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or天才：王安石之子王雱

王安石之子王雱，在历史上多以“精神病人”或“性险恶”的卑劣小人的形象出镜。而纵观他短暂的一生，我们又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的天才。那么，“疯子”还是“天才”，哪个才是真实的王雱？

宋人笔记中有一则“王太祝生前嫁妇”之事，流传颇广，这个王太祝指的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据说他患有“心疾”，也就是精神失常，搞得家庭不睦，不仅怀疑妻子庞氏不忠，还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疑神疑鬼，“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结果弄得儿子被活活吓死。庞氏只能一个人躲在小楼里，终日以泪洗面。

王安石知道儿子“心疾”难治，便做主让他们办理离婚手续，因为庞氏无辜可怜，王安石怕她背负被休的坏名声，还亲自挑选了一户好人家，以嫁女的礼节隆重的将她嫁出去。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宋王荆公之次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此事还见诸于《东轩笔录》、《墨客挥犀》、《孔平仲谈苑》、《事实类苑》等宋人笔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王雱。

“王太祝生前嫁妇”之事正史未见记载，故真伪难辨。有人因此称赞王安石的美德，也有人对此抱怀疑态度。比如《东皋杂钞》就说：“人即失心，亦无遽嫁其妇之理，荆公虽执拗，当不至是。”

关于王雱，历史上的评价较低，北宋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说：“雱字元泽，性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旁所教。”《宋史》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

《邵氏闻见录》曾载王雱一事，后被《宋史》所录：据说有次王安石和程颢在家商讨新法，王雱赤着脚，披头散发，手里拿着个妇人的冠帽走出来，矢口妄谈，留下“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的骇人之语。

雱者字元泽，性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吕惠卿辈奴事之。荆公置条例司，初用程伯淳（程颢，世称明道先生）为属。泊淳贤士，一日盛夏，荆公与泊淳对语，雱者囚手跣足，手携夫人冠以出，问荆公日：“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数为人阻，与程君议。”雱萁踞以坐，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儿误矣。”伯淳正色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 雱不乐去。伯淳自此与荆公不合。雱死，公罢相，尝坐钟山，恍憾见雱荷枷钮如重囚者，公遂施所居牛山园宅为寺以荐其福。后公病疮，良苦，尝语其侄日:“亟焚吾所谓《日录》者。”侄给公焚他书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见也。"（出自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如果从以上的资料来看，王雱无疑是一个“精神失常”而且“性险恶”蛮横无理、品德卑劣的人。但据其他史料记载，王雱从小聪慧过人，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

《梦溪笔谈》曾记载了一件小故事：王雱年幼时，有客人送了一个笼子，里面装着一只鹿和一只獐，问他: “何者是獐？何者为鹿？”小王雱其实不知道，想了想说: “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这个回答看似简单，但对于一个几岁的小孩子来说，可不容易，所以“客大奇之”。

另据《晁氏客语》记载：一次，王安石托人卖黄金，按“铢”零卖的黄金必定会少于原来的“两”数。卖出的黄金钱数交到王安石手上时，王安石觉得黄金的两数少了，于是起了疑心，非常的恼怒。这时，一旁的小王雱劝道:“锱铢而较之，至两必差！父亲，您这又何必！”王安石听了王雱的话，顿觉心中宽慰，不再生气了。

《宋史》说王雱“性敏甚，未冠，己著书数万言”。据说他十三岁时，闻说西夏之事，曾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后来王安石支持王韶在熙河开边，就是听说了王雱的建议，可见王雱论事颇有见识。

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安石力主其议，盖兆于此。

王雱虽然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三十三岁，但一生所作颇丰。著有《老子训传》、《南华真经新传》20卷、《论语解》10卷、《孟子注》14卷，注过老子的《道德经》、《南华真经逍遥内篇注》、《南华真经杂说》、《南华真经拾遗》多已亡佚。《全宋文》卷2269收其文12篇。《全宋词》、《江西诗征》及《宋诗纪事》存词2首、诗5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六于《南华真经新传二十卷》叙录王雱此书甚详，称其“往往能得微旨”。

