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琅琊王氏的兴衰，看东晋门阀政治的确立、挑战和维持

琅琊王氏是第一个执掌东晋的士族，也是琅琊王氏确定了东晋的士族门阀政治。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敦和王导，于西晋末年追随琅琊王司马睿渡江，来到江东地区，助力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

东晋王朝的建立，琅琊王氏居功至伟，而王敦和王导也东晋建元的首席功臣。东晋建立后，琅琊王氏和东晋王朝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最终琅琊王氏失势，被颍川庾氏取代，但门阀政治却得以延续。琅琊王氏的兴衰，和东晋初期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面临的挑战和得以维持有着重大关系。

王与马共天下

司马睿初到江东时，由于他只是西晋宗室的远支旁系，和西晋宗室的血缘关系非常远。再加上司马睿也没有功绩，导致他名望极低。司马睿到江东一个多月，当地的世家大族没有人来拜访他。

王导深知，司马睿如果要在江东立足，就必须取得江东士族的支持。于是他劝说司马睿，“贺循、顾荣是江东最有名望的人，如果能取得他们的支持，那么在江东立足就非常容易了。”

随后王导亲自拜访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贺循、顾荣，并安排贺循、顾荣拜见司马睿。贺循、顾荣归附之后，其他江东士族也都纷纷归附。此举为司马睿立足江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

王导极力促成南北方士族合作，共同拥护名望尚浅的司马睿，维持了江东地区的稳定。王敦则统帅军队，消灭了华轶、杜弢等敌对实力，攻取了江州、湘州、荆州、广州等地，把司马睿的地盘，从扬州一地扩大到整个江东。

王导维持政权，王敦开疆拓土。这对司马睿而言，显然是极为有力的支持。不过相对而言，王导的作用要比王敦的作用更重要一些，司马睿也更看重王导一些。毕竟王导一直在司马睿身边，很早就和司马睿友善。司马睿视王导为股肱之臣，形容王导为“吾之萧何”。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南北方士族的共同拥戴下，登基称帝。在登基仪式上，司马睿拉着王导的手，要让王导也一起坐龙椅，被王导婉拒。

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晋书·王导传》

东晋建立后，王导出任宰相，在中枢执政；王敦出任荆州刺史，在方镇掌兵。除了王导、王敦，琅琊王氏的其他子弟，也都纷纷担任东晋的高官要职。琅琊王氏由此掌控了东晋的朝政大权。

琅琊王氏当时显赫一时，社会上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足见琅琊王氏的显赫。琅琊王氏的兴盛，也标志着东晋以“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为基础的门阀政治就此确立。

司马睿试图重振皇权，遭琅琊王氏强势反击

琅琊王氏执政，司马睿则被架空，当时被人称作“白板天子”，没有什么权力。司马睿不满大权旁落，毕竟自己才是皇帝。为重振皇权，司马睿提拔并重用刘隗、刁协这两个出身微寒的儒士进入朝廷参政，并逐渐疏远王导。

王导被任命为司空以后，其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刘隗和刁协夺走，朝廷也由刘隗和刁协执政。王导受到司马睿疏远和冷落以后，举止和平常无异，有点宠辱不惊的感觉。

王导保持淡定，取得了士族的同情和敬重。反观刘隗和刁协陷入了孤立之中。一来是因为他们素无名望，却取代了劳苦功高的王导，显然说不过去。二来刘隗和刁协执政时，他们的执政策略，也以抑制士族豪强为主，引起了士族的极大不安。

打压了中枢的王导之后，司马睿又盯了荆州的王敦。当时王敦手握重兵，控制着上游方镇。为了对付王敦，司马睿“以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

司马睿外放刘隗出任镇北将军，并启用江东旧臣戴渊出任征西将军。当然是想逼王敦就范，可惜他失策了。

王敦很快以“诛杀刘隗，为王导伸冤”为名，起兵造反。王敦从武昌起兵，大军沿长江顺流而下直逼建康。

王导有惊无险，对王敦造反之举保持沉默

王敦造反后，让当时身在建康的王导陷入了危机。毕竟王敦和王导是同族的堂兄弟。王敦起兵造反以后，王导带着一家二十余口，跪在宫门口向司马睿请罪。不过司马睿并没有处理王导，反而大力安抚王导。

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帝以导忠节有素，特还朝服，召见之。导稽首谢曰："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之曰："茂弘，方托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诏曰："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晋书·王导传》

