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时期，到底谁是“赤裸生命”？ | 社会科学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意大利理论家乔吉奥·阿甘本刊出多篇文章，把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描述为“例外状态”的生命政治演习，认为此次流行病有可能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借口。这一观点引发了全球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阿甘本几乎成为众矢之的。近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PKU-M学者对话会”，邀请专家学者就“新冠病毒、例外状态与赤裸生命”进行深入讨论。

　　原文 ：《新冠大流行中的赤裸生命》

　　作者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韩振江

　　图片 |网络

　　阿甘本固执己见有两个原因：其一，生命政治的理论“应激反应”。其二，出于一种前瞻性的担忧，即新冠时期的例外状态是否会成为以后的常态化社会管理模式。疫情之后世界会发生变化，但走向何方，引起了诸多思想家的担忧。

　　“赤裸生命”内涵与古希腊、古罗马有关

　　阿甘本认为，“生命——在其当今已然成为常态的例外状态之中的生命——就是赤裸生命，它能在一切语境下打散各种生命形式，终止它们与形式生命所保持的结合。”其实，“赤裸生命”的内涵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宗教庆典仪式有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就意味着拥有基本权利和政治生命。如果禁止公民参加公共生活，就意味着其形式生命的终结。因此，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形式生命是高于自然生命的。与之相反，赤裸生命是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剥夺了，只剩下可以被褫夺的自然生命，即“神圣人”或“牲人”（Homo Sacer）。牲人是直接暴露在主权暴力之下的赤裸生命的原初形式。阿甘本认为“Homo Sacer”概念存在悖论，令人费解。

　　第一，为何“牲人”既神圣又污秽？我们需要到原始民族和部落的节日仪式系统中寻找根源。在人类社会初期，牲人不仅是献祭给神灵的牺牲，还是污秽和罪恶象征的替罪者。在原始宗教时期古希腊有两种仪式，第一种仪式是杀死人神的仪式，人神是指部落的首领、大祭司或者国王，杀死他意味着更新了神的力量。他们认为身体之于神力就像容器一样，一旦衰老了就需要更新容器以焕发神力。第二种仪式是驱邪仪式，当部落发生重大灾难（瘟疫、战败、歉收等）时，初民就找出一个替罪者，让他牺牲生命去救赎整个部族的罪恶。

　　这两种巫术宗教仪式在转向文明宗教时合二为一，就变成了古希腊酒神节、古罗马农神节的主要仪式，即狂欢王的脱冕-加冕仪式。原本仪式结束时要杀死国王，后来则是寻找社会上比较卑贱、污秽的人来代替，比如逃奴、流浪汉、战俘等。这样国王的高贵身体与奴隶病人的卑贱身体融合为一，因此阿甘本说神圣人既是神圣的，又是受诅咒的、不洁的。

　　第二，为何神圣人作为“牺牲”又不能献祭？因为巫术宗教和文明宗教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社会上存在两套宗教体系：民间的巫术宗教与官方的文明宗教。巫术活动的各种节日庆典仪式演变成民间的宗教仪式，这两种宗教仪式交叉进行，并行不悖。但两种宗教体系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即农神节中献祭给农神的牺牲是不能献祭给罗马主神的。这就是神圣人本身是牺牲，但不能献祭的原因。

　　第三，为何人们杀死他却不违法？因为在两套宗教体系里边，社会分成两套法律系统，一套法律系统是自然法，是从远古延续下来的传统社会规范和习俗，另一套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即成文法。在古希腊酒神节和古罗马农神节期间，社会不仅悬置了官方宗教仪式，也悬置了社会公认的官方法律。阿甘本指的杀人又不违法的情况适用于农神节的献祭。假如被选中的狂欢国王/替罪者不愿意履行职责时，那么他被人们杀死不是犯罪行为。基督教典籍中曾记载，公元303年农神节前夕，罗马抽签选中一个基督徒士兵达修斯作狂欢国王，但该士兵坚决拒绝这一职务，于是次日清晨被斩首。后来，达修斯被基督教封为圣徒。这个事实证明，神圣人既是被官方宗教（神法）所排斥的，也是被成文法（人法）所排斥的。牲人是这两种法律秩序之例外状态中的赤裸生命。

　　忽略了两种例外状态的不同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阿甘本强烈反对政府实行禁足封城令，社会监控限制人们自由、剥夺人权，强制隔离，导致人们失去关爱和人性，只剩下赤裸生命了。我认为阿甘本混淆了或者没有区分生命政治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例外状态：一种是政治危机的紧急状态，另一种是公共事件危机的紧急状态。

　　一种例外状态是在政治危机（政变、内战、外敌突袭等）下主权者为恢复政治秩序而采用的特殊政治-法律状态。这种紧急状态下，主权者宣布有效期，并实行暴力统治，任何威胁政权或违犯紧急状态者都可被褫夺生命及权利。另一种应对公共危机的例外状态，当出现重大的社会和自然灾害（例如瘟疫、洪水、海啸等）公共紧急事件，国家权力也会启动紧急状态。这类紧急状态是暂时剥夺人们的人权和自由，封城禁足不是为了加强政治权力，而是为了保护生命免于死亡威胁，保障社会共同体的生命安全。因此，齐泽克认为阿甘本不能把防疫的社会化方式简化为福柯式的权力社会监控。

　　生命存亡是赤裸生命的判断标准

　　在新冠病毒威胁下，“生命存亡”应该是赤裸生命的判断标准。阿甘本以是否失去自由来区别裸命，就掩盖了真正的生命不平等状况，遮蔽了对真正裸命的挖掘和救助。在当下的例外状态中，阿甘本以主权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遮蔽了“身份生命政治”与“赤裸生命政治”的矛盾：有国籍、户籍、医保和工作的公民身份者VS无工作、无医保等无身份者，朗西埃也把后者称为“无声者”。因此，被禁止自由外出的、可以居家隔离挣钱工作的人与暴露在病毒感染危险之下而没有防护的人之间的差异是分辨哪些人是赤裸生命的现实标准。

　　那么“新冠时期”到底谁是赤裸生命？我认为需要把两个视角进行交叉，一是生命政治下赤裸生命的定位，二是齐泽克、巴特勒、乔姆斯基提出的疫情下凸显的社会不平等。如果两个视角一交叉，我们发现在新冠流行下的赤裸生命是那些被边缘的、被遮蔽的、无声的人们。

　　第一，世界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印度、非洲等）之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会加深和凸显疫情下个体生命的危急状况。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失业者、流浪汉等可能被遮蔽，即他们比发达国家的人更处于生命的赤裸状态。

　　第二，社会权力与贫富的不平等：居家隔离工作、有工资的身份人与无工作者、失业者等赤裸生命的状态；被迫在饥饿威胁（失业、无工资收入、无粮食储存的人）与新冠病毒感染“病死”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人。

　　第三，新冠患者之间的不平等：我们国家对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但在有些国家据说有的老人会被拔掉呼吸机，签署放弃治疗的声明。如果把人的生命作为数字计算，生命有了优劣等级之分，这不仅违背人类社会的人道主义原则，而且也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伦理原则。

　　第四，抗击疫情人员中的不平等：没有防护的医护人员和一线防控人员。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人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却被放置在更加危险、更加容易感染的赤裸状态，因此他们是赤裸生命中的“赤裸生命”。

　　因此，新冠大流行中紧急状态下凸显的真正赤裸生命是未采取防护措施的医护人员和防疫人员、被拔去呼吸机的新冠肺炎老年患者和广大失业者、无业者、流浪汉、底层民众等“新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