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起中外学术桥梁，共探疫情下器官移植之路

截止日前，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确诊人数已逾300万，累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疫情之下，世界各地也陆续出现了实体器官移植（SOT）受者感染COVID-19的病例。SOT受者因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而处于免疫功能不全的状态，而中国专家在前期预防和治疗SOT受者感染COVID-19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在此情况下，4月23日由罗氏医学部携手中国医学论坛报以国际视频连线的方式，架起了一座器官移植领域国际学术交流的桥梁，以期帮助SOT受者早日度过至暗时刻。本次论坛中文频道超过3.7万人观看、英文频道有逾4.4万人观看。

开幕致辞

本次会议首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郑树森院士与哈佛大学附属布莱根妇女医院移植外科主任、移植外科研究所所长Stefan G. Tullius教授致开幕辞。

Tullius教授对罗氏医学部及中国医学论坛报在此特殊时期提供的学术交流平台，汇聚中外知名移植专家进行经验分享、病例探讨表示由衷的感谢。

郑院士进一步指出，本次网络会议，全球移植领域的知名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COVID-19疫情全球爆发情况下器官移植领域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希望借此机会可深入交流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分享、提升对SOT受者的管理水平，共克时艰，造福广大病患。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教授担任主持人，讲者和讨论嘉宾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奥地利。现将会议内容精粹如下，以飨读者。

共享中国病例研究，知往鉴今

在中国武汉疫情爆发时期，南京大学附属金陵医院文吉秋教授奔赴武汉火神山医院，参与了临床一线的抗疫工作。文吉秋教授在会上报告了一例特殊病例，该患者在外院诊断为淋巴瘤，曾接受包括抗CD20单抗在内的多种化疗药物的治疗，治疗后患者机体免疫力低下，体内无法产生抗体，病毒检测持续阳性。对这例患者采用了恢复期血浆输注，以及新型抗病毒药物法维拉韦进行治疗，患者的病毒检测全部转为阴性，顺利出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该患者的治疗经验投稿到血液病杂志后，也被杂志社推荐到与WHO分享治疗经验。而Mayo Clinic也在此基础上，开始使用法维拉韦治疗COVID-19的临床研究。

随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朱兰博士为我们带来了其团队最新的临床研究。研究纳入10例肾移植后感染COVID-19的患者，并同时入组了10例患者亲属作为对照组。研究显示，相较于正常人群，移植后感染COVID-19的患者病情更严重且恢复更差，但完善治疗后多数患者仍获得了不错的效果。基于研究中经验，朱兰博士表示，在减少或停止CNI方面，必须把握好时机。出现症状好转，CNI用量应逐渐恢复以避免急性移植排斥反应。此外，低剂量的皮质类固醇（0.5-1 mg/kg·d，持续时间≤7天）可抑制炎症反应，从而控制病情进展。对于移植受者来说，移植肾功能保护尤为重要，应注意疫情期间可能导致肾损害的原因，如潜在的肾功能不全、循环衰竭、治疗药物导致的肾功能损伤以及可能出现的免疫损害等。

讨论环节1

在两位中国专家主题分享后，明尼苏达大学肝移植外科主任Timothy Pruett教授表示，在美国COVID-19已成为公认的国家紧急事件，为美国的医疗系统带来了严重负担，也对这一时期的移植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Pruett教授还对如何减少COVID-19对移植工作的影响给出了相应建议。普林斯顿大学医学中心荣誉医师Kennth H. Goldblatt教授就重症COVID-19感染患者的管理分享了相应观点。而来自比利时鲁汶大学的Jan Lerut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陈刚教授均对“移植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剂对COVID-19的影响”这一问题发表了相应看法。陈刚教授结合疫情期间治疗新冠移植患者的经验分享，认为COVID-19并不是机会感染性病原，无论是否使用免疫抑制剂，人们都有可能感染，部分患者可考虑小剂量激素抗炎，但我们更推荐BIPAP行辅助呼吸支持，从而降低插管过程中气体传播病毒的风险，在侵袭性肺炎中应用BIPAP予以氧合支持是我们从CMV肺炎治疗中获得的经验。

