酗酒、吸毒、抑郁……这个专辑销量超过周杰伦10倍的男人，终于出自传了 | 远读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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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英国戴安娜王妃车祸去世。在戴妃的葬礼上，一个黄头发、戴眼镜的男人，坐在一架钢琴旁，唱了一首歌。歌名叫《风中的蜡烛》。

　　他这样唱着：

　　“再见，英格兰的玫瑰/愿你永在我们的心底盛放/你如恩泽翩然降临/在这满目疮痍之邦……你的的蜡烛早已燃尽/你的传奇却代代相传”。

　　这首歌成为了有史以来销售速度最快、销售量最高的单曲。这个唱歌的男人，名叫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

　　2013年，第55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当时最红的拉丁歌手胡安那斯（Juanes），抱着一把木吉他站在台上，用西班牙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唱了一首歌。歌名叫《你的歌》。

　　他这样唱着：

　　“你可以告诉大家，这首歌是属于你的歌/也许它很简单，但是我已将它写完/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用文字去记述/世上有了你，生命多么美”。

　　胡安那斯看着台下坐着的一个男人说：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献给你的；我相信你的音乐，在每一种语言里都有魔力。

　　那个台下的男人，名叫埃尔顿·约翰。

　　2019年，在全中国的各大影院门口，都立着真人版《狮子王》的电影海报。一股“狮子风”刮遍了全国，让人怀疑那不是影院，而是非洲大草原。

　　跟着这股热潮的，还有当年《狮子王》电影里的两首歌：《今夜你能感觉到爱吗》和《哈库那玛塔塔》。在两首歌里面，流行天后碧昂丝献声，演了一回母狮子。

　　写出这两首歌、造就了《狮子王》不朽经典的人，名叫埃尔顿·约翰。

　　埃尔顿·约翰，是一个有分量的名字：

　　他是英国的“国宝级”艺人，是“史上最受欢迎的独唱男歌手”，是专辑销量超过周杰伦10倍的人……没听过他的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音乐。

　　他跟约翰·列侬称兄道弟，他看着迈克尔·杰克逊成名，他跟鲍勃·迪伦并驾齐驱，他让范思哲闹出了笑话……埃尔顿·约翰这个名字，就是一部行走的流行文化史。

　　他有一个外号，叫“乐坛常青树”。

　　去年，埃尔顿·约翰终于出了一部自传，他唯一的一部自传。

　　这本自传的英文名字只有一个单词，叫做“Me”，我把它翻译成《我，埃尔顿·约翰》。虽然出版已经好几个月了，在欧美各大书榜上，这本自传还是位居前列。

　　看完这本自传，我真是感慨良多。

　　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些企业家和政客的自传里，你只能看到“我怎么厉害”和“我认识的人怎么厉害”，你看到的是光环，满满的光环。那些成功人士的身上，似乎有一层金色的壳，摸上去硬邦邦的。

　　但是在埃尔顿·约翰这样的艺术家的自传里，你看到的是“我怎么混蛋”和“我认识的人怎么混蛋”。虽然书里充满了酒精、毒品、性爱、童年阴影和心里的阴暗面，虽然其中或许脏话连篇，但是它很真实。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的是一颗红扑扑的人心，摸上去软乎乎的。

　　下面，咱们就顺着这本自传，一起来看看他的人生故事。

　　（因为内容原因，本文篇幅较长，请不要着急往下拉哦）

　　· 01 ·

　　我的爸爸是“电闪雷鸣”

　　我叫埃尔顿·约翰。1947年3月25日，我出生在英国伦敦的郊区。

　　▲ 1948年，1岁的埃尔顿·约翰

　　我的本名其实不是埃尔顿·约翰，而是叫“雷金纳德·德怀特”。但是我非常讨厌“雷金纳德”这个名字，因为太拗口了。

　　你想吧，谁他娘的会发疯，去买一个叫雷金纳德的家伙出的唱片呢？所以，我后来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埃尔顿·约翰”。

　　但是，相比“雷金纳德”这个名字，我更讨厌“德怀特”这个姓氏。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我爸爸的姓。我爸爸到死也没觉得我是个像样的儿子。

　　我爸爸是一名军人，军衔是中尉。记得我小时候，他经常被派到国外去，不是去伊拉克就是去亚丁湾，总之经常不在家。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爸爸好像是一位来探望我们的亲戚，而不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

