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2020年了，为什么还有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

作者 | 叶克飞

三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式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册中去除，认为同性性倾向是人类性倾向的一种正常类别，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也没有不正常，无需接受任何形式的治疗。

其实早在1973年，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精神医学会就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去除。此后，陆续有国家实现了这一操作。1979年，瑞典人用极其幽默的方式推动了同性恋的非病化，他们纷纷旷工，在家里打电话给老板，说“我要请病假，因为我感觉自己今天有点gay”。这个集体行为艺术，让瑞典在那年10月底成为欧洲第一个将同性恋移出疾病范畴的国家。

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推出的第三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3）中，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这意味着中华医学会不再将同性恋看作疾病，同性恋在中国大陆实现“非病化”，与国际标准接轨。

但直至今日，肉眼可见的舆论生态中，仍有一些中国人将同性恋视为病态。

修改教科书的路很漫长

2014年，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联合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彩虹小组发布《中国高校教科书中同性恋错误和污名内容调查报告》。这个国内首份相关报告指出：中国大陆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类教科书中，近六成压根不含有同性恋内容，在含有同性恋内容的教科书中，又有四成以上的2001年后编著教材仍称同性恋是一种病态，将之放在“性心理障碍”、“性行为变态”或“大学生常见心理障碍”等章节中呈现。

这些教科书甚至还提到了“同性恋治疗”，其中50%将“建立异性性关系”或“建立异性家庭关系”作为治疗目的，并视为同性恋变“正常”的衡量指标。这些观点其实是沿袭了西方社会上世纪50年代的观点。

即使在2001年后出版的教科书中，也只有两成明确作出了同性恋非病化的判定，但依然没有同性恋如何被接纳接纳，如何反对针对同性恋的歧视和污名等关怀内容。

该报告发布至今已有近六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高校教科书的情况可有改观？答案是有，但是远远还不够。

庆幸的是，这个社会总有一些勇敢的先行者，尽管他们难免命运坎坷。

2015年，中山大学一位名叫秋白的女生，在自己的大学生健康教材中见到了关于同性恋的污名化表述，于是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未得到回应。于是她联系律师，将相关机构告上法庭。

但她的起诉不但失败，而且学校辅导员并未保护其隐私和个人权益，反而泄露了其资料。身在农村的父母家人对她施加了极大压力，要求她认识自身错误，好好读书。同时还认为她“有病”，要求她去医院治病。

秋白并非唯一。去年，一位名叫西西的普通大学生再次向江苏宿迁法院起诉大学教材，这也是这位大学生连续第四年做同样一件事。

2016年，西西发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科书中将同性恋列为“心理障碍”，与窥阴癖等并列，还有污名化的病态定义表述，认为“与人类绝大多数性爱方式相比，可以认为同性恋是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对象的倒错。”

在西西看来，这个“和人类绝大多数性爱方式相比”就是不折不扣的歧视，将所谓“大多数”作为衡量是否病态的标准。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持这种逻辑的人，只要你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甚至仅仅是与持这种逻辑的人不一样，就会被这些人视为“有病”。比如你不喜欢吃某样东西，他们说你有病，你不喜欢某个艺人，他们说你有病，你想晚点结婚或者不结婚，他们说你有病，你想晚点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他们还是说你有病。在他们眼里，只有整齐划一才是正确的。

作为大学教材，这种表述没有科学的严谨性，没有人文关怀，反而还充满了浓浓的歧视。西西立刻给出版社写信，指出课本的问题。但出版社认为表述无误，当地新闻出版总局也认为没什么错。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是2016年，而出版社所在地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观念最开放的地区。当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呢？

于是，西西将出版社告上法庭，还捎上了销售该书的京东平台。因为出版社所在的广东法院不接受审理，于是西西只能去京东平台所在的宿迁，以“产品质量纠纷案”立案。

但此后四年间，宿迁法院一再延期开庭。而在此期间，出版社在再版教材中修改了关于同性恋病态的部分表述。但这显然不是胜利，也不能让西西满意。

之所以要死磕教科书，是因为相比一般的言论，教科书有着更具针对性和公信力的知识阐释作用，错误的观点会影响更多人，也会让被歧视者蒙受巨大压力。

去年，北师大出版集团的一本性教育教材引发热议。这本名为《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的教材，主要针对青少年。教材展示了爱情关系的多样性，包括异性恋、同性恋和丁克家庭等。观点虽然只是常识描述，但对于许多人来说显得太过“前卫”。

