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百年祭：文学就该回到人

文／龙之朱

“杭州官员馈赠的程仪殊不丰厚，倒是送了不少花雕和莼菜，坛坛罐罐，装了半船。装莼菜的瓷罐子里多一半是西湖水。我能够老是饮花雕酒喝莼菜汤过日脚么？开玩笑！”

每每读到汪曾祺小说《金冬心》，都会忍俊不禁。金冬心会不会这样且不论，而汪曾祺，却没准儿真会这样。也因此，一个笑模样的、饮着花雕喝着莼菜汤的老头形象，就浮现眼前了。

作为一个上世纪20年代生人，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足足23个年头了。

汪老头去了，我们都很怀念他，怀念他破空而出冲淡洗练的文风，怀念他笔下邈远飘逸洒脱的人物，怀念他调笑奚落背后淡远深刻的悲悯。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上世纪80年代，当整个社会还迟疑不定的时候，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作品让人眼前一亮。小英子、明海小和尚、文嫂、高北溟这些人物次第而来，带给人无以言表的冲击。

主题不突出，背景不鲜明，人物不主流，文字中有一股淡淡的愁绪和莫名的伤感，当然，也不乏趣味和各种小机巧、各种出圈儿的话，像《受戒》中就有：“姐儿长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文学也可以这样？当然。汪曾祺写道：“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庵里没有清规，作家也没有被规矩束缚。一个六旬之人，硬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江湖中别开天地。

尽管汪曾祺也曾为自己辩解，比如他曾回应对其作品“淡化”的批评，“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然而，汪曾祺的所有努力与成就，恰恰正在于这种“淡化”，与主流、与英雄、与冲突保持距离，以文人画的风格与气质，呈现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苦乐。其根本意指在人，在生命，在文化。

这样的“横空出世”，不排除其对之前操弄“三突出”样板戏的价值反拨，也是长期以来的文化取向、艺术气质使然。

他说，“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这些意见颇见沈从文的影响。实际上，汪最初的文学理念多得益于这位湘西的“乡巴佬”。

夏志清于上世纪50年代在耶鲁大学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沈从文：“他的作品显露着一种坚强的信念，那就是，除非我们保持着一些对人生的虔诚态度和信念，否则中国人——或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地变得野蛮起来。”“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义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

“对现代人处境关注”，其实就是回到文学的终极命题——关注人，关注人的处境。这些话同样可以转移到汪曾祺身上。经历了几十年颠沛流离生活的老汪，他的散淡邈远，与其说是一种疏离，不如说是紧紧扼住了人的价值与命运的喉咙。

他对于苦难生活的记录，也并非全都是大家看到的说笑清谈，以他在下放张家口所写下的一系列作品为例，《七里茶坊》、《羊舍一夕》、《葡萄月令》、《沽源》文中都藏着深深的哀伤和同情。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

至于他个人，即便再淡，也会偶尔露峥嵘。就像他在《徙》所写，废科举之后的读书人徐呆子每逢初一、十五，就会到大街上去背诵他的八股窗稿。“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沫横飞，声嘶气竭。长歌当哭，其声冤苦。”“他这样哭了几年，一口气上不来，死在街上了。”“高北溟坐在百年老屋之中，常常听到徐呆子从门外哭过来，哭过去。他恍恍惚惚觉得，哭的是他自己。”

经历过惨淡人生的汪曾祺，会不会也有同样的代入感？

时代在变。人们越来越怀念那个边缘的作家沈从文，怀念那个乐呵呵的老头汪曾祺。金刚怒目、长歌当哭、浩荡长风、雍雍穆穆这些当然是能够裹挟着伟力的时代洪流，但洪流之下，也不妨给山里的清泉、林间的小鸟、路边的草花留一些空间。生命从来都是全方位、多层次、活色生香的体验，更多回归到人本，更多呈现质感的生活，更多镌刻一些时代的细节，本身就是文学和文学家的使命。

“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静，需要安慰，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这是1992年汪曾祺为《当代散文大系》撰写的总序中的一句话。你可以理解为对当代散文的整体性评价，也可以视为汪曾祺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