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1900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稍有理性的人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蒙昧，迷信，胡打乱杀，盲目排外，可谓愚昧。然而几乎所有的评论，不管多么负面，最后还是得加上一句，义和团是爱国运动。真的吗？哪有这档事。在一个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的地方，一伙从未享受过国家的好处，还备受欺凌的乡民百姓，爱哪门子国!
如一百多年前一样，现在甚至更重要，理性要反对另一类愚昧：思维定势的陷阱。对诸多在近代反帝的政治正确语言下做出的历史论断，应问一个问题，“这可能吗？” 我们当然不可能重新生活到某个历史时刻去辨别真伪，但是凭借常识，设身处地想一想，即可以剔除许多有意编造的谬误。
义和团的著名口号是扶清灭洋。认定义和团爱国，显然缘自其灭洋的口号。显而易见，洋人是清朝廷的敌人，但碍着义和团什么事非得灭之，没人说清楚。那时，洋人极少，普通百姓与洋人没有交集。绝大多数乡下人一辈子也没见过洋人，就是见到的洋人也不会心生嫉恨，洋鬼子接人待物要比满清父母官友善的多。事实上，满清官府（任何官府）对汉人百姓才穷凶极恶。
传教是民间活动，传教士紧随商人到达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世俗的，君权天授而非神授，对宗教一般不太在意，条件是不能威胁他们的统治。清帝康熙最初对传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天主教是否允许教徒祭祖一事上，发现教徒可能受外来影响，威胁其绝对皇权，因而禁止传教。19世纪中叶后，洋人强迫清廷签订的条约取消了这个无理禁令。反洋教者把传洋教与洋人侵略联系起来是十分有效的斗争策略，尽管没道理。
以往对洋教的指责常见有三。
一是不法之徒混入教会，洋教士庇护教徒，干涉官司，地方官吏惧怕洋人，不敢绳之以法。
二是强占耕地建教堂。
三是不许祭祖。
其实稍加思考，皆为无稽之谈。列强的坚船利炮都在大洋之上，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能指望得上吗？他们只影单形，传教唯一的靠山就是与人为善，否则根本无法待得住。在他们的信仰里，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怎可能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干涉当地司法？至于地方官员会在判案时偏袒洋教吗？不可能。清朝的上下官员极其仇视洋教，若得教民涉案，恨不得朝死里整，怎会袒护。退一步说，如果某官员不想惹洋麻烦，判案时与法无据的偏袒教民，必然惹出更严重的土麻烦：同僚弹劾，士绅唾骂，民意哗然，甚至骚乱，其中的轻重利害，他岂能不知晓？
至于建教堂占地，教会无权无势，没有强拆队，如何强占？土地的获得必须是合法的。但有些合法的事在当时国人眼中不合情，是一些教案纠纷的缘由，如著名的清河教案。关于这个事件，本文不作详述。此类案件都是孤立事件，笔者认为不足以造成大范围的骚乱。
祭祖问题是洋教被攻击的口实之一。洋教对祖先的态度是尊敬而不崇拜，鞠躬而不磕头。这种态度弄得乡村里祠堂管事的族长们很不爽，因为可能动摇他们的地位。但大多数普通村民对此未必特别在意。祭祖时，他们也只是溜边边看热闹的，没他们正经什么事。当然这并不妨碍磕头的对不磕头的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们近代史的教育充满不实之词，说什么义和团最后在八国联军和清军的镇压下失败了。八国联军一路攻入北京，清军略有抵抗，义和团不见踪影。城破之时，义和团的首领和绝大部分团众，扔掉刀枪和红头巾，除少数行动迟缓者或流连忘返者，一哄而散，涌出北京城门，两三天就逃回直隶家乡，哪儿去镇压？义和团充分显示了他们的高度智慧：见了羊是狼；见了狼是羊，但并不坐等着变羊肉，而是跑回羊圈躲了起来。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兴如潮起，退如潮落。对于回到家的人们，旱灾已经过去，他们又是农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但即使是时代的潮汐也无法洗刷干净他们手上死难者的血迹。义和团，为其残杀无辜，尤其是大规模滥杀无辜同胞的罪恶，被永远钉在贴着汉奸标签的历史耻辱柱上。
可悲的是，义和团运动亦如潮落潮起，几十年再来一次，只是每次换个西太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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