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空间:公众空间、私人空间、第三空间
翟 晶
霍米巴巴的基本论点,是反对以一种宏大叙事去对抗另一种宏大叙事,用民族主义去对抗殖民主义,这是和他反对整体论、二元论的理论立足点分不开的。对于被殖民者(/前被殖民者)应以何种方式来获取自己的权利的问题,霍米巴巴有着自己的见解,总体上来说,他是通过对三种生存空间的划分来突显出自己的观点的。
霍米巴巴认为,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可以大致上被划分为两个空间,是公众空间,二是私人空间。民族主义的抵抗是在公众空间的层面上进行的。所谓公众空间,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可见的公众领域,也包括媒体、文本、公共舆论等软性的公众领域。西方的民主是通过公众空间来实现的,殖民主义宣传也是在公众空间里进行的,而当新兴的民族国家奋起抵抗殖民压迫及其余绪时,它们首先也锁定了公众空间这个目标。民族解放运动、民族经济自主、对于民族传统的举扬、对于民族古老文本(历史、神话、诗歌、音乐、工艺、美术等)的收集、整理、宣传,都是在公众空间里进行的抵抗。
但是,正如在殖民者所设定的理论框架——整体论、二元论等——中所进行的反殖民斗争不可能是彻底的一样,按照殖民者的方式在殖民者所设定的空间里进行的反殖民活动也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所以霍米巴巴特别提出了“无家性”的概念,以说明反殖民活动的空间问题。
所谓“无家性”,并不是指人离开家园、失去家园的状态,而是指在殖民与后殖民关系中,被殖民者并不能够通过向“民族之过去”回溯来寻找到自己的文化方位,相反,他们应该把自己放在文化的交叉点上,在各种关系的碰撞、组合中捕捉到自己临时性的居所。①“无家性”是一种永恒的临时状态,人们所占据的位置,永远是过渡性的,他们的文化必须在当下呈现出来,而不可能拥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形态。这就意味着,新兴的民族国家并不能通过举扬“民族传统”的方式来达到反殖民的目的,不可能用一种宏大叙事来对抗另一种宏大叙事,相反,对于殖民主义及其余绪的抵抗,必须在每一个此刻、当下的关系组合中实现出来,必须贯彻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所以霍米巴巴认为,“无家性”就意味着众空间和私人空间不再有清晰的分野,因为反殖民化必须在两个空间中同时进行,它们彼此是交叉的。
比方说,独立运动期间,革命者的聚会往往是在私人的宅邸中悄悄举行的,厨房、地窖、妇女的闺房是常用的武库,私人空间转换为公众空间,成为革命的地点,这是一个最为明显的象征。进一步说,明枪相对的革命运动,不过是反殖民抵抗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抵抗活动,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体现出来的,比如说奴隶妇女杀死自己的孩子、雇农逃离土地、商人偷漏税、工人怠工、印度兵拒绝用牛油涂抹子弹、流动摊贩悄悄贩卖被禁止的迷信用具、有色人种小伙子勾引白人少女、土著夫妇按当地习俗装饰新房……这些都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着的、有时候是无意识的反殖民抵抗,而这些抵抗,都是在私人空间中进行的,是私人空间介入公众空间的典型例子。由于私人空间和公众空间交结在一起,私人空间也就拥有了另一种维度:它不再是完整的私人空间,而是“少于一个而又双重”的,它不再是一个稳固的处所——家——而是一座桥梁、一个过渡临时性的居所。
“无家性”还可以用来说明民族文化杂色交陈的状态并没有一种文化是纯粹的、不受污染的,它总是在差异中构成,“少于一个而又双重”。因此,民族文化并不能构成一个“家园”,让人们(尤其是取得独立后的前被殖民者)牢牢地占据一个位置,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立足在本民族的神话、历史、传奇中来对抗强势的西方现代文化,这种僵死的二元论只能将民族文化变成一个满身朽灰的怪物、一个现代文明之外的“奇观”。相反,人们必须在“无家性”中寻求自己的位置,在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错中捕捉自己的空间。从根本上说,以“民族”“国家”为基点的文化诉求,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依然是在公众空间里进行的两种宏大叙事之间的对抗,在这套逻辑中,弱势文化很难逃脱被观看、被点评的命运。文化领域内的抵抗,同样应该被转移到私人空间里去,个人性的体悟、认识应该成为文化的主导,以抵抗“文化普世性”的旧模式。
霍米巴巴认为,在移民、流亡者、跨国流动人员(如工人、商旅、艺术家)身上,这种类型的“无家性”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反映出了“奇特的社会和文化移置”。②由于其特殊的、离散的身份,他们的思维方式最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最具有世界性,“居间”于各种文化和身份归属。在他们身上,二元论的区分、整体性和纯粹性的诉求是不起作用的,他们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民族或者国家可以依赖,因而不得不体现出更大程度的宽容,更容易将“家园”这个私人空间和“世界”这个公众空间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人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导。
