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改革元朝宫廷礼仪制度：使得元朝早期政局稳定、天下归心。

导读：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其前身是蒙古帝国分裂的一部分，所以元朝就继承了蒙古帝国时期的宫廷礼仪制度，但是由于元朝以及之前的蒙古帝国的贵族们，大多生活在边远地区，远离中原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所以导致元朝的宫廷礼仪制度非常简陋且没有大国威严。于是元朝统治者决心改革宫廷礼仪制度。

一、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忽必烈改革元朝宫廷礼仪制度

蒙古帝国时期形成的宫廷礼节,在中原的儒家们看来是杂乱无章的，有损大国威严。到忽必烈即位后的很多年，仍然是：

“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 。

服务蒙古宫廷的汉儒们很有紧迫感，他们认为“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于是多次请求制定朝仪,并且最终在至元六年(1269) 正月获得忽必烈的同意，忽必烈任命由刘秉忠、孛罗制定朝仪制度，并且任命赵秉温、史杠等之前了解礼仪制度的官员一块制定朝仪制度。

过了不久,刘秉忠就以他们二人习礼太少，又增加了儒生八人，“从亡金故老乌古伦居贞、完颜复昭、完颜从愈、葛从亮、于伯仪以及国子祭酒许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刘秉忠还请奏，准许收集乐工、乐器，以备朝礼使用。“

当年的十月，就定下了朝仪制度。次年的二月，忽必烈在行宫观看刘秉忠、孛罗、许衡以及太常卿徐世隆所制定的朝仪制度。至元八年二月,忽必烈册立侍仪司；四至七月，开始打造内外仪仗。到了八月，正好是忽必烈诞辰，忽必烈用了新的朝仪制度，感觉非常满意，于是就正式开始使用新的朝仪制度。

根据《元史·礼乐志》记载

“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这里所谓的本俗之礼,就是蒙古国时期形成的宫廷礼节。就以皇帝的即位大典来说，仍然是先由蒙古宗王以“国礼”扶皇帝登上宝座之后，才能按照汉人制定的礼仪制度来举行登基仪式。而且凡是“国礼”,汉人一般是不能参加的。

上述可见，忽必烈不愧是一代明主，上位之后，积极改革元朝之前蛮荒的礼仪制度，极大的促进了汉人官员对于元朝的文化认同，并让以能臣自居的汉人官员竭力为其效命，手段极其高超。虽然改革的并不彻底，但是也十分不容易了，毕竟作为一个新兴帝国，其保守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忽必烈能做到这一步也是其能力的体现。

二、改革之后的元朝宫廷礼仪较之前的变化

朝仪制度制定之后，虽然还有蒙古旧俗的存留，但是经过不断完善，使得宫廷礼节在元朝时期较之蒙古国时期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从国号、年号、帝号、殿堂规矩等方面都可看出变化。

蒙古人原来记时方法很简单：

“但是草青则为一年，新月初生则为一月。人问其庚甲若干，则倒指而数几青草”。后经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灌输,改用“十二支辰之象，如子日鼠儿年之类”，"称年号为兔儿年、龙儿年”。到1220年，始用“六甲轮流”，“如日甲子年正月一日或卅日”。（见于《黑鞑事略》）

1220年是庚辰年，次年为辛巳年，直到忽必烈即位之前，都是用这种方法纪年。庚申年(1260) 五月，忽必烈建元中统，宣布"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此后，人们在正式场合都使用蒙古皇帝所建的年号。全国统一后，原来的南宋臣民也改用元朝年号，还用宋朝年号的人即被视为反抗朝廷。

蒙古国时期的国号为“大蒙古国”,汉人书写时往往使用“大朝”的称呼。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自此以后，书写和称呼国号,只能称呼“大元”，不能单用，就是不能像称汉、宋一样 ，单称为元。

元世祖忽必烈

至元三年(1266) 十月，太庙建成，确定了烈祖(也速该)、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汗)、睿宗(拖雷)、定宗(贵由汗)、宪宗(蒙哥汗)等庙号,后来又明确规定拖雷称为“太上皇也可那颜。

从忽必烈开始，每个皇帝死后，既有蒙古语庙号,又有汉语庙号。忽必烈的汉语庙号为"世祖"，蒙古语庙号为“薛禅皇帝"。之后的皇帝庙号则有成宗完泽笃皇帝、武宗曲律皇帝、仁宗普颜笃皇帝、英宗格坚皇帝、明宗护都笃皇帝、文宗札牙笃皇帝，等等。

在设立庙号之后，又正式规定回避御名。到了至大元年(1308)正月，又规定更改过去奏章文书中“犯着上位名字”的字眼。现行表章等严格实行“御名、庙讳必合回避”的规定。汉人等起草圣旨、奏报表章、行送文以及书写碑志等，都要尊称各朝皇帝的庙号，对在位皇帝则尊称“今上皇帝”。在蒙古文诏书中，则多用蒙古语庙号，或者沿用蒙古国时期的汗号。

公

臣臣觐见皇帝时，要称皇帝为“圣上”，皇后、宗王的称谓则与蒙古国时期大致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元朝的避讳并不是很严格，如史料记载：

虽有讳法之行,不过临文缺点画而已，然亦不甚以为意也。初不害其为尊，以至士大夫间，此礼亦不甚讲

上述可知，在朝仪制度建立以后，元朝的国号、年号、帝号、殿堂规矩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的体现了元朝初期各方面的茁壮成长，且宫廷礼仪方面尤盛。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上层有了先进的礼仪制度，那么将会极快的辐射全国，这也是自上而下的体现。

