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盲人按摩师的光明与黑暗

原创 孙林徽 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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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节来临，我们将目光投向特殊的劳动者“盲人按摩师”。

钛媒体编辑丨孙林徽

中国有超过1700万视力障碍人士，他们中有全盲和半盲：全盲者对光失去反应，半盲者视力低于正常视力60%。他们的日常生活、就业都因视觉障碍受到极大限制。

盲人按摩是盲人就业最常见的职业，每个城市的街头都有盲人按摩店。五一劳动节来临，我们将目光投向特殊的劳动者“盲人按摩师”，他们是钛媒体影像《在线》第103期的主人公。

电影《推拿》中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眼睛是有分工的，一部分看得见光，一部分看得见黑。

盲人按摩师没有因为失明而放弃生活，他们甚至比健全人更多一份对命运掌控的渴望。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有共同的光明；在黑暗视界里，他们有各自的黑暗。

6个人、6张床，一家简单的盲人按摩店

4月24日，北京，鑫缘堂盲人按摩店员工（左起：前台张姐、按摩师老姜、店长老李、小路、小朱、老张）。

鑫缘堂盲人按摩店在北京地铁四号线枣园站附近，这是一家很普通的小店，面积约40平，店面装修简单，六张按摩床占去了大部分空间。

这家店2016年开业，有5名按摩师和1名店员，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故事。

老板老李和按摩师老姜视力全盲，按摩师小路和老张视力半盲。按摩师小朱视力正常但肢体残疾，1岁时一次高烧造成的脑炎，让他留下走路不稳的后遗症。

“后勤”张姐不是残疾人，她负责打扫卫生、换洗床单、为大家买菜做饭。

小店每天早上9点半开门，晚上11点关门，按摩半小时收费60元，一小时100元，平均每天有20到50位客人光顾，客源以周边居民为主。

按摩店包吃包住，按摩师每月保底工资4000元，绩效按钟点数计算，多劳多得，每个人每月收入在4000～6000元不等。

4月22日22:28，北京，鑫缘堂盲人按摩店。

2020年1月中旬店里就开始放假，所有人都回了老家，1月底疫情爆发，老李通知大家，年后不必着急返京，等安全了再复工。

受疫情影响，这家按摩店停业近三个月，直至4月16日才恢复营业。营业第一周，客流量较疫情前少了近一半。

老李说，房东没有减免房租，为了让生意快点好起来，店里推出5折办卡的优惠活动。

鑫缘堂盲人按摩店，盲人按摩师小路为客人做按摩。

疫情期间，按摩师小路在老家也没闲着。他用自己的手艺招揽生意，为村里人按摩，一人一次收费30元，那两个多月挣了2000多元，他说“挺知足的”。

1.5分之差，高考失利后晕倒，

高烧损坏视神经

盲人按摩师老姜为客人做按摩。

按摩师老姜48岁，他视力全盲，但他不是先天的盲人，他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7年前，那时他还是21岁的小姜。

1993年，小姜21岁，是一名高三学生，在老家黑龙江大庆努力备战当年的高考。

为了赶在早自习前争取更多学习时间，每天早上他都起得比宿舍其他同学早，起床后他常常一个人跑到教学楼后面的小树林背书。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走路、吃饭时他都“争分夺秒”地想着考点知识。

老姜说，对他来说，考上大学是走出农村的唯一方式，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在家种地。他不想当体力劳动者，不想种地，他想当脑力劳动者，成为家族第一位大学生。

他的理想是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高中当语文老师，终身有个“在编制内的铁饭碗”。

高考结束，放榜前几天，焦虑的小姜开始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病情没有好转，他也没去医院检查，他太渴望“金榜题名”，满脑子想的都是“成绩和分数线”。

放榜当天，小姜激动地蹬了20公里自行车从村里赶到县城。他顾不上汗流浃背，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钻着缝隙挤到榜单前。

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感冒发烧的缘故，来到榜单面前，老姜却看不清上面的字，眼前大红的纸上，黑色的毛笔笔画都成了错乱的重影。

小姜喊同学帮忙找自己名字和北师大分数线，同学找了一会告诉他结果：“你585.5分，北京师范大学的分数线587分。”

