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之《下放记别》：以平淡言语记述别离

杨绛先生，本名杨季康，是一位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更是一位深得中西文化精髓、洋溢着艺术灵性与诗情、有着文人情怀与人文关怀的作家。她融汇多种文化质素，以深厚渊博的知识素养和聪慧幽默的思维语言在戏剧、散文、小说等文艺创作方面显露了卓越的才识。

1981年7月，杨绛先生创作的散文集《干校六记》首次出版。该书共收录《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篇散文，记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杨绛与钱钟书等人被下放到河南息县、明港干校期间的生活。在那个荒唐动乱的特殊年代里，杨绛首先记录下与身边人的三次离别，仅寥寥数语却饱含无尽哀伤；参加集体劳动，有了“我们”与“他们”的分别，并非基于个人的阶级背景，而是基于人性的考察；看守菜园，她与丈夫可因故在菜园相会，晒晒太阳、闲聊散步，平淡之中不乏深情；为和丈夫相聚而冒险走夜路，将其中险境用平淡文字简单形容，隐含夫妻间的相互关怀；最后，在杨绛提起去留问题之时，钱钟书常引柳永的词自喻“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何不体现着知识分子赤忱火热的爱国之心？

就《下放别记》而言，讲述了三两次的别离，言语简单平淡，但所隐含的感情却深厚且复杂。通读之下，文中所述的杨绛先生与身边人的经历，蕴含着看似难以用言语表述的复杂交错的情感，却在先生的笔下描写得恰到好处，不过分刻意抒情也不至于平淡乏味。《下放别记》的故事于一九六九年开始，知识分子们在等待通知下放干校的地点与日期。这时对中午用餐情况的叙述——在单位食堂排队买饭足足要费半个小时，却因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使得夫妻间平淡而又充满温情的相处模式跃然纸上。而后，讲到丈夫默存将要提前遣队，也是等不及给默存过虚岁六十的生日，之前两人商量好要吃一顿寿面庆祝的想法也就无法实现了，遗憾意味表露无疑。待“我”问至为何提前遣队的原因，默存的回答是有可以依赖的“我”撂起这个家，这段简单问答无不透露着夫妻间的信任与安心。当“我”开始为默存收拾行装的时候，虽然已久不缝纫，但仍为默存做了毛毯的套子、也补了裤子，显然也是放心不下丈夫一人下干校的生活与处境。待默存走了一两天，有人通知下干校可以带自己的床。于是乎，只有一天的期限但至少得两人一起动手的活，“我”借着牙齿帮忙捆好了木床的零散部件，分成了三部分寄了过去。这里作者用了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来比喻这零散的部件，“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更多地是借此表述了自己内心对于家人分离的悲伤与担忧。好在默存来信，那三部分又重聚了，也是对所比喻的情境有一个好的结局了。直至“我”于八个月后下放，相隔许久再次见到干校的默存，简直换了个样却依旧可以一眼就认出，而大夫却久久无法确认下他的身份。自此两人相去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程了，虽各有所属、得听从指挥，但也算是相聚到一起了。

这些事情简单的讲述，读者却可以从中感受到老夫妇二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因为彼此的陪伴才消减了生活的乏味，因为信任可以把家交给对方，因为关心可以重拾缝纫活儿添补物件，因为深爱可以认出完全变样的对方……对打包木床的简单比喻，却是道出了作者心中对一家人团聚的渴望与念想；对认出默存的简单对比，反映出夫妻二人熟悉到凭感觉就可以知道，而旁人却确认了众多信息依旧难以相信。而这些，都在作者笔下以平淡的口吻简单叙述，却依旧道出了夫妻间的深厚情分。当然，这些内容所表露的并不止夫妻情深，就比如在借用牙口打包木床的描写中，读者也可以深刻感受到那个动荡混乱的时代中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艰辛苦楚，却也只是被作者用简单言语一笔带过。

然而，我们也可以从杨绛先生对下放干校前干活儿时候的简单讲述中，感受到这些知识分子所遭遇的艰苦境地。文中讲到挖防空洞、搬图书，尤其是一次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馆搬书籍、书架、书柜等物品，有人一进去就被呛到连打喷嚏，还有人满面尘土地出来咳吐的尽是黑痰。这些细节的刻画，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他们的处境是何等恶劣！更别说在后文对默存去了干校之后的生活经历的描写，更是令人于心不忍。写到干校人员一下去就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八十个人挤在一屋；后搬到息县东岳，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炉子，女同志脸上都生了冻疮，过年造房女同志也充当劳动力。还有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虽是误把大块药肥皂当鱼肉吃了的笑话，但幽默诙谐之中却更带有凄惨与伤感，惹人深思。

杨绛先生是一位具有浓厚人文意识的知识分子，她的作品所用语言通常都平淡朴实，却又能将文字背后所饱含的复杂情感自然流露。“文如其人”，是对杨绛先生作品语言的诠释，也是对杨绛先生超然情操的歌颂。在其智者思想情感的光影辉映中，杨绛先生一直坚守自己真淳坚韧、静穆追远的人生理想和写作信念，她所建立的有着独特内在秩序和美的结构的文学世界，显现出了一种在人文精神意蕴上不倦追寻和具有文化建构意味的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