　　▲ 埃尔顿·约翰（右）和父亲（左）

　　但是，他自己显然不这么认为。一旦他回到家，他就会马上摆起做父亲的谱来。我的意思是，他会马上端起“一家之主”的架子，用最严厉的方式管教我。

　　比如说，假如我吃芹菜的时候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那这就是“错误的吃芹菜方式”，我就要因此挨骂甚至挨打。假如我把足球踢到了草坪外面，或者踢到了花坛，那我也要挨骂或者挨打。

　　他的脾气非常暴躁，暴躁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从来不会好好说一句：“来吧儿子，坐下”。他似乎根本不懂如何心平气和地使用语言。除了生气，他很少流露出什么个人情绪。

　　总之，他就是典型的、50年代的、英国式的“家长制作风”。

　　· 02 ·

　　我的妈妈是“阴云密布”

　　但是，真正给我带来心理阴影的人，不是我爸爸，而是我妈妈。

　　如果说爸爸的坏脾气像是“电闪雷鸣”，那么妈妈的坏脾气就是“阴云密布”。

　　▲ 埃尔顿·约翰（右）和母亲（左）

　　我妈妈的发小曾经这么形容她：在这个女人的周围，好像永远都有一层阴云笼罩，而她仿佛还挺享受这种感觉。

　　我体会最深的是，妈妈经常控制不了她的坏情绪，她一旦生气，就会用极其阴冷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冷暴力”。

　　就算是长大以后，每次我回想起童年，都会想到妈妈那可怕的怒视和阴森森的沉默。

　　每当那个时候，我就像是走在鸡蛋壳上一样，要非常小心地说话、做事，避免惹她发作。一旦妈妈真的发作，那“冷暴力”就会变成真正的暴力。

　　姥姥告诉我，我两岁的时候，因为不使用便盆，妈妈就用钢丝刷打我屁股，打到我流血；还有一次，妈妈发现我便秘，就把我放在厨房的排水槽里，用肥皂使劲往我的屁股里捅。

　　姥姥发现了之后，批评了妈妈，结果妈妈就跟姥姥大吵了一架，吵完之后很长时间都互相不说话。

　　我的父母脾气都这么暴躁，你可想而知，他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不吵架才怪。实际上，他们根本就过不到一起去，后来就离婚了。

　　现在回头想想，他们都太年轻了，二十岁出头，什么都不懂，就为人父母了。

　　▲ 1950年6月，白金汉宫外，埃尔顿·约翰（中）和母亲（右）以及继父（左）

　　· 03 ·

　　我最好的朋友，是一架钢琴

　　当时我倒是很乐意他们离婚。因为在他们离婚之前，我感觉我的童年就是个噩梦，我不是在等待妈妈的下一次愤怒爆发，就是在等待爸爸警告我又破坏了一条规矩。

　　这种生活，让我的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我的自尊心也备受伤害。

　　我一直喜欢收集各种小玩意，经常一个人躲进自己的房间里，把我收藏的一切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在那种混乱的生活里，我只能得到这么一点点秩序感。

　　还好当时，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妈妈就领着我一直住在姥姥家里。姥姥家里有架旧钢琴，是我姑妈小时候弹过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钢琴，很快就学会了弹一些曲子。

　　▲坐在那架旧钢琴旁边的埃尔顿·约翰

　　我发现，钢琴竟然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每当我弹钢琴的时候，爸爸妈妈的情绪似乎会稍微好一点。

　　如果我弹出了美妙的乐曲，我爸甚至会亲热地搂着我的肩膀，表现出一种少见的认同和自豪。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幸福。

　　不过，我爸表达表扬的方式，也就仅限于此了。

　　等到我7岁的时候，他们正式送我去上钢琴课。我学得挺快，听到一首曲子，就能在钢琴上“摸”出来。到11岁的时候，我就考上了皇家音乐学院的少年班，学的是古典音乐。

　　等到我长成一个青年以后，我还开始在附近酒吧里弹钢琴，也给别人写过歌。那时我们天真地以为会有别人唱我们写的歌，然而并没有。

　　▲1965年，埃尔顿·约翰（左一）加入的第一个乐队

　　· 05 ·

　　有人打群架，需要乐队伴奏

　　那个时候，英国最流行的是摇滚乐。现在说起摇滚乐，你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在当时，摇滚文化彻底改变了我们一代人。

　　有了摇滚乐，我们这些年轻人才第一次真正地感觉到：我们跟父母辈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反过来，老一辈人对摇滚音乐非常鄙视。那时最红的摇滚明星是美国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中文绰号“猫王”）。

