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始于中国，这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是从中国的四大发明，还是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国首先将火药运用于战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公元808年，炼丹家在无意间发明了火药，之后在将近100年后的公元904年，唐朝将领郑璠使用“火箭”进攻豫章，烧掉了龙沙门，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火药进行作战的记载。此时，欧洲尚处在黑暗的中世纪中期。
而后历经五代十国，两宋时期迎来了火器发展的高峰。此时，火球、火药箭、长竹竿火枪、突火枪的出现，均使得火药逐渐步入战争的正轨。单以至南宋时为例，宋军已经创造出以使用“炮车”进行远程杀伤、以弓弩配合进行中距离杀敌的野战阵型。而与之敌对的金国，也创造出了单兵作战、集群装备的飞火枪……
到了蒙元时期，蒙古铁骑在吃遍火器带来的痛苦之后，很快便吸纳了火器作为攻城利器。然而即便在这一时期，火药武器依旧只是以简易火枪、火箭、火蒺藜等杀伤力较小的武器形式为主。即使是蒙古铁骑进攻南宋时所采用的“回回炮”，两军在远程武器的使用上虽已经以“炮”为名，但实则皆是以投掷石头、火蒺藜等的投石器。
那么，为何从公元904年火药第一次应用于战争，到蒙元时期的1276年以后，火药技术领先于世界的中国都不发展出后世威力巨大的真正的火炮呢？其实，这从中国战场的形势即可窥见一二。
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全球史奠基人的作者威廉·H.麦克尼尔通过观察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发展出像后来欧洲那样威力巨大的加农炮，是因为中国在唐宋时期的战争主要集中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而在两宋时期这更为明显。
两宋时期虽是蒙元之前火器发展的巅峰，但对于采取消息防御措施的宋朝统治者来说，冷兵器和热兵器的发展更多的是服务于守备城池。而一切不利于己方守备的利器，都不应被开发出来，毕竟自己的对手都是从北方而来的游牧民族，更强大的攻城利器的诞生，并不利于己方戍卫城池要塞。
这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从军政的角度而言，这对于当时的宋朝而言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国策。而宋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时，除正面的战争采取守备之外，其实更多的是采用进贡结盟、远交近攻的策略。而这也是为什么两宋多纳贡称臣的原因。
但实际上，除了宋朝的军事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外，还有着火器本身质量的影响。
尽管两宋时期已经造出相当水平的火药和火器，但当时局限于中国本土的铁矿和铜矿的出土质量，杂质较多，因而导致枪管极易炸膛，安全性大大降低，自然也难以研发出巨型的炮管。加之火药提炼时中含硝量很低，杂质颇多，降低了燃烧效率，甚至有些杂质燃烧后会生成有害物质，对火枪部队的士兵伤害颇大，因而其远不如弓弩来得实用。
所以，尽管历经唐宋300余年的发展，中国始终不能发展出威力巨大的火炮，而只能将火药用作辅助的作用，更不用谈及其普及性。至于为何在明清时期，火药火器技术在蒙元时期传入欧洲后，让欧洲人逆袭实现了弯道超车，那是后话了。
以此为例，其实文明的发展并不能只看“先来后到”，也不能因为某些科技文明在某个时代被他国弯道超车，就盲目地指责先人。或许对于满清火器落后欧美2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批判满人统治者的目中无人；但若仅仅以宋朝采取保守的守备国策，以及批判它的国策造成某些军事科技发展的迟滞，直接冠其名为“弱宋”，显然是不合理的。
纵然宋朝统治者软弱妥协，但若身处当时的两宋乱世，置身处地之时，在没有岳飞、孟珙等名将代代有的情况下，其实能够屹立四百年而不倒，看遍辽、金、西夏等昔日强敌纷纷倒下，乃至坚挺到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最后一刻，已是不易。尽管软弱姿态不可取，但在时局无奈之下保持理性、保全自身，再待时机成熟才反戈一击，灭辽国、马踏中都，已然算是一种聪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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