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与“中庸”：起源、形成和发展

中庸观作为儒家思想的精华在先秦时期得以最终形成。这一理论的完成不仅标志着先秦儒学核心理论的完善，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学范畴的基调。中庸思想自先秦以来对于国家及国人的影响从未间断，因而在当今社会对先秦儒学中庸思想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庸思想的起源可追溯至商末周初时期的周公旦，而这一思想的真正形成则归功于圣人孔子。自孔子之后，中庸理论历经子思、孟子、荀子三人的阶段性阐发才最终得以完善。因此，对于先秦阶段中庸思想发展脉络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

自尧舜禹三代伊始，“中”的思想便成为了治国理政中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尧舜二代还是禹之后，践行“中”都是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周朝之前，人们对于“中”的见解均是停留在“允执其中”上，是一种朴素的方法论要求。但是在西周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由于未能很好的处理殷民同周民之间的关系，继而导致了管蔡叛乱。这一事件对周人而言，不得不视为一个重大的考验。因此，周公姬旦高扬“中德”这一政治方略，并将其作为政策实施时的方针指南并且要求施政之人务必践行。周公姬旦的“中德”理论主要内容是由如下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将“中”与“德”组合成为一个概念，并将之视为一种道德规范并用于治国理政。第二，教化民众，为人应“作稽中德”，懂得掌握分寸，莫行极端之事。

第三，为刑应守中德。要求在判罚之时保持“执中”态度，既不能用刑过重也不能量刑过轻。中德思想在周朝的实践是十分成功的，它为西周后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周公姬旦及其早期思想中对于“中”的理解存在于法治、伦理道德范畴。而为“中”实现哲学上的阐发则来源于《周易》。周易是当年周文王被殷封王囚禁时推演出来的，深谙八卦之道的姬昌将八种卦式推演至六十四种。将八个卦式以每两个为一组的形式组合起来，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卦式，每一卦式都匹配以六句爻辞。这其中以天地二卦伊始，以阴阳对立为起点，以阴阳调和为终点，每卦爻辞都守“中”，最后在不断变化的“中”之中达到“和”。这里是第一次提到“和”这个概念，这一概念是中庸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庸的高级形态。

想要解释“和”必然绕不开两个人物一一周代的史伯和齐国的压相晏婴。这二人的“和同之辨”也是中庸思想的重要发端之一。史伯以为，“‘和’可以将世间万物中体现差异的要素之间匹配和合，以求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同’是在将相同的元素之间做简单的加法，因此，一味地‘同’是达不到‘和’的。晏婴支持史伯的观点，并对史伯“和”的内容进行了丰富，他认为对象之间的配合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由于事物的复杂性，为人们的配合行为增添了难度，因而为实现“和”增添了难度。不过就事实而言，这种配合并不难，只需要明白在同一事物中也有其对立两端，复杂的事物之中也有统一的部分。“就像是一首好的音乐之中有曲调的强弱高低，这是同一事物中的两端；厨师将不同的调料进行调制才能做出美味佳肴是在复杂的事物之中找到同一。”就像是君主在提出想法时，作为臣子的提醒君主这一想法中有哪些是不恰当的，将不恰当变成恰当；君主认为不行的想法出现时，臣子将这种想法中可行的部分说明，抛出不可行的部分。史、晏二人的“和同之辨”在“和”的角度丰富了“中”的内涵，及人们只有以不同为出发点才能找到差异中的对立。由此，“中”的思想在经历了尧上述四位先贤的长久发挥之后己具有理论的基本雏形，为儒家中庸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春秋战国处于礼崩乐坏的阶段，国家早己没有了周公当年制礼作乐时的盛况。鲁国的孔子十分推崇周公的学说，一生以复兴周时的礼仪为目标。而“礼”的精髓是“德”，复周礼需复周德。因此，周公的“中德”理论便成为了孔子学说的重要构成部分。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认为，中庸作为德，是至德，只不过百姓己经良久的缺少它了。这其中，“中庸”就是孔子对前人所提的“中德”的继承。

孔子的思想与周公是一脉相承的，或许是因为孔子在周公的封地鲁国生活过的缘由，孔子对周公的礼乐文化非常倡导。孔子所处的时代是诸侯分割领土，各自盘踞于一处，新旧势力彼此更替的时代。奴隶制时代的奴隶主们群体被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所取代，新地主们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蔑视王权不择手段，社会充斥着计谋和战乱，礼兴乐盛的时代早己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孔子一直希望人们可以克制自己的荒唐的行为，回到西周时规范严谨的状态，因此孔子开始强调复兴周礼。道德规范层面，孔子沿袭了周公的“中德”学说并将其发展成为“中庸”。“中庸”来源于“中德”但又不局限于“中德”本身，这两者的不同就在于“中德”将“中”置于伦理范畴，而孔子的“中庸”除了伦理意味之外还具有哲学意义。孔子一生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践行着“中庸”思想。理论层面，即便“中庸”作为词组在《论语》之中仅有一次出场，但仍不妨碍孔子将“中庸”的精髓蕴含于理论之中。

那么，孔子的“中庸”到底有何内涵?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就同门的子张和子夏谁更贤德的问题向孔子发问，孔子认为过分贤德的子张和不够贤德的子夏并没有什么区别，提出“过犹不及”的观点，这其实是从正面解释论述中庸。孔子认为过分贤德和贤德不足都是没有符合贤德的行为，不够贤德自然是不达标的，但是过度贤德为什么也是不符合呢?那是因为过分的贤德会使自己失去一种为人处世的度，过度本身就是一种不贤德的表现。这一观点的提出明确了事物的两端，强调了在两端中坚持“中”的重要性。进而，在如何做到中庸这一问题上，子又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八个字便是他老人家践行中庸的基本原则。在实践层面，孔丘能够将中庸学说贯穿于他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在生活上保持“中庸”心态，践行温和与严厉并存，有威慑力但不威猛，恭敬又不随遇而安的中道行为，始终保持中庸的心态。在社会生活中，孔子既倡导入世精神却不执着于入世本身，赞赏那些守“中”之人。与此同时，孔子在人际交往时也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待人接物时与人为善，对别人犯下的错误既往不咎。而在教育方面，孔子更是能够将中庸思想践行于因材施教的过程之中，教育弟子学会“忠恕”，进而有容人之心，学会成人之美。

总之，孔子对中庸学说从理论、实践两方面进行了宏观的论述，正式宣告中庸观的形成。形成的主要标志有两点:第一，将中庸看作是至高的“德”，使其变成人们在进行道德行为时所应遵守的标准。第二，把中庸理解为“过犹不及”，使之化为一种方法论的原则。这样一来，“中庸”便兼具道德观和方法论两个层次的学说，真正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