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最宠的奴才，竟能帮他做这些事，怎么跟电视剧里完全不一样？

01.

「奴才」曹寅

曹家的显赫是从做「奴才」开始的。但是这个「奴才」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清太祖努尔哈赤朝服像，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自然，作为皇帝的奴才，就得为皇帝办事。曹家的发迹，就从为皇帝办「内事」开始。

清朝初年，统治者并不像明朝时一样依靠宦官来处理私人事务。因为，「阉祸」被清朝的统治者看做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皇帝就将上三旗包衣填充到「内务府」中，为自己办事，由包衣昂邦，即汉语的内务府大臣管理。

内务府，顾名思义是处理「内里事务」的府衙。这里的「内」，并非是方位意义上的内外之分，而是指皇帝的个人事务。史景迁据此认为，内务府其实就是皇帝的私人衙署。

但是，内务府又不仅仅管理皇帝的家务事，作为独立于六部之外的府衙，它所能涉及的范围很广。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内务府「掌内府才用出入，及祭祀、宴飨、膳羞、衣服、赐予、刑法、工作教习诸事」；内务府下辖各司院「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

据史景迁推算，曹寅可能在14岁（1672年）左右离开南京北上，进入内务府供职。在他任职期间，内务府下属「六司」，囊括了「皇家银库、皮库、缎库；皇家狩猎；宫廷典礼和八旗圈地的牧厩；皇家土地出租旗人的收入账计；皇家府库的出纳；订定刑律」。

在史景迁的记述中，曹寅最开始是在銮仪卫当差，也就是皇帝出行时用来显示天威的仪仗部队。随后，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被革职，曹寅递补了这个位置。

▲康熙南巡中的卤簿仪仗《康熙南巡图》第一卷 局部该卷描绘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八（1689年）从京师出发的情景「卤薄」为皇帝专用仪仗

02.

「钱袋子」曹寅

1692年，曹寅出任江宁织造。

清代分别在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三地设立织造，管理在这里的皇家纺织作坊。织造无固定品级，不属于地方官僚体系，是由皇帝「特派」出去的。

▲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建在清代的江宁织造府西花园遗址上面积约为原江宁织造府的四分之一

自1663年曹寅的父亲曹玺出任江宁织造以后，曹家就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位置。曹玺之后，曹寅接任这个位置；曹寅之后，其子曹颙（yóng）接着干；曹颙之后，职位又交给了曹玺的继子曹頫（fǔ）。

据史景迁统计，曹家人在这65年中总共做了57年的江宁织造。

而且，曹寅在任内还分管苏州织造。他的内兄李煦接着他继续做苏州织造。同时，曹寅又举荐了可能与他有点亲缘关系的孙文成出任杭州制造。还有一个杭州织造金遇知，据说有可能是曹寅的姐（妹）夫。如是，在整个康熙朝的后期，曹家几乎垄断了三大织造。

据记载，织造的运行是由工部备料，户部筹钱。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各种拖延、推诿以及亏空等问题层出不穷。

但不管怎样，在这个复杂的人际和制度体系中，曹寅及其身后的曹家人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圣眷行事，否则绝无可能占据这个职位长达半个世纪。

▲曹寅朝服像

显然，曹寅在织造的位置上如鱼水，不仅办好了皇帝的差事，也给曹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根据史景迁的描述，曹寅任职期间，曾越过户部，给织造衙门开辟了新的筹款途径：其一，用盐税贴补；其二，在钞关的购铜事务中吃差价；其三，利用米价的波动赚取差价。

这三个途径，只要有一处操作不当，曹寅就可能受到「反噬」。但是，他非常灵活巧妙地使用康熙对他的信任，并通过在民间为康熙树立威望的手段，联合了地方官员，从中获利。

继织造之后，1704年，曹寅被任命为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简称两淮巡盐御史），并且在之后的1706年、1708年、1710年三度连任。

巡盐御史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给盐商发放「盐引」；二是收盐税。盐务之复杂，一方面在于它涵盖的地理面积广大，另一方面，它背后的巨额利润极易滋生贪腐。在清代，盐政就是个大泥潭，一不小心，就会深陷其中。

▲《巨富盐商聚会图》清 佚名/绘

本来，曹寅已经在织造的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为什么康熙皇帝又要派他接管盐政呢？

史景迁认为，表面上来看，织造升迁为巡盐御史本也平常。但是，这种常态背后，是帝王与宠臣之间的一笔交易，「皇帝可以借此稳定两淮盐税，又能握有更多的权力和银两」；而曹寅及他的家族也可以从中获得巨额财富，同时还算立了功。

曹寅初任巡盐御史，就给康熙提了一道折子，旨在改革两淮盐政。没想到，康熙帝当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在答复中说：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为目前之计，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再留心细议。」

