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背后是东晋皇权和士族的权力博弈

王敦之乱是东晋初年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内乱，这场内乱让刚刚草创的东晋政权，伤痕累累。这场内乱可以看作是东晋门阀政治下，皇权和门阀之间的博弈和斗争。这场内乱以晋元帝打破皇权和门阀的平衡开始，又以南北士族共同维护皇权和门阀的平衡告终。

起兵作乱

晋元帝能手创东晋，出身北方士族的琅琊王氏是立了大功的，特别是王敦和王导居功至伟，他们二位是堂兄弟，也是东晋的开国功臣。东晋建立后，王敦在地方上担任荆州刺史，手握重兵；王导在中央担任宰相，位高权重

由于琅琊王氏的赫赫功勋，许多王氏子弟占据着东晋的高官要职。。琅琊王氏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当时社会上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晋元帝对琅琊王氏把持朝政的局面，非常不满意。他力图重振皇权，于是他提拔重用刘隗、刁协等庶人，以牵制琅琊王氏，并有意疏远王导等王氏子弟。

同时，晋元帝还以讨伐胡人为名，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各自在外领兵。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戴渊和刘隗的任务就是防备王敦。

秋七月…以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晋书·元帝纪》

东晋能偏安江南，守住半壁江山，是依靠皇权和门阀合作模式得来的。如今晋元帝之举，显然是意欲打破皇权和门阀之间的平衡，必然遭到门阀的反制。

果然，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造反。他从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兵锋直指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

王敦起兵造反后，王导并没有响应。而是保持了非常暧昧的态度。一方面，他带着一家老小20多口人跪在宫门口，向晋元帝请罪，以示自己和王敦不是一路人；另一方面，王导并没有明确反对王敦作乱，当然也没有和王敦划清界限。

王导既没有声援王敦，也没有斥责王敦。他这这种态度，对王敦而言，无异于默许和纵容。王导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晋元帝抑制门阀之举，当然会损害琅琊王氏的利益。所以他会默许王敦的作乱。但是王敦作乱，不可避免会牵连到王导自己。所以他的态度是暧昧而奇怪。

王导的态度，可以看作是北方士族的态度。那就是默许和纵容。北方士族和王导一样，也不希望司马睿打破士族门阀政治。

虽然刁协力劝晋元帝杀掉王导，但晋元帝坚决不同意。晋元帝召见王导时，明确表示自己绝对信任王导。

帝以导忠节有素，特还朝服，召见之。导稽首谢曰：“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之曰：“茂弘，方托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晋书·王导传》

晋元帝不杀王导，原因有三：

一、因为王导是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贸然杀掉他，会不会导致北方士族倒戈相向，抛弃晋元帝，投奔王敦？这是晋元帝不可承受之重。

二、王导是琅琊王氏的重要代表，也是琅琊王氏的门面，还和王敦是同族，如果杀了王导，会不会导致王敦的疯狂报复？司马睿恐怕得掂量掂量。

三、因为在当时，王导是唯一可以调和南北方士族矛盾的人。如果杀了王导，很可能导致东晋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南北方士族合作被毁坏，这对晋元帝而言，也是无法承受的。

江东士族和江东豪强的不同表现

司马睿初到江东时，为了笼络江东士族，对江东士族很热络。但是东晋建立后，司马睿依仗的却是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北方士族，江东士族遭到了冷落。这让江东士族非常不满。

义兴周氏是江东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出身义兴周氏的周玘，曾有三定江南之功，功勋赫赫。然而司马睿坐稳龙椅后，义兴周氏却靠边站了。这让周玘很愤怒，甚至动了造反的念头，不过他还没行动就病死了。

不仅是义兴周氏，其它江东士族的遭遇也差不多。如今王敦兴兵而来，明显是为了“教训”司马睿。所以江东士族当然乐见其成，只是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支持王敦。江东士族保持着自己的中立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江东士族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如顾氏、陆氏等都没有积极参与王敦之乱。而周氏的当家人周札则在王敦进攻建康时，打开城门迎接王敦，使得王敦顺利进入建康。周札的举动，算是江东士族的异类。除周扎外，其余江东士族都没有积极协助王敦。

地位不及江东士族的江东豪强，态度则积极得多。如王敦手下最得力的助手沈充和钱凤，就是江东豪强出身。虽然钱凤说“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但是沈氏的地位和影响力，怎么能和义兴周氏相提并论呢？周氏是世家大族，而沈氏则只是豪强而已，无法跻身士族之列。至于钱氏，只是个勉强能和沈氏并列的豪强罢了。

另外一个江东豪强出身的甘卓，他的表现则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王敦之乱时，甘卓时任梁州刺史，当王敦企图利诱他时，他不为所动，但也没有公开讨伐王敦，而是作壁上观。

