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一前一后有两个伯颜，都是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前面这个伯颜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大臣，对元朝的建立和巩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面这个伯颜是元顺帝时期的权臣，擅权专政，倒行逆施，推行极端的民族压迫政策，加剧了社会矛盾，动摇了元王朝的统治根基。将两个人相比较，所以才有“成也伯颜，败也伯颜”之说。
元朝初年的伯颜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爱将，担任过中书左丞相、同知枢密院事（主管军事的部门二把手）等职务，是文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他谋略深远，善于带兵用兵，号称“统二十万大军，如统一人”。1274年，伯颜率军30万进攻南宋，在丁家洲与南宋奸相贾似道率领的宋军展开决战，大败宋军，乘胜直逼南宋都城临安，迫使宋恭帝、谢太后归降，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元军占领临安后，伯颜下令封存国有府库账簿，指派专门机构管理。并严禁军士入城掳掠，胆敢违令者军法从事！
伯颜律己治军都极为严格，率军北归时，随身物品只有衣被，别无他物。回到朝廷，一字不说自己的功绩，深得朝廷上下敬重。后来伯颜又数次平定元朝内部叛乱，并受忽必烈遗命，扶立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对元朝初年政局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仁宗当政时，应儒学大师王约的请求，为伯颜在杭州建立了祠堂（忠武王庙，即元丞相伯颜祠也），姚靖在《西湖志》里写了建祠理由，就是伯颜进军临安城下，等着宋朝君主投降，没有妄动刀兵，屠戮百姓，杭州百姓为此建祠。
元顺帝时期的伯颜是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在权臣燕铁木儿死后独揽大权，铲除燕铁木儿之子唐其势、塔剌海，毒杀皇后伯牙吾氏（燕铁木儿之女），震慑皇帝和百官，形成了说一不二的朝堂威势，他的封号、官衔加在一起长达246个字，在元朝历代宰相中前所未有。他是蒙古贵族守旧派代表，曾对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不要让他读汉人书。汉人读书，实在太欺负人了。”
有一个官员建议废除科举，正中伯颜下怀，他逼迫皇帝下诏停止科举取士，把各地儒生的宿舍改为军营，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中央、地方部门的长官全部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堵塞汉族士人的晋升通道。后来因为广东、河南等地爆发起义，伯颜趁机下令汉族人不得拥有兵器、马匹，甚至连农用铁禾叉都被禁止使用，以防造反。
更过分的是，伯颜还提出过一个疯狂至极的想法，即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以此来消除汉人“造反”的隐患。多亏元顺帝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他的这一罪恶想法才没有得以实施。伯颜的倒行逆施，最终引得天怒人怨，他的侄子脱脱与元顺帝联手，乘伯颜外出游猎之机发动政变，将其贬黜到外地。伯颜最终在流放途中病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从伯颜身上，可以看出元朝民族压迫政策的深刻烙印。元朝建立伊始，就将治下的百姓划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族与契丹、女真等民族）与南人（即新征服的南方汉族），汉人、南人地位低下，受到的歧视、压迫较重。这种压迫是制度性的、长期性的，有确凿的事实依据。但民间流传的一些极端说法，可能有杜撰演绎的成分，有以偏概全的现象。
比如流传的“汉人结婚，新娘的初夜权必须给蒙古人，导致汉人都会把第一个孩子摔死”这类说法，在元朝颁布的法令中没有此等条款，在正史中也没有任何记载。如果真有此等恶事，明朝编写的《元史》一定会有所记述，这更体现了推翻旧政权的合理性。而且真有此等政策，极其看重女子贞操的汉族百姓如何能够忍受，元朝可能早早就灭亡了。所以制度法令层面，元朝不可能有这种混账透顶的规定。但看了伯颜的行径，也不能排除在个别地方、个别蒙古贵族身上，会出现此等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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