　　一提到普雷斯利这个人，我爸爸就气不打一处来。我爸还说过，摇滚乐会导致孩子彻底堕落，变成坏孩子。

　　▲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经典造型

　　可能是因为“缺什么补什么”，我虽然没特意想要叛逆，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从事古典音乐，而是选择了摇滚乐——我加入了一个摇滚乐队，变成了一位谁也不认识的摇滚歌手。

　　那时我唯一的工作就是演出——我说的“演出”，跟你想的可不是一回事。

　　比如有一次，我们去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的一家酒吧演出。到了会场发现，舞台竟然有2米多高，爬上去都费劲。

　　▲ 70年代埃尔顿·约翰演出过的酒吧

　　而且，我们的演出刚开始，台下的酒杯就飞了起来，拳头也亮了出来，那些喝多了的人开始打群架。卧槽，与其说他们在看我们演出，不如说他们打架的时候需要我们伴奏。

　　后来酒吧经理告诉我们：我把舞台弄得那么高，就是为了防止那些人打架的时候，把你们给打死。

　　就这种演出，我们几乎每晚都要演两场，才能勉强维生。我们也翻唱别人的专辑。我们也跟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混在一起。我们什么都干，别人也是一样，这就是当时的文化。

　　有一天，我们在录音棚里录歌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突然走进来，走到钢琴前，弹了一首他们的新歌。这个人就是披头士乐队的保罗·麦卡特尼，那首歌叫《嘿，朱迪》（Hey Jude）。

　　▲ 保罗·麦卡特尼和当时的披头士乐队

　　· 05 ·

　　我，穿的像女王她妈妈

　　不久后，因为机缘巧合，我认识了一位专门写歌词的人，这个人叫伯尼·托平。伯尼能作词，我能作曲——我们俩合起来就能写歌了！

　　我不想变成一个只能唱别人歌的人，我想尝试一下自己写歌。一般来说，伯尼会先把歌词写出来，然后我拿着歌词，用很短的时间迅速谱曲。

　　当时我们没有钱租房子，我俩就都住在我妈妈的房子里，占据了楼上的房间，那是一段很温暖的岁月。

　　▲ 当时埃尔顿·约翰和伯尼·托平两个人，就住在这栋楼里

　　一天早上，伯尼在等待早餐的时候，写了一首歌。他把歌词递给我，我只用了15分钟就把曲子写好了。那首歌叫做《你的歌》（Your Song），没想到，那首歌能一直传唱到现在。

　　1968年3月，我们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叫做《我一直爱着你》，结果没产生什么影响。第二年我们又尝试自己录歌、自己出专辑。

　　1969年6月，我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名叫《空空的天》（Empty Sky），专辑最后卖出了几千张，其中有一首歌还打进了美国金曲榜前20名。这个成绩让当时的我们特别高兴。这起码说明，写歌这条路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 70年代的埃尔顿·约翰（左）和伯尼·托平（右）

　　但是，当时英国唱歌和写歌的人太多了。我凭什么能超出别人呢？

　　不是我刻意贬低自己，当时的我的确一点也不像个摇滚歌手，一点也不“酷”——我个子也不高，长得也不帅，身材也不好，还戴着个大眼镜，像个书呆子。另外，我还有点脱发，感觉快要头秃了。

　　心里越否定自己，就越需要靠表面的东西找到自信。

　　从那时候开始，我演出的时候穿的衣服就非常夸张，不光是颜色鲜艳，造型也很奇特。我曾经披着满身的粉色羽毛上场，我还曾经把五颜六色的塑料球缝在衣服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辣眼睛”。

　　看见我穿成这样，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莫库里忍不住讽刺我：“你他娘的，穿的些什么玩意，看上去简直像咱们女王她妈！”

　　▲ 70年代埃尔顿·约翰的“辣眼睛”装扮

　　虽然有点奇怪，但是靠着这些大胆的舞台造型，我似乎慢慢找到了一种风格。还有我的钢琴，也是我自己的风格，当时很少有摇滚歌手弹钢琴唱歌。那个时候，人们眼里的埃尔顿·约翰，就是这样。

　　这个埃尔顿·约翰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样子呢？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我靠着这个样子，还有我的钢琴，红起来了。

　　我去美国巡演过几次，一次比一次成功；等我再回到英国的时候，就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后来，我的歌好几次都登上了流行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我的专辑也一张比一张卖得好。