由此可见，康熙派遣他的心腹包衣管理盐政，其意并不在于肃清过去的积垢。史景迁认为，康熙的真实目的在于「牢牢控制余银，用以支应他的举措，或流入内务府的藩库」。说白了，曹寅就是康熙的一个「钱袋子」，而这种活计，只有直属心腹奴才可以托付。

史景迁说，「这种制度的运作是得到皇上首肯的」。因此，无论是康熙还是之后的皇帝，「余银」制度始终存在着，目的就是在于为皇帝提供「私房钱」。

然而，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

1708年，曹寅迎来了巡盐御史的第三个任期，他开始发觉自己处境艰难。早在第二任期时，曹寅就与康熙讨论过两淮盐政，并提出改革建议。康熙皇帝漠视之。

直到1709年，曹寅上书，详述了当时的两淮盐政危机，并且断言「五年之久，商课难以转输，恐致商民困绌」。结果康熙皇帝依旧只回复他「知道了」。

后来，康熙终于批准盐商们可延期缴税，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曹寅迎来了他在两淮巡盐御史的最后一个任期。所幸，在这一任期中，曹寅找到了补救之道，弥补了部分盐税亏空。

史景迁说「康熙对待曹寅和李煦的标准比较宽松，只要他们可以阻止颓势，如期课征余银，他们大可以在两淮地区自行其是」。但是，曹寅在两淮盐政上的失误，为曹家埋下了祸根。

03.

「耳目」曹寅

除了做康熙帝的「钱袋子」，曹寅供职于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搜集舆情并上奏，以供皇帝在决策时参考。

在康熙朝，官员的行政奏本称为「本章」，通过通政司或内阁呈递。但是，皇上日理万机，很难逐字逐句阅读「本章」。因此，本章在进给皇上之前，其内容已经被摘简，格式也统一核验。这种转了几道手的奏折，根本毫无机密可言。为此，康熙皇帝想到一种「密折」制度。而最早参与到这种「密折」制度的，很有可能就是曹寅和李煦。

▲曹寅奏折（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纸本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史景迁评论道，「密折」使得康熙帝的「私人运作真正达到私人化的地步」。并且，这个制度后来偶尔也被运用到其他一些保密内容中。

据考证，曹寅参与到这项特殊的上奏任务，大概是1704年。康熙帝在他呈上来的谢恩折子中朱批：

「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史景迁认为，从这一刻开始，曹寅和康熙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先前的朱批大体上是和蔼的、不经心的，主要是与收成或地方琐事相关；如今，康熙开始视曹寅为心腹，以直白的用语和他议论起封疆大吏。」

曹寅这时已过天命之年，而他成为心腹的日子，也就是这短短的一年。在「密折」中，曹寅展现出了作为暗探的一面，史景迁称之为「尽责、精准、机灵体察隐而不显的要害」。

▲康熙45岁坐像，绘于1699年

曹寅的传信和奏折，填补了康熙统治中的一个切面，成为了他个人消息的特殊来源。这才是曹寅这个「奴才」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康熙利用曹寅的密奏来谨慎斟酌对事务的判断，同时，给予曹寅需要的帝宠和财富，以及时不时的关怀。也正是做「密探」的这短短几年，曹寅与康熙真正在私人关系层面建立了联系。

史景迁将康熙评为一个「睿智的统治者」，他直白地响应臣子的疑虑，化解了君臣之间的距离感。「这是一种政策，而不是手法」。

04.

曹寅其人

曹寅以包衣的身份在京城一住就是15年。在这段时间之中，曹寅一半为满人，一半为汉人。一方面，他接近当时中国王朝的权力核心；另一方面，他又广交清流文人。史景迁评论他「满汉之别并没有让曹寅进退失据，反而还能优游兼容」。

▲曹寅晚年所撰「楝亭诗抄」

透过曹寅广阔的社交圈，史景迁分析出了中国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他认为，中国是个阶级社会，但是缺乏阶层。他将当时的中国精英群体划分为四类：汉官精英、旗人精英、皇家精英、地方精英，并将统治集团界定为「由皇帝、汉官精英、旗人精英与皇家精英构成的群体」。

曹寅正属于其中的「皇家精英」，并且是一个「在常规官僚体系以外拥有官职的例子」。这使得曹寅在获得上流阶级「群体归属感」的同时，其实也被排斥在了主流上升通道之外。

再加上曹寅在做江宁织造期间，动用大笔盐税贴补织造署。康熙六次南巡，后四次全部由曹寅接待，让他再次向朝廷欠下巨债。可以说，康熙外放曹寅做事，为曹家累起了显赫的荣耀与财富，但在中心却填满着灾难的种子，并最终祸及曹家子孙。

曹寅虽为宠臣，但终归到底只是康熙玩转国家机器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