前卫到了什么程度？许多学校甚至退掉了这个教材。

其实，这套教材是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编写而成，如果你觉得它“尺度大”，对它有偏见，只能说明你离文明社会太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舆论生态的改变看到这几年的进步，因为虽然有不少人抗拒这本教材，但仍有许多人点赞，认为这本教材“三观正”。

这样的教材能够出现，其实算不上水到渠成，而是破除了重重阻力。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更强调统一化的认知，很少去理解差异化的存在。一般的事情尚且如此，遑论一向遮遮掩掩的性教育？

理解差异，是一种文明标准

对同性恋的理解，可算是现代文明的一条标准。说起这一点，总有人会拿中国古代说事儿，认为古代中国对同性恋非常宽容。但实际上，压根不是这么回事。

在西方历史上，同性恋的遭遇非常悲惨，而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大量同性恋例子被记载于史。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杂说称娈童始黄帝，殆出依托”，就把这事儿上溯到了黄帝时期。

春秋时期的同性恋例子极多，也因此诞生了众多典故，比如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分桃”，还有“龙阳”一词。

西汉皇帝似乎有同性恋遗传基因，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几乎每任皇帝都有男伴，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和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弘慕，成帝的张放……更著名的则是文帝的邓通，宠爱到把铸币权都给了他，让他成为最有钱的人。当然，最著名的是哀帝的董贤，也因此催生了与“分桃”并称的“断袖”一词。

但要说古代中国对同性恋很宽容，那就是睁眼说瞎话。一来古代光明正大的同性恋总是发生在上层社会，依托于权力。二来许多所谓的同性恋故事根本不是真正的同性恋，而是掌握权力者的蓄奴和娈童行为，无论帝王还是官员，抑或是富豪，他们的所谓同性恋行为，仅仅是猥亵自己的宠物，压根谈不上什么两情相悦，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变态行为。其实，在古代中国性别歧视与权力至上的大环境下，对同性恋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尊重与理解。

西方社会因为宗教因素，对同性恋的打压更为残酷，动辄处以死刑。二战期间的德国更是如此，将同性恋与犹太人一道送进毒气室。

中国近现代进程中也经历了对同性恋群体的摧残，比如文革时期就非常严苛，批斗都是轻的，殴打致死并不鲜见。

直到近四十年来，同性平权运动在全世界都得到突破。同性恋合法化与非病化，乃至同性婚姻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实现，都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在医学领域，同性恋并不是第一个去病化案例，更不是唯一一个。早在18世纪，欧洲医学界曾有一个女性歇斯底里症的论断，众多女性被定义为患者，但这个病症早已不再是科学论断。当时，医生面对女性的胸闷气短、烦躁、性欲旺盛、晕厥、下腹坠胀、没有性欲和食欲等常见问题，常常会以女性歇斯底里症作为论断。

最可怕的是，配合论断的还有治疗手段，包括电击甚至子宫切除，还会将“患者”送进精神病院。许多无辜女性（也许只是经期反应）被这样摧残，遭受一生痛苦。

这种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在当时就被女权主义者抨击，终于在多年后实现了非病化。

同性恋的情况很类似，人类总有认知局限，也会在认知局限中前行与纠偏。合法化与非病化，都经历了漫长的抗争。如今这个群体所要面对的，是社会仍然存在的不宽容与歧视。

近年来，教育系统内（尤其是基础教育）对于性倾向的歧视，早已被国际社会所重视。联合国也提出应消除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歧视和欺凌。死磕教科书，看起来是无力的抗争，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在“不好好学习，多管闲事”，但却是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努力。

毕竟，我们都应该让孩子知道：对不同性倾向，乃至对个体差异的尊重与保护，是文明程度的体现。它不仅仅关乎个人权利，也关乎你在这个社会上的安全程度——即使你是所谓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