　　在整个上世纪70年代里，我渐渐确立了自己在流行乐坛的地位。当时有人评价说：埃尔顿·约翰是最红的摇滚明星。

　　▲ 埃尔顿·约翰开着一辆金漆的车，行驶在好莱坞名人大道上

　　· 06 ·

　　事业成功了，但是我不想活，我想死

　　是的，在歌迷面前，我是著名歌手埃尔顿·约翰，但是等到演出完毕，我回到旅馆，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仍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照着镜子，觉得自己的身材很丑；我摸摸自己的脑袋，3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有点脱发了。我总是对自己说：你他妈的算个什么玩意儿。

　　我不光瞧不起自己，还觉得别人也瞧不起我——包括我的家人。我为了让家人喜欢我，每次去美国都会给他们买超级多的礼物回来。

　　多到什么程度呢？那些东西因为超重，行李托运费比我的机票还贵。但是，我觉得家人还是不喜欢我。

　　我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能感觉出来自己心里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自卑、紧张、没有安全感、永远不被人认可。

　　这个小男孩不是别人，就是童年的我，他的名字叫做“雷金纳德·德怀特”。我憎恨那个雷金纳德·德怀特，我也害怕那个雷金纳德·德怀特。

　　我想要摆脱他，我希望自己不那么清醒，希望自己能糊涂一点。

　　有一次，我一晚上吃了12片安定片，差点死掉，最后助理把我抬到了医院，救了我。

　　还有一次，我又去美国演出，演出造成了轰动。我租了一架波音707飞机，把妈妈、姥姥和其他亲戚都接到美国，想让她们也分享成功的喜悦。

　　▲ 埃尔顿·约翰（左）和姥姥（右）

　　那天晚上，我的家人在露天餐桌吃东西，看着她们，我的心里却升腾出一种别样的情绪。我跑到楼上，吞下了好几片安定片，然后穿着睡衣就跳进了游泳池。

　　我不想活了，我想死。有人很快把我从池子里捞了出来。那天大家的心情都被我搅乱了。

　　发生那件事的时候，我才30来岁，现在我已经70多岁了。40年后我明白了，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自杀。

　　我当时是要做一些戏剧性的事情来引起别人的注意，不是站在舞台上千万人关注的那种注意，而是试图让我的家人明白——不管我的事业发展得有多好，不管别人怎么称呼我为大明星，在我的心里，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不像表面上那么美好。

　　▲ 埃尔顿·约翰（右）和英国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左）

　　是什么出了问题呢？其实我的心里一直憋着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听着，妈妈，我真的需要和你谈谈，我真的感觉不太好，我需要一点爱。”

　　第二句话是：“爸爸，我真的希望听到你亲口说一句‘儿子，做得好，我为你感到骄傲’。”

　　但是，我从来就没把这两句话说出口。我妈妈从来没有给我像样的爱。

　　我爸呢？自从他们离婚之后，我几乎没见过我爸。

　　多年以后，当我成了一个中年人，我亲生爸爸已经成了一个老头。那时他病得很重，他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我知道了，就提出要给他手术费，他断然拒绝了。

　　我们父子俩见了一面，一起出去吃了顿饭，一起看了一场球赛，然后分别，各自过各自的。这就是我跟我爸人生的最后一次交集。我爸到死都没有说过一句：“儿子，我为你感到自豪”。

　　▲ 1998年埃尔顿·约翰（左二）被授予“爵士”，站在他身边的是母亲和继父

　　· 08 ·

　　我跟约翰·列侬，躲在房间里吸毒

　　每当我想到这些，我就特别想要解脱。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正好遇上了一种似乎能让人解脱的东西，那就是“可卡因”。

　　我做了一生当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吸毒。

　　1974年的某个晚上，我走进录音棚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发现一位朋友在桌子上摆弄着什么东西，他把一些白色粉末在桌面上摆成了一条直线。

　　朋友对我说：“来吧，试试，这会让你感觉很好。”我俯下身，把那些白色粉末用鼻子吸了进去，那是我第一次吸食可卡因。

　　我顿时感到喉咙里很干涩、很麻木，难受得要死，就跑到厕所里呕吐起来。

　　奇怪的是，吐完之后，我又要求再吸一次。我发现这个东西很好，吸了以后，我可以突然打开心扉，可以不感到害羞或者胆怯，可以跟任何名人自在地交流。

　　比如，知道要跟著名的滚石乐队一起表演，我事前就吸了一点，表演的时候就觉得很放松、很自在。我觉得可卡因让我变得很酷，它是“万能良药”。

　　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可卡因。

　　而且，当时很多歌星都吸可卡因。比如说披头士乐队的主唱约翰·列侬，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就躲在纽约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吸可卡因。