585.5、587，自己跟分数线只差1.5分！这个1.5瞬间将他击碎，他“一下就崩溃”，当场晕了过去。

四位盲人按摩师的编号，7512分别对应：老姜、小路、老张、小朱。

老师和同学把他送到医院，再次睁开双眼时，他还在发着烧，尤其感到双眼发烫，一旁的父母焦急万分，一直跟医生恳求，要给儿子用最好的退烧药。

不管什么退烧药都无济于事，发烧一直在持续。

一天夜里，小姜感到口渴，他端起病床边一杯凉水，一口就下了肚。喝完水没多久，他的视力急速下降，直到眼前变得模糊一片，看什么都雾蒙蒙，“像被罩上一层纱布”。

小姜被诊断为“高烧引起的眼底视神经损伤”，医生说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眼病，患者视力会越来越模糊，直至双眼全盲失明。

高考失利，21岁的小姜还有机会“再战”，而不可逆的眼神经损伤却像一个黑暗的深渊，让他活在光明一天天消逝的绝望中。

他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志愿是东北师范大学和沈阳师范学院，第三志愿是绥化师专、呼兰师专、吉林师专。

第二志愿分数达标，但未被录取。最终他被第三志愿绥化师专录取，但因为眼睛已经看不清字，无法看书，他就此放弃了大学。

出院回家，小姜关上房门，整天把自己锁在卧室。他拒绝社交，哪里都不去，什么也不做，除了吃饭，其他时间都躺在床上。

“假如顺利考上大学，我现在正在北京，在教室里上着课；假如没有差1.5分，我也许不会晕倒；假如没有发烧得眼病，我一定还有机会复读。”

躺在床上，小姜思绪万千，想得越多，他越觉得人生没有希望。父母眼里那个“文静、内向、懂事的儿子”也开始变得暴躁，变得“动不动就发脾气”。

家人谁也不敢说“眼睛”的事，父母也只能小心翼翼安慰小姜“不要害怕，家里会想尽一切办法求医问药治眼睛”。

1993年到1998年，5年时间，父母带着小姜跑了东北各大医院治眼睛。检查完毕，几乎所有医生都劝他们放弃：这种眼病是世界医学难题，无法治疗，不可能恢复正常。

1998年，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就医后，父母准备带着小姜到北京求医。医生告诉这家人：“你们是农村的，挣钱很辛苦，你要相信我的话就别去了，你就算去，那的医生和我的说法也会是一样的。”

医生说，对于攻克这样的难题，全国的眼科界都有交流：“我就和你们说实话，还是尽早放弃吧，继续看病只会白白浪费钱，这个病真的医治不好。”

为了给小姜看眼睛，家里花了三万多块钱，里面有一半是跟亲戚借的，这笔钱在当时，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跑了5年，在听医生的劝说下，他们放弃了，没再到往医院跑。

4月24日，老姜回忆往事，想起父母为自己承受的苦和累，不禁潸然泪下。

小姜心里很明白，父母其实承受了更多。一次，他看见母亲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偷偷抹眼泪，这样的情景，让他也难受地哭了起来，但他还是很快抹掉眼泪，上前安慰母亲。

在绝望中，他的视力一点点在衰退。1993年出院时他还能辨别人的面孔；过了半年，他就看不清路了；过了几年，体积庞大的农用四轮车，他只能看清轮廓；再之后，他连四轮车的轮廓也辨认不出来了。

挣扎9年才接受现实，进入盲校改变了人生

小姜在自我封闭中度过了9年，9年间，他想过自杀，但每每想到父母，他就放弃了那些念头。小姜熬成了老姜，他开始接受现实，决定走出去。

父母在变老，将来自己还是得以盲人身份独自生活下去，他明白得有一技之长才能养活自己，于是听从亲戚建议，去了盲人学校学按摩。

其实1993年，就有亲戚建议他去盲人学校，当时他全然拒绝。他坚信自己双眼还能复原，也不愿意被当成残疾人看待，他甚至觉得去盲人学校学习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他不想跟盲人待在一起。

走出来的第一步，是承认自己“残疾人”的身份，要先办理残疾证。老姜先是去医院做了体检，拿着体检报告接着去了残联办手续。

残疾证是家人帮着领回家的。他记得，2002年的那天，父亲将一个“本子”递到他手里，告诉他那是残疾证。

那“本子”比他的手掌小，他反复用力摸着“本子”的封皮。挣扎了9年，自己的身份就此尘埃落定，那一刻，他承认了自己是个残疾人。

老姜为客人做按摩。

2002年5月，老姜进入盲人学校。他发现很多同学视力还不如他，除了盲人，学校还有一部分肢体残疾甚至瘫痪的同学，对比之下，老姜产生了一种知足感。

“我只是眼睛看不见，但我还能走、还能劳动挣钱养活自己，很多人的人生比我更艰难。”老姜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变得外向。

