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和文章学

《文心雕龙》上半部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分体论述了刘勰当时所能见到的各体文章名称的由来、源流演变、代表作家作品及写作原则。此外，《辨骚》篇专论楚辞，也带有文体论的性质。这样，在上半部文体论各篇的篇名中提到的文体就有三十三类，即∶

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

这还是比较大或重要的类别，至于各篇论述中涉及到的比较小或次要的类别，如《杂文》篇论及“对问”、“七”、“连珠”，《诏策》篇论及“戒”，《书记》篇论及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数量就更多了。

从刘勰在文体论部分所论列的文体看，他心目中文学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这反映了刘勰在总的文学观念上恪守儒家古训的保守性。但另一方面，刘勰又受到他当时文笔说的影响，他的文体论实际上是按其《序志》篇所谓“论文叙笔，囿别区分”的原则来编排的。从《明诗》到《杂文》各篇所论是有韵之文，自《史传》到《书记》各篇所论是无韵之笔，区分颇为清楚。他在论一般文体时，都是将二体或更多的文体合论于一篇之中，但论骚、诗、乐府、赋，却是一篇一体，这固然因为诗赋等材料较多，但也表现出对它们的重视。此外，象《时序》篇总论历代文学的发展，《才略》篇评述历代著名作家，所论都以诗赋为主。可见，刘勰虽然取广义的文学观，但其认识和研究的重点，却是具有形象性和文词之美的艺术文学。

刘勰在论述各体文章时所采用的基本论述方法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原始以表末”是叙述各体文章的源流；“释名以章义”是对各体文章名称的说明；“选文以定篇”是评述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家作品；“敷理以举统”是论述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写作要领。比如《明诗》篇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叫“释名以章义”。以下从“昔葛天氏乐辞”一直谈到刘宋时代的山水诗，并且每一时代都举出一些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这叫“原始以表末”和“选文以定篇”。最后总结归纳出诗的写作原则∶“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中”，这叫“敷理以举统”。文体论各篇大体上是由这四项内容构成的。其中分量最大的是“原始以表末”和“选文以定篇”，并且这两项常常结合在一起，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该体文章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文心雕龙》论文体的各篇内容，就不但是文体论，也构成了一部分体文学史。刘勰在文体论部分结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论，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文学见解，是我们研究刘勰的文学思想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过去《典论·论文》、《文赋》论文体，都只是标举各体文章的风格特色，相当于刘勰论述中的“敷理以举统”。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论述各体文章比较详细，据现存片断可知其中有些段落论及释名、源流、选文、作法各项，可以说是《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先驱。刘勰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文体论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明确以四项内容结构全篇，内容更丰富，论述更周密，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表现出“体大思精”的特色。

《文心雕龙》用了很大篇幅论述文章的章法结构、剪裁布局、语言修辞等文章学和修辞学方面的问题。他的这部分论述，有些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如声律、丽辞、事类等等，但也有许多仍具参考价值。这里仅重点介绍刘勰文章学理论的核心，即他对文章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基本主张。

刘勰对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很重视，无论是在《征圣》、《宗经》等篇中对圣人文章的赞美，还是在文体论各篇中对各体文章写作要领的归纳，都兼顾到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而其专论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的则是《情采》篇。文中首先以自然事物作比，如“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虎豹无文，则廓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说明文章应该文质并重。但《情采》在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又特别强调内容为本在原则∶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情采》篇对于“繁采寡情”、内容不充实而单纯追求形式华美的作品，作了尖锐的批判∶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词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刘勰在这里强调指出，文学创作应当先有思想感情，围绕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来构思文章，即 “为情而造文”；反之，“为文而造情”，片面追求形式的华美，“采滥忽真”、“真宰弗存”的作品是令人反感、“味之必厌”的。这对他当时在内容上“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在形式上“淫丽而繁滥”的虚伪浮艳文风，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刘勰对文章内容的要求，概括说来就是他在《宗经》篇里提出的“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也就是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真挚深沉，所记事实真实可靠，表达的义理合乎儒家正道。重视文章的义理内容是对的，但刘勰对作品内容的要求，明显带有封建观点的局限。

刘勰也很重视文章形式的完美，《宗经》篇提出的“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就是他对文章形式的基本要求。“体约而不芜”是说文章篇体精炼，言简意赅而不芜杂冗繁。《征圣》篇引《尚书．伪毕命》中的话说∶“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接着解释道∶“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所谓“体要”，就是《情采》篇所说的“要约而写真”。掌握了“体要”的原则，就能做到“体约而不芜”。“体要”原则的提出，是对当时“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风气的纠正。

“文丽而不淫”是刘勰对文章形式的另一重要要求。刘勰是主张文章形式应该华美的。《征圣》篇称道“圣文雅丽，衔华佩实”，《序志》篇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他不仅重视一般的辞藻文采，而且对于声律、骈偶、用典等当时骈文特别讲究的问题，都作了专门的研究。刘勰不仅在实践上用骈体文写作了《文心雕龙》，而且也是骈体文在理论上的拥护者。他认为对偶、声律等等都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现象，用事用典也源出于经典。但是，刘勰一方面要求文章应该“丽”，另一方面又要求它“不淫”，也就是不讹滥过度。《情采》篇说∶“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指出美丽文采的目的在于表现内容，辞采过于淫滥反而有损于内容的表达，因此应该加以限制。由此可见刘勰在形式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折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