　　突然外面有人“当当当”敲门，我们都吓得半死，以为是警察来了。约翰让我不要出声，透过猫眼看看到底是谁。结果不是警察，而是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还拿着他那台破相机。

　　▲ 约翰·列侬（左）和60年代末的披头士乐队

　　除了可卡因之外，还有一样东西也能让我解脱，那就是酒。酒是好东西，喝下去你就能忘了一切。

　　我那时候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经常醒来以后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舌头跟上颚粘在一起，拽都拽不下来。前一天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什么都不记得了。

　　有一次我跟美国歌星鲍勃·迪伦一起吃饭，然后我就喝多了，我朝他身上一个劲儿地扔橘子，但是酒醒之后全都想不起来了。

　　还有一次，也是在一次聚会上，我又喝多了，我指着远处的一个人说，“妈的那个园丁，从哪儿冒出来的？” 有人立即打断我：你什么眼神，妈的那不是个园丁，那是鲍勃·迪伦。

　　▲ 埃尔顿·约翰（中）和鲍勃·迪伦（右）

　　这就是我当时的生活：当我失败、失落的时候，我想要可卡因和酒来解脱；当我成功、得意的时候，我想要可卡因和酒来庆祝。

　　我不知道多少次对自己说，“以后不弄这些了，这是最后一次”，但是每当毒瘾犯了、酒醒了，也就忘了。

　　· 08 ·

　　我差点变成“埃尔顿·喉癌”

　　然而，我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还不到40岁，但是看上去就像60岁一样。我的脸变得浮肿发灰，原来金色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就像一条苍老的狗。

　　我的胃肠也出了问题，经常吃不下面包这样的“硬”东西，只能吞下一大桶哈根达斯冰淇淋当饭吃；吃完觉得更难受，又把它们呕吐到睡衣上。

　　然后，我又要去找酒喝，或者找几个男人，让他们摆出各种销魂的姿势给我欣赏。我不参与，我就喜欢看他们，我他妈的真是个变态。

　　那时候，我的音乐事业也走入了低谷。在整个80年代里，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写出那么多好的歌曲，甚至因为身体状态的原因，我在登台表演的时候也经常出错。

　　▲ 1980年，打扮成唐老鸭的埃尔顿·约翰

　　我还眼看着自己身边的音乐人，因为吸毒，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我想要摆脱这种状态，但是下不了决心。

　　好在老天帮了我一把。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次演出当中，我的声音突然变得粗哑而刺耳，我还在舞台上剧烈地咳嗽起来。我那咳嗽的声音，比唱歌的声音都大。

　　去医院一查，原来我的声带上长了个肿块，可能是喉癌。要真是喉癌的话，那就会彻底毁掉嗓子，一辈子就别再想唱歌了。

　　好在后来那个肿块被成功切除了，切除手术不但没有毁掉我的嗓子，还让我的声音变得更沙哑、更深沉、更有力度。我喜欢现在的声音，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

　　在那之前，不管是谁劝我停止吸毒、喝酒、暴饮暴食，我都听不进去，我继承了父母的脾气，动不动就对别人破口大骂。

　　但是到这个时候，我从内心深处明白，自己的生活方式真的出了问题，自己真的需要帮助。

　　“我真的需要帮助”，这句话我是流着眼泪说出来的。

　　· 9 ·

　　“永别了，白女士”

　　1990年7月，我去美国亚利桑那州，使用了一个假名字，住进了一家戒毒所。我决心彻底戒掉毒瘾。

　　在戒毒所里，我不是歌星，也不是名人，就像小时候一样，又变回了那个脆弱无助的、需要别人指导的普通人——那个雷金纳德·德怀特，他又回来了。

　　我这个40多岁的大男人，站在洗衣机面前，茫然无措。一位大姐看到我，愣了一会才说：你该不会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洗衣机吧？我点点头：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洗衣机，麻烦你帮我弄一下。

　　这就是我，在戒毒所里，我的生活基本没法自理。一开始，我非常不适应这个新身份，曾经试图拎着拉杆箱一走了之。

　　但是我走到外面又哭了起来——我能去哪儿呢？难道我要回到以前那种生活当中去吗？去吸毒、狂吃、呕到自己身上，再喝酒、烂醉如泥、看变态的动作，然后呢？然后呢？

　　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我选择留在戒毒所。

　　在戒毒所里，我参加了各种治疗项目：比如，有一个项目是把自己吸毒的不良后果老老实实地写成一个清单，结果我的清单足足有三页纸。

　　另一个项目是把白色的毒品粉末想象成一位“白女士”，结果我给可卡因这位“白女士”写了一封表示永远分手的信：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16年，你和我，我们有过一些美好的时光，但是现在我该坐下来告诉你我对你的真实感受了。……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似乎把以前压抑的一切都说了出来。我这辈子第一次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你在我身边，我无坚不摧；如果你走了，我又成了一个伤心的小孩。……