从盲文开始，老姜一路学了按摩理论、中医穴位和按摩手法。学习过程中，随着跟同学的交流，他的思想也变得活跃起来。

老姜觉得，到盲校之前，自己就是“井底青蛙”，“自己不走出去，更不允许别人进来，进入学校就不同了，成了跳出来看世界的青蛙”。

老师“非常有耐心”，老姜一遍学不会，老师愿意教十遍，在盲校的学习彻底改变了老姜的人生。

老姜在盲校学习了两年，2004年毕业。那年他32岁，一毕业后就只身出门打工，开始自食其力。从老家周边的市县开始，他还去过省会哈尔滨和山东的盲人按摩店工作。

到2010年，老姜的视力变成了全盲，他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老姜对钛媒体《在线》打了个比方：

视力衰退的感觉就像看蜡烛燃烧，最初可以看到火焰，之后是减弱的火焰，接着只能看到一点点光亮，再之后全黑掉，最后连蜡烛都看不见了。

那些年，老姜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客人。

在大庆一家盲人按摩店，曾有人指着老姜喊“让那个瞎子来给我按”。这种“羞辱”让老姜很愤怒，他当场回击：“你咋说话呢？今天就算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不按，你愿意找谁就找谁！”

老姜觉得，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是不会那样讲话的。从那以后，谁敢在按摩店直呼“瞎子”，他就会立刻把对方请出去，拒绝提供服务。

4月22日，北京，鑫缘堂盲人按摩店。

2015年，老姜来到北京，已在北京工作5年，他很喜欢北京。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过11点下班回宿舍，一天要接待4～10名顾客。

“客人都很客气，逢年过节时，还有人给我们送粽子、月饼，开车带我们去周边玩。”老姜对钛媒体《在线》说，北京顾客有礼貌，从来没有人在店里直呼他们为“瞎子”。

老姜说，盲人按摩很讲究，除了按穴位，还包括压、揉、拍、搓、点、敲、剥等手法，最重要的是必须懂中医。

通过按摩他可以判断顾客“胃口好不好”、“是不是上火或者便秘”，甚至“身体是不是受过伤”，根据判断，他会给顾客一些身体调节上的建议。

顾客按完感到舒适，连声道谢的时候，老姜觉得十分满足，“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他们的‘谢谢’就是我的成绩。我靠自己的双手给别人缓解疲劳，体现了我的价值，也证明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48岁，他渴望爱情，想结束漂泊

老姜在员工厨房吃晚餐。

老姜想成家，但是“缘分未真正来到”。

他谈过三次恋爱，跟女方都是相亲认识的。和很多身体健全的人“看条件”不同，盲人谈恋爱，看的不是“身份、地位、车子、房子”这些条件，而是看身体条件。

三次恋爱对象分别是全盲、肢残瘫痪、半盲，三段恋情都以无果告终。

老姜说，最喜欢第2个姑娘，但是对方的瘫痪在恶化，将来会恶化到生活完全无法自理，他考虑到自己全盲，将来也没办法照顾她，就放弃了。

“不成家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生。”老姜想找个身体情况不比自己差太多的人简简单单过日子，因为余生他们“要有能力彼此照顾”。

来北京5年，老姜很少出去游玩，和其他按摩师一样，他的生活轨迹在按摩店和宿舍之间来回。

2016年4月8日，朋友带他去长城，转公交时路过北京师范大学。朋友告诉他，他们正经过北京师范大学校门口，这个有口无心的提醒，让老姜一刹那想起往事。

“从校门口走过，路并不长，十几步就可以走完，但那天我感觉自己走了很久，那是我人生中一个最漫长的路过。”老姜对钛媒体《在线》说。

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父母身体健康，自己不成为家人的负担。他梦想着可以开一家自己的按摩店，结束在外漂泊。他想早点稳定下来，找到一个有缘人组成家庭，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2岁高烧致盲，29岁学按摩，

49岁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待”

鑫缘堂盲人按摩店，老板老李（左）。

鑫缘堂老板老李2005年到北京创业，鑫缘堂是他四年前开的。他是哈尔滨人，视力全盲。2岁的一场高烧毁掉了他的双眼，从记事起，他就看不清这个世界。

虽是全盲，老李还是能感受白天和黑夜。当他睁开眼睛时，会露出两个一片白的眼球。老李很少睁开眼睛，他怕自己“吓到别人”。

老李成长在农村，小时候家里很穷，加上自己是盲人，所以他从小到大都“无所事事”。

19岁，他从收音机里第一次听说“盲人按摩”，那是一个电台节目，介绍了一位校长如何艰难地创办盲人按摩学校，如何培养能够自食其力的盲人按摩师。

老李认真听完，很有感触，作为盲人，能从事的工作太少了，当时他就想，有机会一定要去学。到29岁，老李开始上盲人学校。对老李来说，这是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去学校前，老李很内向，家里偶尔来个陌生人和他说话，他都会紧张到满脸发烫。在盲人学校，老李慢慢打开自己，他开始练习演讲来训练自己的胆量。