司马睿之所以没处理王导，原因有三：

一、王导是东晋建元的大功臣。如果没有王导促成南北方士族共同支持司马睿，司马睿登基称帝的可能性非常低。王导和江东士族的共同支持，才使得司马睿能建立东晋。

二、王导并没有参与王敦之乱。王敦发难后，王导并没有附和，而是以“乱臣贼子”称呼王敦，并故作姿态地表示要和王敦划清界限。

三、王导在士族中拥有极高的威望。王导对东晋的贡献有目共睹，名望极高。士族也一致奉王导为士族领袖，而士族则是东晋的统治基础所在。

出于以上几点考虑，司马睿终究没有处理王导。不过王导此时的表现，却值得玩味。他口口声声称王敦为乱臣贼子，却没有号召天下人讨伐王敦，而是一直保持沉默。以王导的威望，只要他振臂一呼，肯定是应者云集。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王导之所以保持沉默，当然是为家族利益考虑。毕竟王敦的势力，是琅琊王氏兴盛的重要保障。他没有理由去讨伐王敦。

还有一点，那就是王导对司马睿过河拆桥的行为，其实是心存不满的。司马睿依靠王导和琅琊王氏才能登上帝位。结果司马睿刚坐稳龙椅就打压琅琊王氏，这当然让王导心存不满。王敦出兵“教训”司马睿，王导乐见其成。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王导对司马睿破坏“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无法接受。司马睿想摆脱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士族的控制，自己乾纲独断，就必须打破“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这是不可能被王导所接受的。

士族倒向王敦，司马睿一败涂地

王敦起兵造反后，不仅是王导，整个士族都乐见其成。所以他们都或明或暗地支持王敦。在缺乏士族支持的情况下，司马睿最终一败涂地，被迫向王敦求和。司马睿甚至低声下气地说，如果王敦想当皇帝，他可以让贤，他自己回琅琊当王爷。

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腾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晋书·元帝纪》

王敦攻入建康后，试图行废立之事，甚至有篡权之举。不过王导拒绝和王敦合作，其它士族也不可能和王敦合作。王敦无法取得王导和士族的支持，难以在建康久持，只好离开建康，返镇武昌。

王敦这次造反顺利，异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原因是其他士族都不同程度地支持他。士族之所以支持王敦，原因是司马睿不甘心沦为士族的附庸，不想受制于士族，他想做到“政由己出”，力图重振皇权。司马睿打压士族、重振皇权的动作，对以“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构成了严重挑战。

对士族而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司马睿破坏这种政治格局，士族强烈反对，王敦起兵造反就是明证，而其他士族当然会支持他。如包括王氏子弟在内的北方士族子弟，很多加入王敦造反的大军中。而王敦攻打建康时，江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士族-义兴周氏则打开城门，投靠了王敦，使得王敦顺利攻入建康。

王敦造反，可以看作是士族借王敦之手，压制皇权的反抗，并中止司马睿对门阀政治的破坏，进而维持门阀政治。所以，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和义兴周氏为代表的江东士族都对王敦造反，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

不过王敦攻入建康后，他的表现却让士族非常失望。他想废掉晋元帝，立晋元帝的儿子为帝。这么明目张胆地谋朝篡位动作，显然无法取得士族的支持。王敦想晋元帝的儿子为帝，当然只是个过渡性的安排，为自己称帝做准备。

如果王敦称帝，那么东晋刚刚确立的门阀政治将很快终结。这也是士族无法接受的，故而，王敦攻入建康企图谋逆时，士族均拒绝和王敦合作。王敦谋逆的企图失败。

王敦再次造反，最终身败名裂

晋元帝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绍即位，就是历史上的晋明帝。晋明帝即位不久，贼心不死的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并占据了长江下游的重要方镇-扬州，从而控制了京畿重地。很显然王敦准备再次造反，而且是准备篡夺晋室。

王敦第一次造反攻入建康后，欲篡夺晋室，就遭到了以王导为代表的士族的强烈反对，最终不了了之。可见士族是反对王敦欲篡夺晋室、破坏门阀政治基础的行为。王敦对此理应心知肚明，放弃谋朝篡位的企图。

然而王敦仍然贼心不死，对皇位念念不忘。在野心的驱使下，王敦准备再次起兵造反。此举遭到了士族的强烈反对，应该是王敦的意料之中。

琅琊王氏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王敦此次谋逆的行为。王敦的堂兄弟如王导、王彬、王舒、王棱等人都曾苦劝王敦放弃谋朝篡位的执念，然而王敦却一意孤行。甚至派人杀害了王棱。

当王敦和心腹沈充、钱凤讨论谋反事宜时，无意中被王舒的儿子王允之听到了。王允之随即告知了王舒，王舒则立即上书晋明帝，及早防备王敦。

随后，王敦再次起兵造反，不过那时王敦已经身患重病，并且没有好转的迹象。王导趁机诈称王敦已死，并带领宗族子弟给发丧。没过多久，王敦就真的病死了。王敦一死，王敦的部众很快军心大乱，朝廷联合南北方士族和流民帅的力量，最终平定了王敦这次叛乱。