王雱还工于诗词。他的诗词写得清新自然，颇有父风，《全宋词》、《江西诗征》及《宋诗纪事》存词2首、诗5首。刘克庄谓其诗不满百，像“开遍杏花人不到，满庭春雨绿如烟”(《绝句》)，殊有“乃翁思致”(《后村诗话》续集卷四)。

王雱的词作不多，但也有“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眼儿媚》）、“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 （《倦寻芳》）之句，清新婉倩，人所不能及(《词苑萃编》卷四引《古今词话》)。他还致力于道佛两家思想的探索，并有不少新的创见。薛砺若《宋词通论》："王雱词虽不多见，然较介甫蕴藉婉媚多矣。足见当年临川王氏家学一斑。"(引自惠淇源《婉约词》)。

从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的天才，一位著述颇丰，思想、学术成就较高的、早熟的哲学家兼学者。他的学术广泛涉及儒释道三家，诚为荆公“新学”之重要辅翼，新学的重要理论工具《三经新义》就是王雱主持编写的。

他的思想理论不仅在王安石新学一派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北宋学术思想的发展中也是重要的一环。时人称作“小圣人”，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于这个聪慧过人的儿子，王安石也是寄予厚望，所以王雱死后，王安石悲痛不已，作了《题雱祠堂》祭奠：“斯文实有寄，天岂偶生才？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烟留衰草恨，风造暮林哀。岂谓登临处，飘然独往来？”

“凤鸟”本是世人对孔子的尊称，“千年梁木”则是孔子的自谓之词，可见王安石对王雱的所视甚高。王雱从小崇拜王安石，曾称赞王安石“光于仲尼”，王安石这里把王雱也比作“孔子”，曾引起非议，《邵氏闻见录》曾讥讽说：“父子相圣，可谓无忌惮者矣！”

而且，历史上王雱也并非死于“心疾”，而是 “先病疡，后病疽，不治而死。”据《宋史》载，熙宁九年，王雱曾指使人告发吕惠卿，结果落了把柄，最终“雱愤恚，疽发背死。”另据《宋会要辑稿》等史料载，王雱育有一儿一女，其妻在政和初卒于夫家，可见王雱生前家庭生活正常，应该不存在生前嫁妇的怪事。

其实，王雱历史上的形象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差，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一切皆因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本来就遭到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宋神宗死后，新法被悉数废除。宋徽宗时，蔡京假借新法之名祸国殃民，无所不为，致使新旧两派势成水火。后来，北宋为女真所灭，一些大臣把账算到了王安石头上，如杨时就说：“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王安石在生前和身后就横遭非议，而作为新法的重要参与者和构建新学的中坚人物，且又是王安石儿子的王雱，被攻击、诋毁、诬蔑也就再所难免了。反对新法的人诬蔑王雱的个人品德，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主要还是为了诋毁王安石，攻击熙宁新法。

《邵氏闻见录》的作者邵伯温是司马光的死党，所以他在此书中捕风捉影地记述一些有关王雱的不实之语也就不足为奇了。清人李绂（fú）称“邵氏所录最骇人听睹者，莫甚于记王元泽论新政一事。”其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后世读之者，恶元泽因并恶荆公。”

李绂在《穆堂初稿》中曾对此事进行揭伪考证，其中最有力的一条是程颢任职条例司的时间不在盛夏季节，而且当时王雱在江南任职，并不在京城，王雱回京之后，程颢已经离职外任一年多了，所以两人根本不可能照面。

众所周知，宋代以文臣治天下，对士大夫特别优容。宋太祖在立国之初，就曾立下誓约，戒子孙不得杀大臣及言事者。哲宗有“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之语。程颢也说宋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连皇帝都不曾做的事，作为臣子的王雱又有何胆量敢在外人面前说“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狂言。而且韩、富当时德望正隆，年辈又在王安石之上，如果王雱当真狂到这种地步，就不至于被程颢“一言斥去”。

本来《邵氏闻见录》对王雱的攻击和诬蔑之辞，原本不会对后世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因为此事涉及程颢，朱熹在编辑《二程外事》时也把它辑录与内，后来《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记载王雱行事，同样也征采其说。所谓的王雱卑劣品德的记载因此被定格放大，扩散于后世。如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所说：“于是作史者既以程朱大贤可信，遂使元泽千载奇冤，不可复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