不过后来甘卓在乐道融的劝说下，正式起兵讨伐王敦。甘卓这一举动，让身在武昌的王敦大为吃惊。“武昌大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足见甘卓能对王敦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为了嘉奖甘卓，朝廷升任甘卓为征南大将军、侍中、荆州牧，并督荆、梁二州军事。

但是甘卓本人性格反复、瞻前顾后、十分纠结。即便他正式公开讨伐王敦，仍然犹犹豫豫。最终王敦大军沿长江顺流而下，直达建康。身为征南大将军、荆州牧的甘卓，却没有任何作为。

江东士族和江东豪强的不同表现，可以看作是士族和豪强之间的差别。江东士族保持中立，因为王敦并没有危及江东士族的利益；而豪强支持王敦，因为豪强希望能借王敦的力量，帮助自己更上一层楼，跻身士族行列。

攻入建康失却人心

因为北方士族的默认，和江东士族的中立，使得王敦能顺利控制建康。不过王敦控制建康后，他的表现则让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都大失所望，对王敦的态度转向抵制。特别是王敦退回武昌后，心有不甘，试图发动第二次叛乱时，更是遭到了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的联合反对。

王敦入驻建康后，在建康大开杀戒，杀害了许多有名望的人，最典型的就是周顗和戴渊。他们虽然不是士族，却是司马睿的坚定支持者。除了滥杀无辜，王敦还有谋朝篡位之举，甚至试图联合王导，推翻晋室，自立为帝。遭到了王导的严词拒绝。

不仅是王导反对王敦篡权，琅琊王氏的大多数人也反对王敦篡权。而其它北方士族显然也不希望看到琅琊王氏一家独大，当然会坚决王敦篡逆之举。

同样是来自北方士族的谢鲲（陈郡谢氏出身），和王敦关系很好。王敦起兵造反时，谢鲲一直待在王敦身边。但是当王敦攻入建康，做出篡逆之举时，谢鲲极力阻止。见王敦不听劝，谢鲲便离开了王敦。

另外还有龙亢桓氏桓彝、颖川庾氏的庾亮，这些来自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都坚决反对王敦谋朝篡位。

再次作乱终被平定

在得不到北方士族的大力支持下，王敦即便掌控了朝廷，也很难有所作为，所以他只好返回武昌。不过王敦并没有消停过，一直在搞各种篡逆的动作。王敦后来移镇姑孰，企图控制京畿。

其实王敦的篡逆之心，早就有之。

初，王敦见刘琨劝进表至“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祚者，非大王而谁!”敦大怒，投表于地，曰：“读《左传》三十年，一朝为琨所用！”-《建康实录》

后来王敦攻占建康之后，更是发出了“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感叹。如果说王敦第一次造反是为了反制司马睿，维护皇权和门阀之间的平衡。那么王敦的第二次叛乱，则是凸显了他早有谋逆之心。

病榻中的王敦，还在钱凤的建议下，对义兴周氏展开疯狂杀戮。“一门五候、三定江南”的义兴周氏遭遇灭族之祸，从此一蹶不振。

义兴周氏的遭遇，在江东士族中引起恐慌，他们再也无法像首上次那样保持中立了。王敦发动第二次叛乱没多久就病死了，王敦的部众打着王敦的旗号，继续作乱。而他们作乱的主要区域，就是江东士族的家园。于是江东士族坚决和朝廷同心同德，抗击王敦叛军。

当沈充、钱凤的叛军进逼建康时，虞潭“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数万”，共赴国难。张茂之妻陆氏“倾家产，率茂部曲为先登以讨充”，义兴人周蹇也杀掉王敦任命的义兴太守刘芳；浔阳太周光杀掉了钱凤。

还有江东士族领袖之一的纪瞻，因为他引荐了流民帅郗鉴，才使得郗鉴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制约王敦的关键人物。

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材，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征之。-《晋书·纪瞻传》

北方士族对王敦再次兴兵作乱，更是无法容忍，也和朝廷一起痛击王敦叛军。在朝廷的统一指挥下，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并肩作战，终于平定了王敦之乱。

结语

王敦之乱，可以看作是东晋皇权和门阀之间的博弈，本质是南北方士族门阀共同维护东晋政治平衡。所以当司马睿试图打压士族、重振皇权时，立刻遭到士族的反击。而当王敦试图篡夺晋室、打破南北方士族合作基础基础时，遭到南北方士族的共同反击。

王敦第一次叛乱，就是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士族，出手维护东晋政治平衡。所以不管是北方士族，还是江东士族，都没有公开反对王敦。

而王敦第二次叛乱，则是彻头彻尾的篡逆之举。王敦此举严重损害了其它士族的利益，也严重打破了东晋政治平衡。这是南北方士族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南北方士族联手抵制王敦、平定了王敦之乱。

王敦之乱，恢复了东晋门阀政治该有的样子。那就是在南北方士族合作的基础上，士族门阀执掌大权，皇权只作为象征存在，不能拥有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