　　我花了16年的时间才意识到你没有带我去任何地方。你让我失去了灵性，让我无法发现自己到底是谁。我觉得，和你在一起16年后，我已经死去了。……白女士——永别了。”

　　有一次，病友之间要互相诚实地指出到底喜欢对方什么，不喜欢对方什么。有些人直接指出，我总是给自己负面评价，自己瞧不起自己，这是低自尊的表现。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低自尊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总是拼命借助毒品和酒来麻醉自己，提高自尊和自信。

　　你知道吗，当我是著名歌星的时候，我从来也听不到周围的人说这样的话，他们总是说我怎么怎么好，连不良习气都是好的；一旦我演出犯了错，他们也只会说“没事，没事，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戒毒所让我“接了地气”，让我找到了生活中真实的东西。这是戒毒所给我的一个意外惊喜。

　　在戒毒所里，我还跟那些“病友”交上了朋友，后来我们还有联系。等到我从戒毒所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像完全换了个人一样。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埃尔顿·约翰了。

　　戒毒以后，我休息了一年，专心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我买下了一栋房子，自己一个人住；我养了一条小狗，每天早上6点就准时去遛狗；我开始欣赏大自然，认真地研究那些花花草草。

　　另外，我还频繁地参加各种治疗上瘾的活动，比如戒酒会、戒毒会、厌食会、贪食会，等等。在那三年里，我差不多一共参加了1400场类似的活动。这件事都成了音乐圈里的笑话。

　　音乐圈里还有一个笑话，他们都说：“一旦发现吸毒上瘾的艺人，埃尔顿·约翰就要出手了。”不过这是真的，歌手Lady Gaga曾经沉迷吸毒，我帮她渡过了难关，她很感谢我；很有才的歌手拉弗斯·韦恩怀特，差点被冰毒弄得失明，后来我把他拖到了戒毒所。

　　▲ Lady Gaga和拉弗斯·韦恩怀特

　　有的时候，我晚上做梦还会梦见可卡因。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几乎能感觉到可卡因从我的喉咙里滑下来的那种麻木感，不过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

　　从那时候到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碰过毒品，也不和吸毒的人交往。我走出了低谷，找到了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 10 ·

　　《狮子王》和《风中的蜡烛》

　　当我从低谷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的音乐也从低谷里走出来了。

　　1994年，我有一个机会给电影《狮子王》配乐。我写了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叫《今夜你能感觉到爱吗》，另一首叫《哈库纳马塔塔》。这两首歌的全球销量迅速达到了3300万张。

　　▲ 埃尔顿·约翰（左）和词作家一起，创作《狮子王》的歌曲

　　1997年，跟我很熟的戴安娜王妃，突遭车祸去世。我为她改写了一首歌（本来那首歌写的是梦露），歌名叫做《风中的蜡烛》，并且被指定在戴安娜王妃的葬礼上演唱这首歌。

　　葬礼结束以后，在一周之内，这首单曲就卖出了350万张，成为有史以来销售速度最快、销量最高的单曲唱片。

　　2001年，我制作了一张新专辑，名叫《来自西海岸的歌》。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不关注在金曲榜上的排名，我要找回最纯粹的音乐感觉。结果，这张专辑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提到一个人：美国传奇歌星利昂·拉塞尔。

　　他曾经是我的偶像，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还没出名的时候，有一次去美国，遇见了他。我快要吓死了，生怕他批评我。但当时他对我说，你的歌不错。

　　▲ 1970年的埃尔顿·约翰和利昂·拉塞尔

　　多年以后，他的境况远不如从前，他的身体也不好。我想帮他一把，但我不好意思这么讲。

　　2010年，我跟利昂·拉塞尔携手打造了一张专辑，名叫《联盟》，这张专辑在各大榜单上都排在头几名。作为一个音乐人，他感到非常开心。

　　我们一起录专辑的时候，利昂·拉塞尔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他大脑里的某些液体，甚至会沿着鼻孔流出来。专辑《联盟》出版后过了几年，他就去世了。