同筑中外器官移植“安全堡垒”

随后，美国纽约布朗克斯蒙特菲奥雷医学中心/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肾脏和胰腺移植主任Envr Akalin教授就爱因斯坦-蒙特菲奥雷移植中心在疫情时期肾移植工作的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Akalin教授指出，COVID-19感染的肾移植受者早期死亡率高，感染后3周死亡率达26%，而在美国普通人群的感染患者中则为3%，70岁以上患者中这一数据约为8%-15%。其中心ICU住院患者在3周时的死亡率为70%，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这一数字可能会继续增加。其临床诊治过程中发现，感染COVID-19的患者，尽管超过90%的普通人群伴有发热，移植患者中只有56%以发热为首发症状，其原因可能与免疫抑制治疗有关。此外，疫情期间，其中心很多患者CD3、CD4+和CD8+细胞计数显著降低，而免疫抑制治疗应根据CD4+和CD8+细胞计数进行调整，Akalin教授还建议在COVID-19疫情期间应避免使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kalin教授还表示，D-二聚体水平升高可能导致DIC和静脉血栓形成，早期使用抗凝剂非常重要。

最后，奥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腹部及移植外科主任Peter Schemmer教授为我们带来了COVID-19流行期间欧洲的实体器官移植经验分享。这一时期，欧洲各大医院的接诊流程不尽相同。在格拉茨中心，移植受者评估应包括流行病学，即受者在过去21天内是否与确诊或疑似COVID-19感染病例直接接触以及前21天内受者有无发烧、不适或流感样症状、新发咳嗽、呼吸短促等症状，流行病学和症状呈阳性的受者需进行核酸检测。另外，对于包括医生、护理、理疗、营养学家、放射科医生在内的整个移植团队和受者，也都要进行COVID-19相关防治的特别培训。Schemmer教授还建议，术后应尽早拔除引流管，患者应尽早出院。此外，这一时期应尽量避免门诊就诊，患者可将家中采集的血样送至中心进行监测，并通过电话咨询以尽可能降低院内交叉感染的几率。

讨论环节2

主题汇报后，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Varvara A. Kirchner教授就COVID-19重症肺炎患者是否应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这一话题，为我们带来了多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加拿大皇家医学院会员（FRCPC）、加拿大安省荷顿总医院病理科前任主任刘纪民教授为大家介绍了COVID-19带来的病理学改变。

最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陈静瑜教授详细介绍了在本次疫情中肺移植的工作开展情况。陈教授表示在疫情爆发初期，其团队抗疫工作主要集中在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上，而在后期则开展了肺移植工作。陈教授团队顺利完成了全球第一例COVID-19感染患者的肺移植工作。在此经验基础上，对于出现呼吸衰竭的COVID-19患者是否可以进行肺移植手术以及肺移植手术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陈教授表示，进行肺移植需满足三个标准：首先其PCR病毒载量一定要是转阴的，第二点就是患者的呼吸衰竭是否是可逆的，第三点就是其他器官功能必须要是良好的，尤其是心肝肾等器官功能良好。目前其肺移植团队已完成5例COVID-19患者的双肺移植。陈静瑜教授在为COVID-19感染患者治疗中勇于尝试，为病患探索了新的治疗方式，为病患带来了新的生命。在此，朱同玉教授也表示后续在COVID-19的治疗中希望得到肺移植团队的帮助和支持，以救治更多的患者。

会议最后，郑树森院士对所有与会专家表示感谢，并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中国目前已处于后疫情阶段，在此次与COVID-19病毒的斗争之中，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克时艰。我们同时相信，人类在此次战“疫”中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Tullius教授表示，不同国家和地区面对此次疫情的治疗与防护经验都不同，要再次感谢罗氏医学部与中国医学论坛报提供这一交流平台，供全世界的专家进行经验分享。同时，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定能携手、战胜本次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