他开始学盲文，学按摩，还在学校交了很多朋友。毕业后，老李先后在黑龙江、辽宁、宁夏打工做盲人按摩，2005年来到北京，2016年开了鑫缘堂盲人按摩店。

老李在收银台，他身后的墙上是价目表和打折办卡的广告。

在店里，老李不怎么按摩，他主要负责收银和顾客信息录入。

他的“记忆力超强”，顾客信息都在他的脑子里，顾客进门开口讲第三句的时候，他就能迅速在脑海里搜索到客人的准确信息。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自然为你打开一扇窗。”老李说，盲人的听力和记忆力会比正常人好很多。

依靠读屏软件，老李还可以无障碍地操作电脑。2008年有个朋友告诉他，电脑会普及，互联网是一个趋势，所以他就买了台电脑，从头开始学。

老李坐在门口用手机听新闻。

老李喜欢听新闻，疫情有什么新情况、国内外发生了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做什么新决策，他都十分关注。

他还喜欢文学，看过作家毕飞宇写的小说《推拿》。他觉得那本书的艺术加工太多：“生活可不是小说，不过正常人愿意关注我们这个群体总归是好事。”

老李有个幸福的家庭，他的妻子视力半盲，儿子10岁，是个身体健康的男孩。说起儿子，老李满脸幸福，他一直记得孩子出生那天的情景。

2010年7月10日，妻子临盆，家里的亲戚、邻居5个人在产房门口等着。等了两个多小时，孩子出生了，那些人都围上前看宝宝，似乎一下忘了老李是个盲人。

老李呆坐在椅子上，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该往哪走，后来那些人看完了孩子才想起老李还坐在外面。

陪妻子坐月子，老李一个月都没敢碰一下儿子。第一次抱起儿子那瞬间，他觉得自己像是捧了个炸弹，四肢变得僵硬。

“不敢碰，不会抱，他又小又软，生怕没抱好掉到地上。”老李抱了没几分钟，立刻放回去了，但他心里面是开心的。

妻儿如今在河北固安生活，妻子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他们一有空就给老李打电话。

儿子外向，每次通话总是说个不停。老李安静地微笑着听儿子讲学校的琐事，偶尔插空问儿子学习情况，以及“在家听妈妈的话没有”。

电话里，孩子喜欢和老李猜脑筋急转弯，这个环节总是让老李很开心。儿子虽然有些调皮，但是十分懂事，是他后半生的全部动力。

儿子2岁时，有一天摸着他的眼睛说：“爸爸的眼睛坏了”。老李故意逗他：“是啊，爸爸的眼睛坏了，连路都走不了，怎么办呢？”儿子说：“爸爸别担心，以后去哪我领着你。”

“儿子是我的眼睛。”老李对钛媒体《在线》说，孩子长大后，果真就经常领着他出门。

4月24日，北京大兴区黄村丽园路一家超市，老李在购物。

其实，不到逼不得已，老李很少一个人出门。“全盲的人，如果自理能力还不错，可以用盲杖自由行走，但其实绝大多数都做不到。”老李对钛媒体《在线》说。

老李深有体会，城市里很多盲道长期被自行车、摩托车、其他基础设施甚至电线杆占用，有些还和下水井盖相连，这让盲人“根本没办法走”。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情况，更不用提三四线城市。”老李感叹道。

乘公交也不方便，公交站点班车密集，多辆车同时到站时没有语音播报提醒，盲人很难判断哪辆是自己在等的车。

“偶尔碰上志愿者，大多数情况都是问身边的路人，但别人也急着赶车，要么直接上车没空理会，要么不大情愿地没耐心回答。”

4月24日，北京，老李坐在店门口晒太阳。

49岁的老李对如今的生活很满足，他遗憾的是没用自己赚的钱孝敬过父母，“子欲养而亲不待”。

父母去世前，老李还没学盲人按摩，也没有工作，两位老人心里最挂念他，因为其他孩子都很健康，唯独老李没有独立。

老李有时候做梦会梦见母亲，在梦里他安慰母亲说：“放心吧，我现在自己能养活自己了。”但梦醒了之后，他的心里，只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