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造纸工业——从上海机器造纸局到天章记录纸厂

中国是纸的故乡，从东汉蔡伦发明纸以后，中国人一直使用的就是传统的手工纸。随着上海开埠，外侨陆续带进了光亮挺括的机制纸，时人称之为“洋纸”。洋纸与中国的手工纸各有千秋，但要上机器大批量印刷的话，传统手上纸由于纸质疏松、色泽不一，无法与洋纸媲美。因而外商在上海设印刷厂，必然进口洋纸，或在上海设厂生产。

眼看利权外溢，广东人曹子撝和郑观应等人计划在上海创办机器造纸厂。他们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窃查阅海关年结，洋纸人口日多，纸之材料细者出自旧絮、破布，粗者出白稻草、树皮，皆用机器、药水捣烂而成，到处可设，亟应仿办也。”李鸿章热衷洋务，自然推波助澜，批准建厂，名为上海机器造纸局（现天章记录纸厂）。

其时杨浦已成为具有经营眼光的外国投资者和民族资本的首选之地。上海东北角的杨树浦短时期内跃变为近代上海工业重地，1 882年上海机器造纸局也选址杨树浦破土动工，占地12余亩，曹子撝、郑观应联络唐景星、李秋坪等人共筹集银两15万两，派作1500股，每股100两，一次收足。并聘请美国人托马斯·J·华特茨负责督造工厂，于1884年正式竣工。

该厂设备先进，有中国工人100名，雇佣懂技术的洋人1名。据8月9日出版的《益闻录》记载：“本埠现有华商鸠合巨资拟设纸厂一所，已聘定美国某西人综司其事，一切作纸工具皆用火枪机器。”购置了英国莱司城厄姆浮士顿公司1877年出品的多烘缸长网造纸机l台，有76英寸×48英寸烘缸8只，以及1英尺×2英尺锅炉4座，蒸锅4只，还有切布机、轧竹机等设备。

但毕竟经验不足，工厂开业后诸事不顺，机器运转也不正常，又碰到日货大量倾销，以致上手即亏，以后虽然转变生产方向，改产仿中国连史纸、毛边纸等一类产品，但仍未挽同局面，连年亏损，到1890年，已净亏损11.7 万两。上海机器造纸局被迫于1892年宣告停产。后又公开登报拍卖，将该厂以低价出售给一个外商地亚士，但这个举动却招致股东的强烈不满，他们在8月7日《申报》上联合发表声明，称：“上海纸局易主一书，殊为骇异，该局本奉李傅相批准集股，开设已将十年，不独官利分文未付，及未将亏折情况禀明傅相，知照股东，令忽易主，岂非私相授受。为此声明，必须旧股议有端倪，方可交割，以免后论。”无奈之下，厂方出资赎回，改厂名为伦章机器造纸局，由何瑞棠、韩山曦、朱培初三人负责经营，但仍无很大改观，其后停产多年，直到刘柏森接手租赁后才有较大起色。

刘柏森，江苏武进人，早年在上海经营纱厂发迹。1915年，他从四明银行租赁下伦章造纸局。因为当时该厂几经转手，在债权人中以宁波人、人称“阿德哥”的虞洽卿受押最多，总计7万两，就由虞洽卿转押给四明银行。第二年，刘出资收购了伦章厂股票，并以股东身份赎回产权，改名为宝源造纸厂（现杨树浦路408 号）。刘柏森擅长经营，除宝源造纸厂外，还经营着纱厂、烟草厂，是个工商界实力人物。宝源造纸厂第二年就开始盈利，在厂里任技师的是一个丹麦人，名叫博海生。1920年刘柏森又购入位于浦东陆家嘴的日商华章纸厂，将其改名为宝源造纸厂东厂，原宝源造纸厂改名为宝源造纸厂西厂。1926年两厂改组，更名为天章纸厂，仍设东、西两厂，刘柏森自任天章纸厂总经理兼东厂厂长，马瑞芝任西厂厂长。

在刘柏森主持下，天章纸厂聘请了化学家潘荣试制毛道林纸，获得成功。天章纸厂可以生产各种重量的道林纸，完全符合印刷需要，产品被商务印书馆选用，一炮走红，生产蒸蒸日上。洋商纸厂曾以削价倾销的方法对天章厂施压，天章厂从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售价两方面进行反击，比如适当改进配方，减少木浆三四成，增加破布、纸边等边角料，既保证了质量，又降低了成本，产品不仅没有被洋商打倒，从上海一直销售到了全国。刘柏森长袖善舞，手段老练，一二八淞沪战争后，企业生产遭到破坏，纸厂困难重重。不久战事结束，纸厂重新开工，但一时因资金周转不灵，银行又来催款，厂方竞无力还债，也无力购置原料，刘柏森为此大伤脑筋。一日，英商白利士洋行派员来厂订购洋烛包装纸，数量大，时间紧，刘柏森却欲擒故纵，说：“厂里生产任务已经排定，再改生产洋烛包装纸较困难，除非价格提高，购量增大，至少200吨，每吨货价450银两，先付80%的定金，方予考虑。”英商洋行迫于急需，竞完全接受上述条件，双方当日签订合同，天章厂一次收进16万银两，解了燃眉之急。

30年代中期，天章纸厂联合民丰、华丰等成立造纸业同业公会，刘柏森被推为会长，陈蝶仙为副会长，天章纸厂成为上海华商造纸业的龙头老大。但当时外商洋行的进口纸销路节节上升，天章纸厂经过调查发现，由于进口关税不合理，进口木浆的价格相对较高，而进口纸张的价格相对较低，以致造成原料与产品价格差别不大，刘柏森与其他理事商量后，即以同业公会的名义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增加进口纸张的关税，而木浆关税应予降低，财政部在仔细考虑后予以采纳。抗战爆发后，天章纸厂东西两厂均被日军接管，期间印过据说是汪伪中储券所用的钞票纸。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派来接收上海造纸业的人员中，有一位是以前天章厂聘用过的留洋专家，与刘家关系莫逆，因刘柏森已经在1940年病逝，天章厂的事务都操在几个儿子手里，遂任命刘子刘季涵为天章西厂（改称上海第六纸厂）主任，东厂则由国民政府另派人员管理。但天章厂是刘家多年的心血所系，岂肯轻易与人，遂提出发还申请，国民党敌伪产业处理局放出风来，发还可以，但须对企业内“一半日股”有所交代，刘家无奈只得打通上下关节，花费了约4000两黄金，终使国民政府发还了天章厂。刘家收回天章厂白营后，刘季涵任总经理，东厂厂长刘本勤，西厂厂长刘在勤，两厂约有工人1000余人。解放后，天章纸厂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1981年10月，天章纸厂与上海记录纸厂合并，改为天章记录纸厂，是全国第一家和最大的生产仪表记录纸、电子打印纸的厂家。

从上海机器造纸局到天章记录纸厂的艰辛创业历程，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在困境中挣扎的一个缩影，也是近代上海社会翻天覆地变迁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