王敦被开棺戮尸，依附于王敦的势力遭到朝廷的绞杀。

王敦第二次造反，是彻头彻尾的谋逆，对士族门阀政治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对士族是大大的不利，所以士族强烈抵制王敦这次造反。特别是执掌中枢的王导，这次不再保持沉默，而是联合各方势力，同仇敌忾共同讨伐王敦，成为平定王敦之乱的关键因素。

士族坚定维护“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因为这是他们的命脉所在。不管是晋元帝重振皇权，还是王敦谋朝篡位，都是对士族门阀政治的破坏，这是士族所不允许的。所以晋元帝重振皇权的企图破产，王敦谋朝篡位的企图也破产了。

如果王敦篡权成功了，结果会怎么样呢？可以参考司马昭篡魏立晋来说明。

司马昭也是士族出身，他执掌曹魏的后期，已经完成了篡魏立晋的全部动作，只差称帝这一步。他死后，他儿子司马炎继承他的遗志，马上走完了篡魏立晋的最后一步，废帝自立，建立了西晋王朝。

西晋建立后，虽然司马氏优待士族，士族也拥有非常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然而士族那时是依附于皇权的，并不能像东晋那样驾驭皇权。而且西晋宗室力量也很强大，足以压制士族。

所以在西晋，士族依附于皇权，受制于宗室。所以假如王敦篡权成功，肯定采取的是西晋模式，士族纵然地位很高，但仍然受到较高的限制，更不可能驾驭皇权。

士族只想维持与皇权共天下的门阀政治，绝对 不希望有士族取代皇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士族是断然不可能支持王敦篡权的，王敦的失败在所难免。

王敦谋逆失败后，琅琊王氏由盛转衰，但门阀政治得以维系

王敦之乱，对琅琊王氏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王敦第二次起兵造反前，琅琊王氏控制着荆州、扬州、江州等重要方镇。而王敦之乱结束后，琅琊王氏失去了对所有方镇的控制，只剩王导还在中枢支撑着琅琊王氏。

虽然王敦势力被朝廷清除了，但没有影响到王导。王导仍然在朝廷执政，唯一的坏处是，缺少方镇的支持，中枢很难有所作为。此时的琅琊王氏，开始由盛转衰。

琅琊王氏由盛转衰，让司马皇族看到了机会，他们引入外戚颍川庾氏以抵制琅琊王氏，企图借颍川庾氏之手，驱逐琅琊王氏，从而重振皇权，恢复皇权政治。

不过司马皇族这次打错了算盘，虽然颍川庾氏是外戚，但他们更显著的标签是士族。颍川庾氏在西晋就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士族，只是名气不如琅琊王氏。

颍川庾氏的庾亮进入中枢后，开始和王导争夺执政权。虽然王导极力抗争，奈何自王敦之乱后，琅琊王氏的实力远不如从前，使得王导在对抗庾亮时，有心无力。

庾亮利用外戚和士族的双重身份，对王导进行了压制，最终成功夺走了王导的执政权。朝政大权归于颍川庾氏之手。

王导对此愤愤不平，却又无能为力。王导失势后，有一次大风天，风沙漫天，王导用扇子挡住尘沙，然后缓缓地说，“庾亮的尘沙把人都污染了。”

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晋书·王导传》

可见，在颍川庾氏持续的排挤和打压之下，王导无力抵抗，节节败退。王导只能发发牢骚。这归根结底是因为，王敦之乱，导致琅琊王氏实力大损，王导在缺少方镇支持的情况，难以和庾亮抗争。

尽管王导难以抗衡庾亮，但自保还是绰绰有余的。故而王导就算失势了，也能安享晚年。王导死后，琅琊王氏衰落的态势更加明显，很快被颍川庾氏取代。

尽管颍川庾氏驱逐了琅琊王氏，但这并不意味着颍川庾氏会恢复皇权政治。虽然庾亮和王导有诸多矛盾，并且双方也有争权夺利之举，但是维护士族门阀政治这个问题上，庾亮和王导保持高度一致。

颍川庾氏得势以后，没有还政于司马皇族，而是以士族的身份执掌东晋，并对司马皇族企图重振皇权的行为进行强力打压，维持门阀政治。

结语

从琅琊王氏助建东晋，到琅琊王氏兴盛，再到王敦之乱，最后到颍川庾氏取代琅琊王氏。这中间东晋发生了很多变故，但唯一没变的是，士族和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

尽管晋元帝试图重振皇权和王敦试图谋朝篡位的举动，对士族门阀政治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但士族坚定维护士族门阀政治的决心没有改变，使得晋元帝重振皇权和王敦谋朝篡位的企图均以失败告终，有力地维护了士族门阀政治。

王敦之乱后，颍川庾氏利用琅琊王氏衰落的机会，再凭借外戚身份的有利条件，成功打压了琅琊王氏，并取而代之。不过颍川庾氏不仅是外戚，更是士族。即便取代了琅琊王氏，也依然还是要维护门阀政治。颍川庾氏取代琅琊王氏后，东晋依然是士族门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