　　利昂·拉塞尔有首歌叫《回到岛上》(Back To the Island)，其中有这么几句歌词：“我只好回去，回到岛上/看太阳落山/坐下来，看太阳落山”。

　　每次听这首歌，我就会想到他，想到失去，想到时间的流逝，想到人生的遗憾。听着听着，我就会哭起来。

　　我希望我的人生不要一次次地回到孤岛上，我希望我的人生不留下那么多的遗憾。

　　· 11 ·

　　我的一生中，从来没这样惭愧过

　　回顾我的人生，我特别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救”过我的心灵。

　　他不是明星，不是长辈，甚至不是音乐人，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他叫瑞安·怀特（Ryan White），是我的一个小歌迷。

　　▲ 埃尔顿·约翰（右）和瑞安·怀特（中）

　　在1990年前后，我在《新闻周刊》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深度报道，讲的是一个名叫瑞安·怀特的美国男孩，因为输血得了艾滋病。

　　知道他得艾滋病以后，学校的老师就不让他去上课，怕他传染给同学；同学的家长也联名呼吁，不要让这个孩子再回到学校。

　　家长们甚至威胁，一旦这个人回来上课，就重新盖一所学校，孩子们集体转学。在当地社区，有人故意割破了他母亲汽车的轮胎，还有人对着他家的窗户开了一枪。

　　这就是当时西方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那时很多人相信：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者和吸毒者的惩罚。

　　那时候，你如果去敲一个艾滋病患者的门，他们根本不敢开门，只敢开一条窄窄的门缝，从里面朝外惊恐地张望。

　　面对着来自同学、老师和邻居的敌意，年仅十几岁的瑞安·怀特表现出了极度的宽容和谅解。他和他的母亲抱着极大的勇气，联系了一些媒体，站出来给艾滋病患者说话，试图改变社会大众，转变人们对艾滋病的看法。

　　这一对平凡的母子，的确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甚至引起了当时美国总统的关注。

　　在那个时候，我的朋友、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正在为艾滋病患者四处奔走呼吁。很多人都劝她不要管艾滋病这件事，对她名声的影响不好，但是她不顾别人的反对，依然在做艾滋病的慈善活动。

　　▲ 出席有关艾滋病活动的伊丽莎白·泰勒（右）（坐在她身边的是南希·佩洛西，也就是前一阵子弹劾特朗普的那位众议院议长）

　　看到少年瑞安和伊丽莎白·泰勒做的事，我就感到无比羞愧。为什么呢？因为“艾滋病”这三个字让我回忆起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我自己是同性恋者。我也清楚地记得，身边有很多同性恋者，都因为患上艾滋病而去世。

　　比如，皇后乐队有一位助理，得了艾滋病，三个礼拜之后就去世了；还有我认识的一个女秘书，名叫朱莉·莱加特，她是英国第一位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的女性……如果算上我朋友的那些朋友，那就更多了。

　　这些人的悲惨不光在于得了绝症，也在于社会对他们的冷漠和歧视。

　　▲ 埃尔顿·约翰（左）和他的男伴大卫·费尼许（右）“领证”

　　我算得上是最有名的同性恋摇滚歌手。我又做了什么呢？我他妈的一点正经事也没做，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被歧视、被侮辱，然后痛苦地死去。

　　多年以来，我整天泡在跟男伴侣的小打小闹当中，还觉得自己很委屈、很受苦，得不到真爱，内心空虚，人生没有意义。

　　但是现在，一个普通的美国少年，就敢站出来挑战社会舆论；一位本可以不问世事的女影星，就敢不顾反对声援艾滋病患者。

　　▲ 迈克尔·杰克逊（右）和瑞安·怀特（左）

　　所以，当我得知这个名叫瑞安的美国少年是我的歌迷，我决心借此契机做点事情。我马上联系到了瑞安和他妈妈，去医院看望他们。

　　我还推着轮椅，带着瑞安到迪士尼乐园去玩。后来，我给了他们母子一笔费用，让他们搬家，远离那些恶毒的邻居。

　　但是，少年瑞安的病情很快就恶化了。等到我再见到瑞安时，他的呼吸道已经严重感染，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迈克尔·杰克逊得知瑞安病危，打电话来问需要提供什么帮助。当时我恰好就在旁边，我把电话听筒放在瑞安耳朵旁边。那时候瑞安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能眼巴巴地听着迈克尔·杰克逊讲话。

　　不久后，年仅18岁的瑞安病逝。老布什总统的夫人、我，还有迈克尔·杰克逊都参加了他的葬礼，美国前总统里根还发表了一篇悼念的文章。多年以后，因为他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还签署了一项相关的法律。