三、元朝宫廷礼仪制度不断完善：出现了公服入朝和“不许阑入”制度

在新定立的朝仪中，公服入朝和不许“阑入（擅自闯入）”是两项重要的内容。

元朝官员服饰

从至元六年确定朝仪制度之后，就明确规定了“正旦朝贺公服拜入”。

仁宗皇庆二年(1313)二月，又宣布“公服乃臣子朝君之礼,今后百官凡遇正旦朝贺,候行大礼毕，脱去公服,方许与人相贺",这也就是禁止官员身着服会见客人。

公

至元八年，太常少卿王磐上奏:

“按旧制,天子宫门不应入而入者，谓之'阑入'，由外及内,罪轻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得进。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纠察罚俸。不应入而入者,宜准阑入治罪。”

见于《元史·王磐传》，这一建议被采纳,并且纳入了朝仪制度。

此外，还有明确规定:“诸随朝文武百官，朝贺不至者，罚中统钞十贯，失仪者罚中统钞八贯。”在皇帝上朝的时候，和历代王朝一样，殿上有执鸣鞭、劈正斧者，亦有掌玉玺的"典瑞”和司记事的“起居”等官员。不同的是，元朝殿堂上还站着肩负骨朵的“云都赤”等怯薛近臣。

（怯薛是蒙古语中“宿卫”的意思，其职能有近卫亲军、宫廷伺候、行政差遣等。怯薛近臣分为四个部分，“三日一次轮流入直”由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四家世代分掌，号称四怯薛太官）

除了这些新增的内容外，蒙古宫廷的旧有礼节，尤其是在斡耳朵中宴饮、聚会的一系列规定，仍然要遵守。

公服入朝和不许“阑入是元朝宫廷礼仪制度快速发展的体现，它们的出现体现了元朝统治者对于宫廷礼仪制度的重视。公服入朝和不许“阑入分别体现了朝堂以及皇宫两个不同方面的礼仪制度发展，可以看出元朝宫廷礼仪制度在不断完善。

四、受儒家礼仪影响的元朝皇帝与宗教领袖之间的礼仪关系

在与吐蕃宗教领袖的交往中，有些礼节不好处理。元朝皇帝就尊吐蕃宗教领袖为帝师，帝师自然不能像臣民一样向皇帝俯首跪拜;皇帝作为一国之尊，也不能屈居帝师之下。

八思巴会见忽必烈壁画

忽必烈在即位之前，拜吐蕃萨斯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师，听从察必的建议，同意“听法人少时，上师可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其余大小事项，因上师心慈，难却别人之请，不能镇国，上师不必过问”。

忽必烈即位后，以八思巴为帝师，仍然奉行这一原则，

“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见于《元史·释老传》）

元朝受藏传佛教影响极深，“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后来成了元朝的“国俗”

八思巴谒见忽必烈

给皇帝以及皇室成员讲授经、史的儒师，也受到尊重，到元朝中期形成了固定的“经筵”制度。讲解者均设专席。

顺帝朝时，又专为太子开设端本堂，“以处太子讲读”。"端本堂虚中座，以俟至尊临幸。太子与师傅分东西向坐授书，其下僚属以次列坐。”皇帝、太子受业时,禁止侍从大声喧哗扰乱。

虽然儒学的地位在元代低于佛法，但“隆师重道”在宫廷礼节中还是不可动摇的。

五、宣敕、诏旨、印章制度等革新，体现了元朝宫廷礼仪制度的完善

元代的诏旨，有汉文、蒙古文两种。蒙古文诏书，都被“硬译”成汉文。原文用汉文写成的诏书，格式与唐、宋诏旨大致相同。经过硬译的诏文，则另有一套格式。诏谕吐蕃的诏书，又略有不同。由于史料欠缺就不一一介绍了。

对官员的宣敕（文书），入元后也有了一定的规定。

“元之宣敕皆用纸。一品至五品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为敕，色以赤。虽异乎古之诰敕用织绫,亦甚简古而费约。”偶尔还有“天子特以御罗亲书墨敕”召老臣赴阙，则被视为殊荣。

到了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七月，又制订了御宝制度（印章制度），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有史料记载‘皇帝行宝者,即位时所铸,惟用之诏诰,别铸宣命金宝行之”。

至元六年四月，元朝制造玉玺大小有十钮。诸王、官员的印章也相继制造颁发。印章的等级不同，同以表示所持者身份的高低。“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印，虽大小不同，皆用铜。其印文都是用八思麻(即八思巴)帝师所制蒙古字书。

近年来出土的文物，使我们对当时的印章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

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

1958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武川县东土城五家村出土了“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这方铜印，是蒙古国时期制造的，授予嫁给部首领的成吉思汗三女阿剌海别乞。印钮上刻有“上”与“王”字。印文阳刻叠篆，汉文3行14字，印中心有蒙古文二行。

汪古

又如1956年春季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现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林发现的“兀良海牙百户印”，印文为八思巴字，印章背面右侧刻汉文“兀良海牙百户印”1行，左侧刻汉文“礼部造至正二十三年”1行。

兀良海牙百户印

结语：

元朝制定朝仪制度，丰富宫廷礼节，目的在于使百官在朝堂之上意见会同，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元朝统治者制定朝仪制度还可以统领百官、和睦宗室、威严外使。元朝统治者将新、旧两套礼节结合起来后，这一目的基本上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