如何救国，场面十分感人，仅此而已。因为这些人认为革命成功之后，就可以不讲究牺牲，为了个人及党派利益，反倒是处处以争权夺利为先。对此，张凤来作了详细分析：“我们环顾现状，上自国民政府，下至各级党部，所谓党国要人及自命为忠实同志的，虽然到这三二九的一日，照例要作形式的纪念黄花岗殉难的诸先烈，而实际上确多不但没有丝毫牺牲的精神，反来时时借着党的招牌，以为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使的全党只见有小组织与个人的活动，而看不见整个党与民众的活动，只看见小组织与个人的利益，而看不见整个的党与民众的利益，甚至因利起争，互相排斥，互相攻击，使的全党呈显支离破碎之局面，而不可收拾。”由此可见，对于黄花岗起义的纪念在国民党内已成为一种派系争斗的手段，“所谓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几称成为一种口头禅”，党员身份成为他们升官发财的护身符，使得那些忠实革命的同志，“反不能立足于青天白日党帜之下，努力三民主义的实现”。该文章道出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病根，“全是利禄熏心，不肯牺牲”⑦。

1949年，郑迪锜借纪念黄花岗起义道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的腐败，“自私势力的欲流在潮涌，贪污腐败的风气不断地蔓延；愚顽和阴狠变成了人民的代表，善良、纯朴的是被压榨，善于诈骗，刻薄和吝惜者却做了人民的统治者”⑧。反映出国民党在统一全国后，不仅没有践行黄花岗起义烈士的遗志，解除人民的痛苦，反而进一步加重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最终导致政权垮台也理所必然。

如何才能真正纪念黄花岗起义呢？1931年，韵涛撰文提出建议：“一、继续烈士为主义而奋斗！二、效仿烈士百折不挠的精神！三、以牺牲为革命惟一的精神；四、以流血为革命不二的法门；五、我们要踏着七十二烈士的血痕努力前进！恢复、完成烈士牺牲、流血创造的革命事业！”①他呼吁人们向革命先烈学习，勇往直前，积极奋斗，以完成先烈遗志，达到国民革命的成功。当时有个六年级的学生纪念方式较为特别，他不是通过唱歌献花圈等仪式纪念黄花岗起义，而是通过想象烈士杀敌冲锋的英勇行为的方式进行纪念，他不无敬佩地说道：“在那时，他们的脑海里，只知有民族而不知有个人，只知民族的自由平等为珍贵，个人的生命何足惜！有这样伟大的精神，真不愧明日之纪念，诚堪作当代青年之模范！”②同时指出应当以黄花岗殉难诸先烈的牺牲来纪念诸先烈，不应当以宗教式的仪式来纪念诸先烈。

五、结语

黄花岗起义作为同盟会最知名的一次失败的反清武装斗争，在民国时期被人们褒奖为中华民族史上最光荣的革命斗争，起义牺牲烈士也被塑造为社会道德楷模，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不断被人回忆和学习。在被官方与民间的不断建构过程中，完成了民国时期人们对于黄花岗起义的一次又一次的集体记忆。

相比较在公共空间举办纪念活动，人们通过文字叙述的方式纪念黄花岗起义，显得更加理性也更加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各族群都运用不同的集体记忆进行自我叙述，以展现民族文化、构建国族认同”③。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体成为民国时期人们建构公众记忆与国族认同的最主要途径，也可以说是媒体再现了人们关于黄花岗起义的历史记忆。在这些记忆文本中，革命先烈被塑造为不怕牺牲的圣贤，革命事迹也活灵活现地跃然于纸上，从而实现既唤醒人们有关黄花岗起义的历史记忆，又达到服务现实的需求。通过不断重现黄花岗诸烈士为救国救民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画面，让人读后不免热血沸腾，藉此投身于革命、抗战与建国等活动之中。

黄花岗起义被国民党和社会大众不断塑造成为一种革命符号，这一符号同时伴随着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服务于民国社会中不同阶层所要倡导的观念和所要凝聚的共识。然而在共识之外，人们对黄花岗起义的历史记忆是有差别的，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下层民众和进步政党，他们对国民政府已有强烈不满，例如有文章指出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苟且行为，“上至政府下至地方官只有委曲求全的本领，没有牺牲的精神；只顾目前的苟安，忘却永远的生存”④。黄花岗起义的光辉业绩与现实社会的沮丧形成强烈的对比，会使人们产生各种负面情绪。对此，罗杨认为：“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缺失感和沉重的压抑感”，因为“记忆赋予社会的‘过去’一种历史的魅力，把最美好、神圣的事物贮存在与现今相对的另一个维度里”⑤。哈布瓦赫认为，“心智是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它的记忆的”，是社会致使心智“把过去美化为它所向往的目标”，实际上“对过去的崇拜，没有使人们的心灵与社会结合在一起”⑥。因此，民国时期人们对黄花岗起义的崇拜与回忆，并没有使他们与政府紧密结合，反而把这种历史记忆当成他们释放社会压力的一个通道。

由此可见，各方围绕国民党官方主导的黄花岗起义纪念，所呈现的价值关怀和利益诉求是不同的。不管民国时期人们如何叙述、赞美、拔高黄花岗起义的历史地位与社会影响力，都不能够抹杀社会上仍存在不少的人对于黄花岗起义纪念的轻视与敷衍，这些牺牲的烈士及其光辉事迹也离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较远。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反思，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度重视的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在国民党统治弊病日益暴露之时，其作为凝聚革命牺牲精神的象征符号，对于社会普通民众已经不具备普遍的号召力，而在政治统治中日渐背离革命精神的政府官员也不再具备当年革命者的信仰与精神。这正是国民党统治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朕兆。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