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辞看疫情期间的话语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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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行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哲学、神学和修辞学，在人类历史上这三门人文科学一直紧密相连。

　　我研究的专业，英文名称为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Rhetoric中文翻译成修辞，中文概念里“修辞学”主要是讲语言的艺术手法和运用技巧，而在西方的人文传统里Rhetoric从古希腊时期起就是说辩和说服的意思。

　　Rhetoric简单定义为怎样使用语言和其他象征符号说服和影响他人的认知、思维、态度和行为。Rhetoric也常和话语、演讲、词语交叉使用。

　　在中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七国争雄时期，存在许多士大夫游说君王的活动。包括孔子、孟子、韩非子各自所代表的儒家、道家和法家。他们是哲学家，也都是说辩实践家。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与古希腊主要学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中西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这次控制新冠病毒期间中美的话语和修辞的区别，然后再分析一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倾向在两国控制疫情的作用。

　　我用的话语例子来自中美两国的主流媒体。

　　一般来说，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偏向于颂扬和赞美。这可以追溯到《诗经》里的修辞特点。

　　《诗经》产生于公元前12世纪，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风”“雅”“颂”。

　　“风”指国风，“雅”包括大雅、小雅。“颂”主要指周颂，也有少部分是鲁颂和商颂。《诗经》里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劳动、爱情、战争、祭祖和礼乐。诗文里的主要修辞特点是“美”“刺”“谏”，也就是颂扬，讽刺，劝谏。这三个修辞特点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在这场疫情中，颂扬和赞美的修辞特点也比较凸显。比如主流媒体常见的标题是：“国家有力量，战‘疫’有底气。”“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疫’。”“中国速度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再次惊艳世界。”钟南山被称为“民族的脊梁”，医护人员们被赞美为“真正的英雄”和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

　　美国的主流媒体对总统、政府机构的批评指责较多，对负面情绪的报道较多。比如电视及报纸批评总统和白宫对疫情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早做好应对准备，从而导致测试剂准备不足，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配备不够。电视及报刊批评总统不兑现诺言或者讲话没有事实根据，推荐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没有科学根据。

　　对福奇医生（Dr. Fauci）即“美国的钟南山”，虽然很尊重和信任，但也没有什么赞美之词，有些要求复工的抗议者还喊出把他从白宫的新冠病毒工作组开除出去的口号。

　　美国媒体除了报道医护人员的辛苦，称赞他们是英雄以外，更多报道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被媒体采访的很多医护人员表示他们很恐惧、焦虑、悲伤，也很有压力。他们愧疚不能把所有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他们的面部表情也显得很劳累、忧郁，甚至无助。有一位急诊医生还因此而自杀。

　　PBS（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4月24日采访了一个在纽约一所医院ICU工作的男护士。他对记者说，“别叫我英雄。我不是英雄。我才24岁。我怕死。我还想结婚生子，活到老。我看到太多的死人。我们的防护服就是一层薄薄的塑料布。我每天都有被感染的危险。他们说我勇敢，其实我很软弱，我无法挽回生命。我很惭愧。这是为什么我不是英雄。我想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经历了挫败感，美国的医疗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在4月12日的一次CBS 60分钟节目的采访中，一位护士对防护服的短缺表示焦虑。她带头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另一位ICU的医生用“It’s a hell” （人间炼狱）来描述急诊室里的场面。

　　当一个被采访的护士问到人们叫你“超级英雄”时你是怎么想的，她回答说， “我很骄傲，但这种标签把护士的标准抬高了，我做不到。我只是做我的本分工作而已。”

　　中国的话语突出政府领导有方，体制优越，传播正能量，从而使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团结一致。这种修辞特点鼓励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促进民族主义情绪。但有些报道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全面，降低了可信度。

　　美国主流的叙事手法聚焦疫情如何发生，政府有哪些失误，以及对医护人员恐惧心理的描述，但太多负面报道也确实会让人感到沮丧。这两种话语修辞方式的截然不同，除了体制因素外，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传统。

　　中国和美国在疫情期间话语使用上和说服力方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区别。

　　比如美国的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更加接近。不管是疾控中心主任、防疫科学家、卫生局局长、 州长、市长，在公共话语中除了汇报疫情的发展和预测外，比较简单直接，不断重复地告诉美国人，“stay at home, wash your hands , cover your mouth when coughing or sneezing, social distancing.”（呆在家里，勤洗手，咳嗽和打喷嚏时用手肘护住嘴鼻附近，保持社交距离。）

　　美国的私人话语也基本是用这些简单、直接的语言提醒自己，嘱咐家人和朋友。

　　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比较正式。比如，“众志成城，中国必胜！”“中国人民有足够的底气战胜任何困难和挑战！”“守护神圣国土，建设幸福家园”。

