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被舆论纷扰的公共资源

　　轰炸电影第116篇原创文章

　　文 | 布拉德

　　随着疫情降温，原本季节性发生的吃瓜话题轮番上映。2·27事件作为起点，罗志祥群P、屈楚萧分手、孙杨禁赛门、天猫总裁出轨、青春有你二各种鸡毛甚至是张文宏医生喝粥不可取。各种事件叠加在这个密集的时间段中，普通网民纷纷化身吃瓜群众。

　　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明星话题的高传播度、但微博的沦陷导致了普罗大众并没有话语权。加之社会论调渐趋单极化，话题的高密度累积所建立的是一种单一性的想像性关系。这些话题大致分为：墙外的政治性事件、娱乐圈内部话语权争夺、少量的社会性事件。

　　近几年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两性相处模式。许多话题当中都呈现出了女性对建立话语权的欲望，女性与男性的对立渐趋极端。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借重拉康的镜像理论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解释是：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系统，其中个人与其生存状况是一种想像性关系。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区分了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类。娱乐圈、电影、媒体就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的作用是，统治阶级将个人询唤为主体。

　　墙外的政治事件其中涵盖：西方领导人争议性话语、疫情下华裔收到种族主义歧视、西方民众的反智行为。疫情起始，西方诸多媒体攻讦中国忽视人权，当下西方遭遇则遭到了中国网民的反攻。

　　疫情施虐，多个国家实行内部保护主义，关闭边境，在国家内部催动东西两极对立。川普甩锅中国，北欧主流媒体辱华、美国议员起诉中国甚至是我们国家发言官对美国的驳斥。

　　目的都在于向自己民众的传播意识形态话语，这种话语是建立在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态度之上。都迫切的需要民族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服从于权威话语。

　　此刻回到东西方民众角度。澳大利亚与意大利都发生了华人在街头受到攻击的新闻，英国利物浦地区焚烧5G基站（某种程度上华为已经成为了5G代名词），美籍华裔人士屯枪自卫。于此同时，国内对西方敌视也不断的升温，对方方的批判、病毒美国发源说。东西民众均接受了政治话语，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共谋。

　　在本土语境当中，方方与特朗普成为两个被媒体塑造的工具符号。方方日记所掀起的争议，也让他成为本土话语当中的西方代言人。特朗普由于各种骚操作，被戏称为美利坚最后一位总统。方方也好、特朗普也好，他们的行为与思维远比表象更复杂，但是他们都被媒体塑造成了一个虚拟的西方形象。在这种文化多元的背景之下，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人物符号。

　　娱乐圈内部的风风雨雨已经完全盖过了疫情对社会的冲击，甚至是哈尔滨多人传播事件也被化作情色向娱乐新闻。对娱乐圈新闻的热衷在本质上对政治事件的关注相同。两者都将自己投射进一段想像性关系当中。

　　众所周知，娱乐圈粉丝是具有帮派性质的，因此也衍生出饭圈女孩这种称谓。肖战事件、某欧美女星向总局举报世界演唱会，杨紫与迪丽热巴粉丝互撕。且不论事件真相的罗生门，各个集团内部粉丝甚至向管理者借用权利。

　　渺小的个人在集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与集体建立想像性关系。勒庞的《乌合之众》在这些事件中不断被提及，但这本书原有的名字为《大众心理学》。首先，必须说这本书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作品，有偏激性、对女性与底层群体的歧视。

　　勒庞在书中提到，个体深处群众之中会更勇敢、受制于领导者话语煽动、怀有法不责众心理。书中所提到的特性或多或少体现在网络群体当中，无论是肖战粉丝抑或反肖战粉。处于各团体内部的个体接受了来自于本群体的意识形态。

　　第四季《十三邀》，许知远采访了矛盾文学奖获得者金宇澄。他表示自己"渣男"这个词语的不认同，"渣男、这个词太幼稚，人性是很复杂的。"罗志祥的行为当然没有洗，事件爆发之后男性于女性呈现出了两类看法。

　　女性对罗志祥的唾骂，怒骂他是渣男；男性表达对罗志祥群嘲加羡慕。罗志祥也好、蒋凡也罢他们都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是陈永仁死去之后的刘建明，他们有的选择。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并没有可选择，只能在明星的行为中寻求自我认同。

　　拉康提出了"凝视理论"，主体在凝视对象中投射自我的欲望。男性在罗志祥事件表达了自己内心对拥有女性的欲望，女性对渣男的仇恨化作对罗志祥的攻击。之后是齐泽克丰富了拉康关于凝视的学说。

　　齐泽克认为在色情片中，被观看者占据了主体地位，他唤醒观看者的性意识。群众对罗志祥群P事件的关注，内心是人类的窥淫欲望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娱乐圈明星出轨总是能激起高关注度、高话题度的原因。吃瓜群众对罗志祥的围观，并不仅仅在于周扬青对桃色新闻的披露，根源是吃瓜群众对色情的追逐。

　　不同于政治事、桃色新闻，社会性事件需要更多的被关注。但事实是，社会性事件往往生命力是最短暂，性侵幼女案、N号房、被掩埋儿童、凉山消防员、包丽去世。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普通人很难在社会新闻中保有持续关注度。

　　更多的时候，在社会事件当中普通人只能以道德同情的态度给与关注。包丽、N号房等事件都显现出对女性的威胁，但是作为弱势的女性在这个巨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并无法改变任何东西。男性对罪恶行为表示驳斥，但是在面对巨大诱惑面前依旧很难战胜人性的桎梏。

　　全球化让个体于个体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大家都怀有一种世界变好的愿望。即使是最微小的社会性事件的爆发都会使人陷入一种绝望，疫情阴影之下群体性爆发更是不断冲击内心。人总是追求幻梦的，无时不刻不期待潜逃回"想象界"当中。

　　学者刘欣在评价黑泽明说到"面对惨祸，黑泽明与他的人物们选择与受害者一起承受苦难。"多数人面对发生在身边的悲剧，会采取犬儒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些社会性事件中的受害者，总是很快的被遗忘。人类的共情能力多数赋予了甜蜜，直面惨痛的内心需要无比强大。

　　在这些社会性话题当中，女性显示出了比男性更高的参与度。传统儒家文化对母亲的崇高歌颂，政治话语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决定了中国并没有如同西方那般对立感。但是，在这些社会性事件中依旧遭到了两性对立的切割。源于更多的受害者依旧来自于女性，占据社会主体的男性在更多时候作为施暴者。鲍某明与N号房事件中受害的女性令人痛惜，对施暴者的攻讦常常上升为性别层面。

　　但是这种尖锐的二元对立，并无法柔和事件中受害的女性。女性在表达对男性厌恶的同时也在激起某些男性对女性的反击。因此，作为一名普通男性的我并不赞成当下渐渐极端的女权运动。中国并不同于西方群众参与性社会体制，更多时候还是需要上层规则制定者推动至上而下的改革。

　　最近频发的这些事件，很难让普通个体的我们继续沉默。女性平权、受害儿童不应该成为某些人实现目的的工具。疫情之下，各国民众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我所希望的只是，将更多精力投诸弱势群体当中。每一次明星爆发出轨门，总是在道歉信中表达对占用公共资源的歉意。

　　人性或许是恶的，但是社会、法律、道德对我们的管束不应该只是强制性。