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未成年练习生的11年合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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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未成年练习生与经纪公司签的演艺合同，引发了长达近两年的诉讼纠纷，明星梦碎的同时，也给双方带来了极大的负累。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二审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违约方起诉解除相关内容，判决撤销原判，改判双方合同解除。

难以承担的“明星梦”

17岁的小奕是一名重庆的高三学生，本该一心准备高考的他，这两年却一直为官司烦忧。小奕喜欢唱歌跳舞，两年前在微博上看到某演艺公司给他的留言，想邀请他来上海，成为一名接受公司专业培训的练习生。

小奕和父母来到上海后，了解到这的确是一家培养艺人的演艺公司，并且公司还承诺为小奕在上海联系学校借读以继续完成学业。想到今后可能踏上的明星之路，父母作为监护人就替小奕同公司签了长达11年的《艺人合同》，约定了双方在履约中的权利和义务。

签约后，公司为小奕安排在上海某中学借读，小奕也接受了公司的培训，并参加了综艺、舞台剧、舞蹈类等节目。但短短一年多后，小奕就与公司发生了许多不快，渐渐对演艺事业失去了信心。

2018年8月，小奕和父母委托律师向公司提出解约。无独有偶，小奕的同乡，16岁的小含经历也与小奕相似，并且也想与公司解约。公司不同意，二人先后将公司告上了法庭，请求与公司解除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合法有效，并且公司也根据合同履行了相关义务，不构成根本违约，驳回了小奕和小含的诉请。小奕和小含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诉请。

争议：演艺合同能否解除？

小奕和小含诉称，公司曾明确承诺保证签约的练习生接受完整的学历教育，但现在国家关于学籍和借读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并且因为公司的活动安排与学习冲突，二人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继续履约可能会无法升学而影响未来发展，所以要解除合同。

演艺公司辩称，安排练习生接受教育并非《艺人合同》的合同目的，也非公司的义务，并且公司为未成年人长远发展考虑，已经安排了优质教育资源确保练习生受教育权不受影响；且小奕和小含也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阶段，学籍问题不影响回原籍参加高考。

小奕和小含表示，上海的教材与重庆不一样，他们如果不先回原籍读书，根本考不上大学。他们现在不想其他的，只想安心读书，认真准备参加高考。

演艺公司认为，两人未经公司同意擅自参加别的演出活动，违反了《艺人合同》约定，解约完全是为了商业目的，想加入其他公司。

小奕和小含则说，参加的其他演出只是一次无偿的义演活动，而不是商业演出活动，与同公司解约没有关系。两人已经回到老家，一直在学校读书。

二审庭审中，小奕和小含提交了教育部关于严禁各地招收借读生、严禁学生空挂学籍的文件，还有公司负责人曾在招生发布会上承诺为异地练习生提供在上海借读学校的视频，以及二人目前均已实际在重庆的学校就读的证明。而公司方则提供了二人参加其他未经安排的演艺活动的视频。

双方还就公司是否存在隐匿收入行为、是否在节目中未尽到审慎义务导致练习生形象受损，以及是否教唆练习生外出喝酒等一审已经提出过的问题进行了论辩。

二审

符合违约方解除条件

改判合同解除

上海一中院对双方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另查明小奕和小含自2018年暑假后即从上海返回了重庆，学籍都在重庆的学校，目前也在学校就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艺人合同》真实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合同中并无练习生在合同履行期间是否或者如何接受全日制正规教育的约定，且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文件均为合同签订之后发布，因该文件发布而导致学籍管理政策调整的后果，亦不能归责于公司。关于小奕和小含主张公司存在隐匿瞒报且未支付演出活动收益、二人参加节目被打码影响其形象、公司负责人教唆其外出饮酒造成其身心伤害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上海一中院同时认为，《艺人合同》约定了小奕和小含长达11年之久的具有人身依附与约束属性的重大权利义务内容，合同的履行一方面对于他们当下乃至成年以后长远的人生规划和发展道路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演艺公司而言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商业风险。结合双方在本案诉讼前已经过多次协商、在诉讼中一二审法院亦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未成的情形，法院认为双方之间明显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已经缺乏继续履行合同所需的信任基础。

就合同应否解除，上海一中院结合纪要第48条违约方起诉合同解除相关规定，说理如下：

首先，小奕和小含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二审时，小奕和小含到庭陈述，表示早已离开演艺公司回重庆就读高中，当前就想安心学习，认真准备参加高考。小奕和小含虽目前尚未成年，但其意思表示真实完整连贯，法院予以充分尊重。且小奕和小含在合同履行一年之后确已返回原籍专心学业，致使合同至今已近两年未能实际履行。在此情形之下，法院认为合同明显缺乏继续履行的现实基础。同时，演艺公司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小奕和小含主张解约是为转而寻求其他平台继续从事演艺事业，法院亦未发现小奕和小含不再履行合同而希望专心学业的理由存在恶意毁约或违约的情形。

其次，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对小奕和小含显失公平。根据现有相关教育政策及现实情况，继续履行合同必然影响小奕和小含完成高中学业参加高考争取接受高等教育，进而可能影响其今后更长时间内的人生规划与发展道路。而对于演艺公司而言，其作为有一定规模的演艺经纪行业从业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并非只与个别的、特定的练习生签订类似合同。因此是否解除合同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各自利益而言，其重要性并不对等，继续履行对于未成年人小奕和小含而言将显失公平。

再次，演艺公司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演艺公司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及演艺经纪行业秩序的考量，尽量维持其所订立的《艺人合同》稳定性，应当予以理解。但在经各方再三就解约赔偿问题进行协商调解未成之后，演艺公司已经明确知晓小奕和小含愿意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愿再继续履行，合同事实上也因小奕和小含早已返回原籍就学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仍坚持不同意解除合同，应当认定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所述，上海一中院认为合同双方对于合同履行已经形成僵局，《艺人合同》继续履行既非必要，也无现实可能，且任何一方均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在此情况之下，对于小奕和小含通过诉讼方式主张解除合同，法院予以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本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或者免除。因此，合同解除后，当事人认为合同对方存在违约行为造成其损失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中的约定，另行提出相应主张。

上海一中院遂作出判决，撤销原判，改判双方签订的《艺人合同》解除。

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上海一中院少年家事综合审判庭庭长郭海云指出，本案中的《艺人合同》兼具居间、委托、行纪、服务的多重属性，属于有鲜明演艺行业特征的特殊商事合同，本案一方当事人为未成年人，使得合同更具有特殊性。由于双方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合同近两年未能实际履行，经审查，本案符合纪要中“违约方起诉解除”规定的情形，并根据保护未成年人受教育的合法权利和合同履行的现实情况，最终判决双方合同解除。而由于违约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关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

法官提醒，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支持孩子梦想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孩子的学业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审慎签订演艺合约，以免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