　　而民间的私人话语则直白和口语化。如“非常时期，多多保重”，“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在农村有些私人话语或口头禅还用来做街头村头的标语，比如“今天到处乱跑，明天坟上长草”，“带病回村，不孝子孙”，“带口罩还是上呼吸机，二者你选一”，“出来聚会的都是无耻之辈，出来打麻将的都是亡命之徒”，等等。

　　第二个区别是高语境（high-context）和低语境（low-context）的区别。高语境是指在语言使用时确认或猜测与对方有共享的认同、知识、经历和背景。与其相反，低语境则确认或假设与对方有很少或没有共享的背景。

　　因为共享相同的背景，高语境情景时话语会相对抽象和模糊。高语境话语有时会使用比较隐晦的说法，甚至使用比喻，同时期待对方能够理解和认同。低语境情景时受众对说话的人没有这个期待。因为怕说得不够全面，不够清楚，话语使用就会更具体和直接。

　　中国人的沟通方式比较高语境。能猜出说话人的意图是一种沟通能力。美国人的沟通相对是低语境。说话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把话说得清楚和具体。在疫情中，美国主流媒体中常用的低语境例子有：“flatten the curve”（压平曲线）， “social distancing”（保持社交距离）， “hunker down”（宅在家，少出门）， “stay at home, save lives.”（呆在家，拯救生命）

　　有一张照片中，美国医护人员举的标语是“We stay here for you. You stay home for us.” （我们在这里为你守着，你们为我们在家呆着。）

　　相比之下，中国医护人员在照片上举的标语是“众志成城，我们必胜”，中国媒体和民众用的最多的口号是“武汉加油”和“中国加油”。

　　第三个区别是两国主流媒体的说服手段。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论述了使用语言说服受众的三要素：伦理诉求、情感诉求、逻辑诉求。

　　伦理诉求是指演说者用道德观念和人格魅力打动听众。

　　情感诉求是指演说者使用情感化的语言（如：怜悯，忧愁，悲伤或仇恨）来激发受众的心理反应以达到说服的目的。

　　逻辑诉求主要是使用演绎逻辑或归纳逻辑来说服对方。

　　亚里斯多德认为这三种诉求的完美结合才能达到最佳说服效果。

　　根据我观察的例子，中国在疫情当中的语言偏向高度道德化和情感化。比如，“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中国的行动让世界更安全”等话语是比较典型的道德伦理诉求。

　　情感诉求的例子是央视的一个题为“勇敢的你”的节目。节目里讲述火神山医院的护士们怎样抢救和安慰病人，并描述他们只为病人着想，不去想会不会被传染。她们4个小时一换班。但很多护士干完一个班后要求再加班1-2个小时。镜头里护士们乐观、微笑、跳舞，互相鼓励。这个节目会使无数人感动落泪。中国成语里的“动之以情，晓之有理”就是讲以感情打动，用道理说明。

　　美国的主流话语在疫情期间更多使用归纳逻辑推理。归纳逻辑是指推理和结论要以数据和实例为依据。福奇医生的一句“Let the virus determine the timeline”，表示美国什么时候复工要让感染和死亡数据来决定。

　　对死亡人数的预计和复工的三个阶段都是根据数据和模型的分析总结出来的。当有些政客被问到他们会怎样处理疫情时，他们会说“Follow the science, listen to the experts.”（尊重科学，听专家的。）

　　一个辉瑞公司做的广告上，科学家们举的牌子上面写着“Science Will Win.”（科学会胜利。）但是在美国众多的州实行“宅家令”以后，很多人面临失业和基本生活问题。有些人游行抗议lockdown（封城），要求复工，到今天为止，有47个州已经开始复工或部分复工。

　　因为疫情并没有完全控制下去，有些州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仍然在上升。过早复工会导致更多人感染上病毒，造成不得不再次宅家的可能性。平衡生命还是生存（life or livelihood）这两种需要，找出“适中”的解决方案，对领导者和民众都是一道严峻的考题。

　　下一个要对比的方面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中美两国控制疫情中的影响。

　　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家为中心的的小集体，并不是以国家为主导的集体主义。但是儒家要求君子要有治国和平天下的胸怀。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如林语堂、陈独秀、傅斯年和梁启超都论述过普通中国人只顾自己的家庭和族群，他们没有公民和博爱意识。孙中山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直到梁启超从日本把“民族”这个词介绍给中国，“新民”和“公德”这样的词汇才开始在中国使用，人们才逐渐有了公民的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在清朝灭亡，建立共和后逐步形成的。而集体主义观念是1949年后公有制经济确立后才进一步加强的。民族主义观念又推动了集体主义意识。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先有国才有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在抗疫情期间，中国人民尤其是医护人员、志愿者都表现了极大的为国牺牲精神。国家从全国各地选派了4.2万名医疗人员支援湖北。在各种媒体里常常听到或看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抛小家为大家”和“在家隔离也是为国家做贡献”这样的话语。