很显然,“无家性”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打破公众空间/私人空间之间的二元对立,使得反殖民抵抗在“居间”与“之外”的更广阔舞台上进行,这是与霍米巴巴反对二元论的基本理论立足点一脉相承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霍米巴巴还引入了“第三空间”的概念,以说明反殖民抵抗空间的特征。
霍米巴巴所谓的“第三空间”,是一种在文化之间的“间隙”中呈现出来的协商的空间。殖民的历史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被强化了,在这些交流中呈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要达到相互理解,不可能在某一种文化内部来进行,而必须通过翻译、协商的方式来达到临时的理解和共识。文化在其中进行“协商”这片空间,被称之为“第三空间”,它并非实体的存在,乃是一个交流的场所,居间”于各种文化。所以霍米巴巴说:“正是这个第三空间,尽管其自身是不可再现的,却构成了表达的话语条件,这种表达保证了文化的意义和象征没有任何原初整体性或固定性,保证了甚至相同的符号也可以被挪用、翻译、再历史化、重新解读。”③第三空间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是确定的,所存在的只有各种可供排列、组合、变形的符号,在不同的情境下,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很显然,第三空间的特征,就是消除了一切文化或其表达的纯粹性和原初性,使得任何意义都必须通过翻译、协商的过程来获得临时的合法性,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任何文化或价值作为主导价值而在当代世界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可能性。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而非立足于“民族主义诉求”的宏大叙事,才能够从根本上消解殖民主义借以立足的整体论、二元论逻辑。因此,第三空间是最有效、最彻底地抵抗殖民主义的空间。
第三空间和公众空间、私人空间不同,它不能作为某种可见的实体而被认知。比方说,公众空间可以呈现为独立运动的宣传媒介、私人空间可以呈现为有色人种小伙子勾引白人少女的小石屋,但第三空间却没有此类确定的形式,而只是意义交流、碰撞、扭曲、成形的一个“间隙”,它永远都不可能具有连续性或者整体面目。如果说第三空间也有其呈现方式的话,那么,它就最清晰地呈现在那些在国际流动中失去了确定身份的人身上。由于常常辗转于不同的文化之间,他们最不可能拥有文化上的纯粹性与确定性,对于他们来说,同一个词必须在不同的情境下被分裂为不同的意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适应不同的环境而生存下去,因此,他们的主体性总是破碎的、去中心的,由于总是生活在文化的“间隙”处,翻译和协商对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
霍米巴巴总结说:“第三空间是表达文化差异的先决条件……正是那个‘国际’——翻译与协商的前沿,居间的空间——负担着文化的意义。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开始正视‘人民’的民族主义、反民族主义的历史。通过探索这片第三空间,我们可以躲开极性政治,作为我们自己的他者而出现。”④
编者注:本文选自翟晶《边缘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出版
注释:
①Homi K Bhabha,‘Introduction', in The Location of Cultrure Routledge(London/New York), 1994.P9
② Homi K Bhabha,‘Intnoduction', in The Location of Cultrure Routed
London/New York), 1994.P.12.
② Homi K Bhabha,‘The Commitment of Theory’, in The Location of CultrureRoutledge( London/NewYork),1994.P.37
④ Homi K Bhabha,‘The comitment of Theory', in The Location of Cultrure Routledge( London/ New York)1994 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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