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连续3天关注山东这家老字号，这家老字号的创始人原来懂“孙子兵法”

在历史宏大的叙事中，总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1949年10月1日，都知道，是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但如果问这面五星红旗是谁提供的布料，恐怕就知者甚少了。

从5月12日开始，纪录片《瑞出东方》在央视财经频道连续三天播出，介绍了从山东章丘走出的中华老字号瑞蚨祥的故事。《瑞出东方》纪录片，就从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说起，这面五星红旗的布料是瑞蚨祥提供的。

这一珍贵的历史细节背后，是瑞蚨祥作为一个民族工商企业在鸦片战争后克服内外忧患在夹缝中做大做强的艰辛历程，彰显着我国民族企业不屈的奋斗精神，对今天参与全球竞争的我国企业来讲，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历史悠久、名扬海内外的瑞蚨祥，发源于山东济南章丘。瑞蚨祥在民族危亡、外国侵略势力与资本入侵之下，不但没有被挤垮，反而用自己的经营之道抵受住了种种冲击，由农而商，后迅速崛起于京、津、沪、江、浙、鄂等各地，开创连锁经营模式之先河，实行股权激励、两权分离，创新股份制经营体制，成为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独特的经济文化现象。

瑞蚨祥的成功，离不开孟洛川。

孟洛川（1851—1939.9.7），孟子第六十九代孙，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旧军人，著名商人，祖辈为地主兼商人，是庆祥、瑞蚨祥掌门人。

孟洛川作为商界成功典范，在长达60年掌管瑞蚨祥大权的时间里，创造了具有东方智慧的管理文化，他的商界致胜宝典十二字箴言“道与术、取与予、常与变、方与圆、利与害、生与死”，至今被今天的经营者奉为圭臬。

谈起孟洛川，人们常常冠之以“一代儒商”。的确，孟洛川的经营之道中，含有丰富的儒家思想。在《瑞出东方》纪录片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立平教授就说：瑞蚨祥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谭烈风说：瑞蚨祥是“人心齐，泰山移”，那泰山来自山东。

瑞蚨祥的管理文化有浓烈的山东儒家文化印记，吸取了儒家文化的精华。

笔者观察，瑞蚨祥的儒家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管理上讲仁义，讲礼仪，讲规矩，讲秩序。瑞蚨祥对店员“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倡“自尊、自励”，树文明店风。纪录片中，瑞蚨祥北京店铺的老员工回忆，店里规定员工不能打架，如果两个员工打架，一块辞退。

瑞蚨祥内部秩序井然。孟洛川在同经理掌柜闲谈时，常告诫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真正把顾客当财神来看待，用生、食、为、用作为治店宗旨。

二是讲诚信，不欺客。待顾客“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秉“先义后利”、“利缘义取，财自道生”之经营理念。

瑞蚨祥这些管理理念，作为山东人都听着耳熟，会想到孟子的“舍生取义”、孔子的“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言必信，行必果”等语言。特别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直接和孔子 反对假货的“器不雕伪”主张完全一致。

但将孟洛川的经营管理之道，仅仅归结到儒家思想，又是偏颇的，不完整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立平教授说：孟洛川虽然颇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又是很灵活的。

如果说儒家思想让瑞蚨祥有规矩有秩序，那么，这“灵活的一面”，显然又是孟洛川在波云诡谲的商场中赢得胜机的关键。

那孟洛川“灵活的一面”来自哪里呢？作为商业奇才，孟洛川不能不说有些天赋。孟洛川的商业才能从小就显露出来，他小时候性格顽皮，不喜读书，常以数砖计瓦为游戏。18岁那年，孟洛川就开始掌管家业。

但孟洛川在将自己的商业智慧理论化后，我们就能看到他的“灵活的一面”还是有思想来源的。

笔者观察发现，如果将孙子兵法思想和孟洛川的经营管理思想相比较，就会发现，孟洛川很多的经营管理思想其实源自《孙子兵法》。

孟洛川十二字箴言中前两个字“道与术”，是十二字中最重要的，“道与术”是对《孙子兵法》的整体概括。《孙子兵法》前三篇讲的是“道””，“道”要正，“道”要仁；《孙子兵法》后十篇讲的是“术”,“术”要奇。

孟洛川操“顺时应变，正合奇胜”的商贾谋略，是孙子兵法的一条重要军事原则。孙子在《孙子兵法·兵势篇》中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孟洛川十二字箴言中的“常与变”，源自《孙子兵法·虚实篇》：“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句话历来被称为灵活指挥战争的名言。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商机蕴含于事物的变化之中，由常而变，是一柄双刃剑，即可变而为利，亦可变而为弊。

孟洛川十二字箴言中的“方与圆”，和《孙子兵法·军争篇》的道理相同。方与圆，曲直之道即方圆之道，外圆内方，这是经商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为人应该内心方正，处世应该手段圆融。《孙子兵法·军争篇》：“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孟洛川十二字箴言中的“利与害”，源于《孙子兵法·九变篇》：“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孟洛川十二字箴言中的孟洛川十二字箴言中的“生与死”，语出《孙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

除了《孙子兵法》，孟洛川十二字箴言中也有道家思想。十二字箴言中的“取与予”两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六章：“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将欲灭之，必先学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孟洛川在商界纵横捭阖，山东大地的儒家文化和孙子兵法给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儒家思想在汉代被奉为正朔，明朝洪武年间，山东按察司署由青州迁至济南之后，济南成为山东政治文化中心的同时，这个春秋战国时的齐地，成为全国受儒家思想影响最重的城市之一，而明清两代章丘都归属济南府管辖。

孔孟在鲁，孙子在齐，章丘作为齐鲁思想交汇之地，孟洛川身上深深烙下了“齐风鲁韵”。孟洛川是鲁商的典型代表人物，从瑞蚨祥的成功，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可以融合接轨的一面，更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魅力和力量。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周学泽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