　　▲ 迈克尔·杰克逊在瑞安·怀特的葬礼上

　　那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一个一无所有的孩子，却改变了公众对同性恋和艾滋病的态度，我再不去做点什么，还对得起自己的身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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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出家当，为了拯救艾滋病人

　　参加完瑞安的葬礼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把所有的版税，都捐给英国的四个艾滋病慈善机构。

　　我还宣布，以后每发行一首歌，都会把版税捐出去。我还创作了一首关于艾滋病的歌，名叫《最后一首歌》。

　　当时有人告诉我，美国富豪唐纳德·特朗普新开了一家赌场，要请一些名人搞一个开幕式。我就去了，而且在赌场开幕式上义演，为艾滋病人筹集了一笔捐款。

　　之前我讲过，我一直喜欢收藏各种小玩意。为了帮助艾滋病人，我把自己多年来的收藏全拍卖了，包括所有唱片、名人用品和艺术品。苏富比拍卖行的人来我家搬东西，整整搬了三天才搬完，那些东西一共卖了27万美元。

　　我用这笔资金创办了“埃尔顿·约翰艾滋病基金会”（Elton John AIDS Foundation）。有了基金会之后，我就能做更多的慈善活动了。

　　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授予我法国最高的平民奖项——“荣誉军团勋章”，对我多年以来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当我写这本自传的时候，回忆起那段日子，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你问我，我一生中最深刻、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那我的回答一定是：关注艾滋病患者，成立艾滋病基金会。

　　为什么呢？倒不是因为我又得了什么勋章，得了什么奖，而是因为通过帮助艾滋病人，我才更加坚信一个道理：

　　名声和财富只会在一个人的周围吹出大量的泡沫，会让人感到自己很踏实、很安全，但事实上，它会把你和现实世界隔离；隔离之后，人生的意义就会消失，人生的价值就得不到实现，你的灵魂就会空虚，然后毁灭，然后垮掉。

　　我认为“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就是这么垮掉的，“流行之王”迈克尔·杰克逊也是这么垮掉的。我替他们感到惋惜。

　　所以说，无论你多么成功，无论你头顶上的光环多么亮，每个人都需要跟现实生活产生真正的联系，这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

　　到这里，“乐坛常青树”埃尔顿·约翰的人生故事就讲完了。我发现，埃尔顿·约翰的一生，其实一直被三个问题所困扰。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面对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

　　第二个问题是，当人生误入歧途的时候，如何自我救赎，重新爬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这三个问题贯穿了埃尔顿·约翰的整个人生，也成为了这本自传的骨架和灵魂——当埃尔顿·约翰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快乐的、幸福的；当他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时候，他就陷入迷茫、失败、崩溃甚至堕落当中。

　　其实这三个问题，不仅仅是埃尔顿·约翰的难题，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难题。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最初面对的都是那个无法选择、也不可更改的童年；而在追求自己可以选择的人生道路时，也难免会误入歧途；但我们最终需要找到人生的价值，找到活着的意义，找到一个安放心灵的地方，否则很可能终其一生在面对内心的煎熬。

　　说到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永远都住着这样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你心底里的那个孩子。他会突然带着过去的伤和痛出现在你面前，他会哭着喊着告诉你，他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

　　第二个人，是那个教唆你去放纵的恶魔。在你顺利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放纵吧，庆祝你的伟大成功”；在你不顺利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放纵吧，摆脱你的一切痛苦”；

　　第三个人，则是头戴耀眼光环的明星。在你的一生中，总有成功和得意的时候，总有站在人生至高点的时候，你会相信自己就是明星，你眼前只有那个耀眼的光环。

　　转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刚才说的三个人生重大问题，其实也就是：你要如何对待心里面的这三个角色。

　　你可以选择永远躲着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随波逐流、浑浑噩噩；你也可以选择对他们三个言听计从，让你的人生变得不由自主、磕磕碰碰，甚至头破血流……

　　但如果你选择做他们三个的主人，那你就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的人生，最终因为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变得平和、坦然，敢于面对人生接下来的起起落落。

　　这是我从埃尔顿·约翰的故事里，读出的最好的东西。他把那么多低迷、曲折和堕落写给了我们看，我真的很想对他说一句谢谢。

　　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我想起了埃尔顿·约翰第一张专辑里的那首《你的歌》：

　　“你可以告诉大家，这首歌是属于你的歌；

　　也许它很简单，但是我已将它写完；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用文字去记述，世上有了你，生命多么美。”

　　是属于他的歌，更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歌。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故事对你有所启发，那就请你动动手指，把这首“歌”分享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