　　西方的个人主义形成有很长的发展阶段。主要形成时间是从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开始的。活字印刷的发明使无数个人用自己的理解诠释《圣经》。中世纪黑暗时代过后的文艺复兴又激励了个人在艺术上的创作和表达。

　　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表现为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接下来的启蒙运动鼓励理性，崇尚科学，承认个人经验。17世纪自由主义的兴起更加鼓励对个人意志的尊重（free will）。

　　对美国个人主义的主要影响人物有洛克。他的著名理论是人生下来时是一块白板（Men are born with the blank slate），没有先知先觉，没有记忆和意识。人的认知是从自身的体验里得来的。人生来是平等的。人生来就有自由的权力。

　　洛克的思想激励和影响了富兰克林以及杰弗逊，两人都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也都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独立宣言》首次提出“人皆生而平等”。（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明显地鼓励个人意志和个人能力。同时，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人在消费上被个人利益所驱使，市场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种关系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所以美国个人主义的特点是独立、自立、自我实现，尊重个人选择、个人隐私、个人观点、个人创造力和自主权，等等。

　　对有些美国人来说，隔离、戴口罩都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所以宅家令并不能被彻底执行，因为自由对他们更重要。通过手机软件追踪新冠感染者接触的人也被认为是侵犯隐私。

　　另外，个人主义还表现在新闻报道的个性化。美国主流电视经常报道普通人的死亡，他们的生平，以及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痛苦。

　　《纽约时报》5月4日的一篇文章里登载了137个医护人员的照片。点开每个照片都是这个人的故事和在这次他/她在疫情中的经历和感受。我的一位朋友洪朝辉教授的女儿Nicole Hong是《纽约时报》的记者，2019年荣获普利策奖。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报道在医院里工作的后勤人员的状况。这些后勤人员大多是黑人，低收入，没有防护服。他们中有9人死亡。报道登出了每个人的照片和他们的故事，为弱者发声，给逝者尊严。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是两个极端。两种文化倾向是交融互补，交叉且不断变化的。美国很多方面也表现出集体主义的特点。比如Food Bank，Soup Kitchen在疫情中免费为穷人提供食品。很多人把政府发给的救济金直接给了生活上更需要的人。

　　中国由国家从全国调配4万多医护人员支援湖北，而纽约州长振臂一呼，大约9万多医护人员陆续从各州自愿去纽约帮助排忧解难，许多已经退休的医护人员也重返工作岗位。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总体上是集体主义社会，但是自改革开放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文化取向逐渐向个人主义发展。

　　在疫情中也出现一些个人主义的现象。极端的集体主义会激起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极端个人主义会导致不相信政府和抵抗权威，在大灾面前不能步调一致。成熟的社会不走极端，并根据社会需要和情景不断调整对应政策。

　　总之，语言和修辞（rhetoric）对思维和行为有很大影响。历史上希特勒的语言是语言暴力导致行为暴力的典型例子。在疫情中特朗普总统几次使用“中国病毒”，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言行。我们应该多体现人文关怀，同情和善待他人。

　　马克吐温曾说过“The best way to cheer yourself up is to try to cheer somebody else up.”（让自己高兴起来的最好办法就是设法让别人高兴起来。）

　　我有一个名叫Sandy的美国朋友每天给我寄一些心灵鸡汤安慰我。我也以德报德，把一些温馨小视频或者图片发给她和其他朋友。这样的交流非常暖心。人类是互相依靠和联结的。鲁迅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日本援助中国的医用箱上写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感动了许多中国人。话语和修辞中包含的善意能让危机中的世界多一分平静和温暖。

　　相信这次疫情后，世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定会产生一批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画家和各类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我女儿的工作是文学代理（literary agent）。她已经收到了一些写这次疫情的稿件。我认为社会要推动人文科学的研究，作为个人记录下你所听到看到和经历的。

　　我们需要坚守良知和常识，敢于对不公平发声，同情支持和帮助遭遇不幸的人和弱势群体。大家都跨越自己的区域认同界限，审视自己的偏见，警惕别人的偏见和极端语言。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有时是政治斗争，但更多情况下是我们不理解对方的沟通形式和修辞手法所造成的误会、矛盾和偏见。每个人都应该学点哲学、历史、文学、修辞、宗教，丰富精神世界，扩大看问题的视野。

　　作者吕行，美国迪堡大学DePaul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修辞学、比较修辞学、跨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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